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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1）
中国有关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专题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西方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片中采访的许多人都是西方学者。专题片反映的观点与近年来指引德国和日本行动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与世界交往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体现了它所处的环境、本国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尽管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但中国坦言它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的外部关切大都集中在发展问题上。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人们很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用它来粉饰受利益驱使的政策。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有一些重大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区别源于各自对“上帝”的认识。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人是否必须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时，回答“是”的美国人稳居多数（57％）。但在日本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国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2％！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反常的，它严重地偏离了西方人的常识，就连在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这一情况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但对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东亚人不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的说法，更不相信是他确立了一套人们必须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则。这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式或闪米特人的上帝观，犹太教、基督教和*教也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但对中国文明来说这却是荒诞而离谱的。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宗教称为“儒教”。然而，著名儒学专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为关于‘超凡的造物主—神灵’的神学”，那么儒家学说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先知或圣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说留传下来的著作片段，很明显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讳地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神灵，并确立了一些学习知识、修身养性、保持社会稳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规则。孔子的著述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约瑟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先驱，如伏尔泰、卢梭、达朗伯尔和狄德罗等，都如饥似渴地研读孔子的经典著作。在1600~1649年间，欧洲每10年就要出现30~50部题名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间则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热的出现恰逢30年战争（1618~1648）刚刚结束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和伤亡。因此，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并把它视为与“神圣法”相对立的“自然法”的基础。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的传说，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2）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妨碍了他的传教工作），转而穿上了儒家读书人的服装。利玛窦一开始耻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灵魂不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儒家学派是“真正的文学殿堂”。但他最后终于发现，虽然儒家学说对上帝和来世持“一种最严格的中立立场”，但也有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正义感。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一样，利玛窦最后认为西方应当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
上帝与外交政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英国、美国、法国、沙特*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候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过经济政策？）在许多领域里，中国人都实行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说他们并非福音主义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使中国的政策体现更广大的目标和价值观。中国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为了在21世纪兴旺发达起来，将会酿造它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其中既有东方成分，又有西方风味。
崛起势不可当（1）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比吴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对中国的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