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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班要轮流帮厨，很多时候就是砍红苕砣砣。没有案板和砧板之类，右手执菜刀，左手拿红苕，对着装红苕的背篼箩筐，就这样一刀一刀砍下去，一次我失手把自己的大拇指砍得血糊淋漓的。
学生伙食费每月三元六角。学生平均供应口粮标准22斤。学校再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25、21、17斤。我是最低年级、女生，当然是丙等17斤。平均每天不到6两，一餐不到2两。如果以现在一些人家以鸡鸭鱼肉蛋奶菜果为主食，粮米为辅食，有的美女为减肥晚餐不吃一颗米饭的标准计算，一个人一个月吃不了17斤粮食。可那时是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半点油星星，更不说鸡鸭鱼肉了。其他副食品也奇缺，过年时一户人才有2两花生票，3两粉条票，半斤红糖票之类。
正该长身体的时候，吃那2两量的包谷、高粱、红苕（一斤米折合4－5斤红苕）饿得很快。一个个饿得痨肠刮肚，走路都打偏偏。饥饿感撕破了少男少女“同窗”的温情面纱。不管男生女生，每一桌都分饭，同桌8个人轮流执政，用篾片刀“划饭”“划馍馍”。当然也有“执政者”不知是手艺不到家或者是有私心，或许自己碗里那几砣红苕明显大一点，或许某个不友好者碗里的高粱面馍馍明显小一点，于是同桌抗议声四起，被亏欠者眼泪水婆娑，只有马上做纸砣坨抓阄儿，才能解决矛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一（3）
为求分米饭、红苕、包谷、高粱馍的公平均匀，也不晓得是哪个精灵鬼发明了“哑巴称”：一根竹筷子穿几根细索索吊个蔑圈圈，秤砣就是一砣鹅卵石或者小石块。饭“划”开分好了，还要一份一份称一下，多退少添。这项发明一下子就风行全食堂。还有一些男生自做一把像模像样的木勺子，插在本是插钢笔的左胸衣服口袋上。吃包谷颗颗时，木勺子舀起一颗来，欣赏一会儿，才细嚼慢咽缓缓吞下去。不知是自我安慰辘辘的饥肠或是抑制抚慰饥渴的心？
今天，我臆想，每一餐饭都是一堂生存教育实践课，一堂公平交易操作课。这些十几岁的娃儿妹崽发明的哑巴称、木勺子如果保留到今天，说不定可以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物见证，说不定还可以申请个什么奖。我们那些喝腻了牛奶只喝可口可乐，吃腻了鸡蛋只吃肯德基的宝贝儿，说不定以为这些东东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土星人的什么玩具。
在学校吃不饱，大家只有眼巴巴地望到星期六回家改善一下伙食。女同学大刘的爸爸在镇上馆子头煮面，星期天晚上她在寝室头夸嘴“爸给我下了一大碗清汤面，还放了味精的”， 我羡慕得口水流出来打湿了半边枕头，当时就认定“在馆子头”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后来在西充县馆子头卖了几年票，总算圆了少女梦）。
一个清平乡的小个子刘躲在铺盖笼笼里，牙齿嘎嘣嘎嘣响。第二天，挨着她睡的邻铺悄悄告诉大家，小个子刘那个宝贝瓶瓶里装的一瓶耗子肉颗颗，还请她吃了一颗，香得不摆了！
我们女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贝瓶瓶，大的如漱口盅，小的如酒杯。一个家在农村、成绩稀孬的同学，大瓶子里倒出来几个李子或者一把红苕干，赢得了家在街上、以前一点都瞧不起她的副班长的好感以至姐妹相称。我的拇指大的小瓶子头有半瓶油炒盐巴，揣在裤包里，心头难受得实在受不了时，就抹几颗盐巴在舌头上，吞一口口水。那时，一户人每个月定量半斤盐，那小半瓶盐巴也是妈特别心痛我优待我的啊！
有个星期六，我端上分得的二两白米干饭，还在路上扯了小半背篼鹅儿草，心想回家煮成野菜稀饭要吃得饱一些。那晓得妈误解为我已经在学校吃过了，这碗饭是我送给他们吃的，她和二弟、三弟分吃野菜稀饭时，没有喊我，也根本没有给我分一份。我那个饿呀，委屈呀，和着眼泪水哗哗往肚子里流。－－这个小故事一直保密到今天。
