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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博的思想家、智慧过人的哲学家，把他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十分富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形象糅合在一起。电影中列宁生气甚至责骂人时，都抱着尊重对方、爱护对方的心。史楚金的演艺魅力立刻赢得观众的赞赏。
193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正式公演。
这是史楚金演员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从此，苏联银幕上出现了这个特型演员，开创了歌颂列宁影片的新时代。
第一部关于列宁的脚本拍成电影后，它的成功鼓舞卡普列尔于第二年，1938年又写成《列宁在1918》。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上演华语对白的两部关于列宁的影片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片头上没有编剧卡普列尔的姓名，这两部影片并不是纪录片，又有演员名单，怎么竟会没有编剧的姓名呢？令人觉得蹊跷。
多少年以后，苏联文艺界解密，我们知道了一些详情。1942年末，编剧卡普列尔爱上了斯大林十六岁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斯大林认为卡普列尔是个色鬼，又是犹太人，他接触斯韦特兰娜是别有用心，便禁止他们交往。据斯韦特兰娜回忆，父亲痛骂了她，还打了她两记耳光。卡普列尔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又因“反苏言论”被判徒刑。
影片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编剧却是犯人，只好把他的名字删掉。所以我国放映华语对白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都不见编剧的名字。
史楚金把列宁形象演活了，他在工人中间，在士兵中间，在普通布尔什维克中间，是自己的人，是和人民血肉相关的人。列宁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里，甚至认为列宁就是那个样子。
死神太早地夺走了史楚金的生命，只有他的墓碑和他参与拍摄的影片使他永远留在人间。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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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纪录摄影大师
——罗·卡尔曼（1906—1978）
你知道罗曼·卡尔曼吗？ 1938年他到过延安，拍摄过毛泽东，而且还得到过毛泽东为他书写的诗词。
卡尔曼是苏联纪录片摄影大师，同时又是电影导演、教授和记者。1931年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立志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和普通战士站在第一线上，拍摄他们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斗争。从那时起，近半个世纪里，他的手没有放下摄影机，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对世界电影、对历史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罗曼·卡尔曼的墓位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第九区。
他的墓碑是一块形状不规整的石头，与其他人用石头作墓碑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石头没有埋在土里而是摆在高出地面的一块长方形大理石座上。石头上嵌着突凸的铜字签名“罗·卡尔曼”和“1906—1978”，即他的生卒年代。在他的姓名左方刻有浅浅的影片画格，陌生人一眼便可知道这儿安葬的是一位电影人。我不知道谁是这座墓碑的设计人。
上世纪30年代是世界不寻常的时期，各国人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卡尔曼带着他的“艾姆”手提摄影机奔赴西班牙，在枪林弹雨中工作了两年，拍成《西班牙事件》新闻片二十辑，使世界人民看到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真实情况。那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理解，远远超过一般政界人士。
回国后不久，他立即来到了抗日烽火燃烧的中国。他不熟悉这个国家，不通晓中国语言，全凭满腔国际主义热情奋不顾身地工作。那时他除了拍摄新闻纪录片之外，还担任苏联《消息报》的特派记者。他在中国工作了整整一年，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他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与陕北。他拍摄了日寇疯狂轰炸，中国士兵英勇抗击，纪录了武汉大撤退，长沙大火，新安孩子旅行团的演出，中国妇女的不平凡事迹，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他在重庆和美国摄影记者们一起拍摄了蒋介石。1939年5月他到达延安，几次见到毛泽东，听过他讲演，进行过采访，拍摄过他的活动，还得到过毛泽东用毛笔为他书写的《长征》。他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我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这是人民领袖亲手书写的一首关于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词，——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从中国带回国的最珍贵的礼物。”不知毛泽东赠给他的手迹是否保存下来了？
卡尔曼在我国跑了十一个省份，总行程约25000公里。卡尔曼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写道：“这次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艰苦的条件没有难倒卡尔曼。他精力旺盛，观察敏锐，日夜不停地拍摄与写作，回国后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扉页上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全书渗透着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那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很有史料价值。他在中国共拍摄了1万多米的影片资料。回国后，剪接成《战斗中的中国》一片（1939年）。可惜这部影片只放映了一次便收入库中，因为五天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切转入战争状态。卡尔曼立即奔赴保卫祖国的前线。