一些男生与饥饿斗争的手段和女生不同，他们要轮班在农场守夜。那些茄子冬瓜、包谷红苕就成了他们半夜三更的篝火晚餐。学校明知，可能也无法阻止。我记得邓老师在黑板报上写了一篇《嫩冬瓜的埋怨》含蓄委婉地批评。还有一男生与同学打赌，一次是一口吃下二两一个的馒头，一次是一口吃下80颗胡豆，他梗得脸青面黑脖子粗差点噎死，终于还是赢了，结果输家出了饭票，双方都遭老师一顿狠批。
我胃病吃不下饭，每顿分的半碗红苕砣砣都要给哥端去，我至今都记得哥哥同桌那些男生绿眉绿眼的、恨不得在我碗中夹一砣红苕的眼神。自己只喝几口汤。拉肚子几个月，拉成了一根软塌塌的面条，身高约米多，体重才40来斤。
三
大约是1960年暑假里一天，用橡皮弹弓子打雀儿几乎百发百中的大弟提了一只死麻雀回家，二弟、三弟雀跃欢呼：“今天要吃嘎嘎哟！吃嘎嘎哟！”（嘎嘎，川北方言，指肉）。连续大天干，溪沟里水都没有了，山坡坡上的竹子也干死了，麻雀都快绝种了，他今天还运气好，打到一只麻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一（4）
麻雀是“四害”之一，重点消灭对象。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办法是“人海战术，疲劳轰炸”。小镇中学和小学的师生，还有小镇居民，几百上千人浩浩荡荡地到田野里去“吆（赶）麻雀”，我们觉得比过年还闹热好耍。满山遍野敲锣的、打鼓的，敲洗脸盆的、敲瓦罐罐的，敲得山摇地动。更多的人挥舞着竹竿“啊啊－－哇哇”地拼命吆喝，嘈声杂音惊天动地、持续不断，把麻雀惊得满天飞。可怜的小麻雀飞累了，也找不着可以落落脚歇一歇的树枝竹林，累断了翅膀吓破了胆，就像黑雨点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回去时，几乎人人手上都提着死麻雀。这样吆赶了好多天，麻雀几乎绝迹了。
大弟神情专注地给麻雀扯毛、破肚、洒点盐巴，然后用一张南瓜叶叶包好，又糊上一层稀泥巴，就丢进灶孔的余火热灰中埋起来。我们姐弟四个就坐在柴灶门口边，眼巴巴地守候着。
几个月都没吃肉了，好想吃肉哟！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吃肉还是在过年时。我妈在打白头霜的寒风中半夜起来排队，排了好几个小时，凭户口本每人供应二两，买了一斤肉。我妈拿着巴掌大的一小块肉又喜又愁。喜的是这点肉好歹可以润滑一下一家人快要生锈了的肠子。愁的是这点肉煮熟了才一小碗，几个娃娃争的争，抢的抢，大的哭，小的闹，筷子打架要把桌子掀翻。大娃小崽都是妈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亏欠了哪个她都心痛。我妈就想了个办法，用大针穿上扎鞋底的粗麻线，把切成薄片的肉串成串串，肥瘦搭配，每串四、五片。拌点米粉子，蒸熟了一人一串。看着我妈切肉、串肉，我心里好佩服她，她简直是个天才发明家。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新疆羊肉串哟。
过了一哈哈儿，大概小半节课那么久吧（那时家里可没有钟呀表呀什么的），麻雀肉的香味都闻得到了，馋得人口水长流。我一边吞口水一边想，要是前两年不吆死那么多麻雀，今天神枪手大弟打它个五、六只，我们一个人一只，那才安逸哟！
大弟小心翼翼地从灶灰中掏出麻雀，剥去滚烫的烧硬了的泥巴，红嫩嫩的麻雀肉就显出来了。哎呀！烧熟了的麻雀怎么那么小呀？！小得像只蟋蟀。我们几个眼鼓鼓地望着它。大弟不声不响地把麻雀撕扯开，摊在手掌上，然后非常权威地分配：“胸脯子肉姐一块，给妈留一块。你们两个小弟娃，一人一个翅膀一条腿，麻雀脑壳是我的。”
我伸出两个手指头夹起那一小块胸脯肉，它是麻雀身上最肥厚的部位，却也只有半颗干胡豆大。我馋得喉咙管都伸出爪爪了，不记得是狼吞虎咽般一口吞下，或者是撕成丝丝细嚼慢咽，反正是香得连舌头都差点吞下去了。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的美味。
那年给妈做80大寿，人到中年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当官的、从文的、经商的，个个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寿宴上不知怎么七嘴八舌扯到烧麻雀的往事，事隔30多年，居然人人记得清清楚楚。二弟说：“那麻雀脚爪爪，一根光骨头，嚼起来香得很。”三弟说：“麻雀的翅膀上还有毛桩桩，我也一起吃下去了。”当年打麻雀、烧麻雀、分麻雀而自己只吃了一个麻雀脑壳的大弟，而今是名声在外的电器维修专家，他憨憨地笑着，一言未发。
“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一（5）
侄儿侄女们像听天方夜谭，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叹不已：“哇塞！一个麻雀五个人吃！？塞牙缝缝都不够呀！‘神枪手’好伟大哟！好有人性美哟！好有亲情哟！可以写成小说了！”
四
体育课停上了，劳动课却不断增加。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儿妹崽，也做不了好多大活路，好多回在北门河对门上游坝去，割麦子呀，扯油菜杆杆呀，来回几里路拖棉花杆杆呀，拖红苕藤藤呀。有一回还步行40多里路到兴隆场马路边去搞什么“示范”农田，我买的一双新草鞋都走烂了。晚上，男生女生各在一间黑黢黢的土屋里滚干谷草地铺，有的叫挤到了睡不着哟，有的哭灰虱子咬死了哟！第二天早上，发现门板上写着“猪圈牛舍狗窝”几个粗粗大大的粉笔字。一清查，魏班长写的。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他。回校后魏站到黑板前头，被“帮助”了好几回。
更多的是在南门河坝学校的农场劳动－－那里以前是个劳改农场。有劳动表现不积极的学生，就遭开班会“帮助”。我瘦小多病，参加的劳动主要是打猪草，完不成任务就扣饭票。有一回，我也被帮助了一下，不过没站黑板。那次是挖什么堰塘。那个姓向的男生说：“我挑起两箢篼泥巴要走，她拉倒后箢篼不要我走，结果少担了一挑。”我激动得面红耳赤，本来是半开玩笑半挣表现，拉着后箢篼说再加几砣泥巴，结果成了“破坏劳动”。从此，没和此生说半句话。
高中的男生，一批一批十天半个月地派出去嘉陵江上拉船，我哥就去过，拉煤炭。据说他们的“下饭菜”就是盐水里泡过的鹅卵石，吃几口饭，舔一下盐味。
高中女同学和我们班年龄大点的女娃有的来“那个”了，买不到草纸，个别胆大的悄悄到图书室去撕书，学校就翻出发黄的老卷子分发代用。
父亲得了当时比比皆是的水肿病，脸肿胀得像个气球，在区医院住院半个多月还下不了床。我妈想横了，搜刮尽家里最后一颗米，一个搪瓷大盅盅蒸了六两米干饭，爸一口接一口吃得干干净净。不可思议！他居然没遭“最后的晚餐”胀死，还活过来了！
啊，我父亲还是什么*对象，有特供。那特供就是一个月一斤黑乎乎的米糠饼子。直到2009年底回武胜参加首届庖汤民俗文化节，我才从武胜县委老*部长刁锡浦（也是我父亲学生）口中得知，我父亲是武胜县解放委员会13个委员之一，怪不得是*对象。
时而听说一些老师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配合蒋介石*的叫嚣，对现实不满，散布反动言论而被批判、斗争，或被精简下放到农村。
国家供应不起学生口粮了，（当时农村学生考上中学就吃“供应粮”，后来这个政策也因自然灾害而改变）学生也要精简下放。我们班的聂 云同学，是被下放回家的几十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不满13岁，也是地主子女。当小学老师的妈妈来接他时大放悲声，聂同学一声不吭，面色惨白。
一天听爸悄悄告诉妈，学校有三四个老师到东街馆子吃饭。那时馆子是“定时”卖一点蒸的罐罐饭、碗碗饭，一般二两米蒸一罐（碗），二两粮票四分钱（五分钱？）买一罐（碗）。菜就是水煮萝卜缨缨牛皮菜，盐味都没得。我既没有粮票也没有钱，从来没有进过馆子。后来一个服务员在桌子下发现了一小砣饭，掰开一颗一颗数，有70多颗！这还了得！天大的浪费！马上告到学校。学校就喊那几个老师互相揭发交代是谁犯此大罪。我心头想，哎！那些老师怎么那么粗心大意的，没有看见地上这砣饭？换了我，一定偷偷捡起来藏起悄悄吃。
59年、60年、61年饿饭的记忆最深，这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一直延续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