卡尔曼很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他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是啊，我们的确应当找到卡尔曼拍摄这部影片，它会重现历史的过去，并教育新人珍惜先人用生命争取来的自由生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曼都活跃在前线。根据他拍摄的资料制成《在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寇》（1942）、《列宁格勒在战斗》（1942）、《柏林》（1945）、纪录纽伦堡审判过程的《人民法庭》（1947）等。到了60年代，卡尔曼又编辑成二十集的电影史诗《伟大的卫国战争》（1965—1978）。
卡尔曼是苏联第一部全景宽银幕片《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1959）的导演。
他还拍摄了许多国家的自然风光，纪录了对名人与领导人的采访，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美国的海明威、拉丁美洲……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半百的卡尔曼与荷兰纪录片摄影大师伊文思（1898—1989）又来到中国，他呼吸到了自由的中国空气，看到了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他一定会想起他三十二岁时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尽自己国际主义义务时的峥嵘岁月。
默默无声的卡尔曼墓碑啊，你像一口洪亮的钟在震动我的头脑。中国人民深深怀念这位摄影大师，这位对我国满怀深情厚意的友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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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电影人的经历（1）
——谢·邦达尔丘克（1920—1994）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墓是座雪白的方墩子，上边刻有墓主的侧面雕像。雕像表情严肃，眯缝着眼睛，紧皱着眉头，蓬松的头发，浓密的胡子，一支手托着下颚。他在沉思。这是很出色的一座雕像。雕像的作者是著名雕塑家凯尔别利。
墓碑下端是黑色基石，前右角处有一块雪白的石台，上边刻着圣十字架。
邦达尔丘克的电影在我国有过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一度是苏联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的改革使这位电影人发生了巨变，新人对他进行抨击，使他失掉了权威的职位。
邦达尔丘克当过演员，进过戏校，参加过四年的卫国战争。1948年他毕业于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作品是在《青年近卫军》一片中扮演的瓦尔柯。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他电影演员的生涯。他一生共演了三十八个角色，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农奴的悲惨命运和嫉恶如仇、为自由与正义而呐喊的人民精神；又如莎士比亚戏中的奥赛罗——摩尔人、军事统帅，同时又是极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又如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德莫夫医生——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为人民热心服务的人，所有这些人物都在努力跨越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真理，用自己的心灵去接近民众的生活。邦达尔丘克塑造的一大批银幕形象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观众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时而尽情欢笑，时而锁眉沉思，时而潸然泪下。
当单纯的演员行业使他感到才能受到局限时，便参与了导演和编剧的行列。1959年邦达尔丘克出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从此执导了十部电影，成就赫赫，三十二岁被授予“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列宁奖金”获得者。
1959年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用七十四天的时间拍摄成同名电影，自任编剧、导演与演员。同年在莫斯科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金奖，在瑞士、华沙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以后又在卡罗维发力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反法西斯影片奖，在乔治敦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这些荣誉来之不易。邦达尔丘克说：“这部影片实际上打开了一个选题禁区——以一个曾经作过俘虏的人为题材。”那时，苏联当局有个硬性规定：文艺不得触及1937年的题材，也不得涉及战俘问题。那部影片被扣压了一段时间，还是放行了。影片体现了邦达尔丘克的艺术特色，即高超的技巧和细腻的心理刻画。
文学是电影之本。邦达尔丘克酷爱俄罗斯文学。他决心将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作品搬上银幕，以满足广大观众精神上的需要。他认准了《战争与和平》这部不朽之作。好心人劝他不要冒此风险：因为大洋彼岸的美国以巨资拍过这部作品，而且参加演出的都是一流演员。然而邦达尔丘克要突出的不是英雄和美女，而是俄罗斯平民百姓的力量和民族精神。他花费了多年的精力终于在1967年把托尔斯泰的巨著搬上银幕。一个多世纪以前贵族与平民的生活，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得到了真实地再现。他是该片的编导，同时在片中扮演了彼埃尔这个重要角色。该片于1968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邦达尔丘克成为苏联电影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一代电影人的经历（2）
1975年，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拍成同名影片，自任编剧和导演。
邦达尔丘克认为除了肖洛霍夫之外，还没有一个苏联作家如此描写过苏联士兵，战争中的人。他们昨天还是农艺师和教师，不习惯于打仗，他们擅长的是和平劳动。这部影片没能在节日前夕与观众见面，因为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柯元帅在审查之后，认为不能容忍描写战争的影片中没有高级军政指挥官出现。
邦达尔丘克善于扮演极其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士兵，显然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他扮演的是士兵索科洛夫，十几年后，他在《他们为祖国而战》影片中扮演的是伊万·兹维亚金采夫。战争的岁月使邦达尔丘克深刻理解了士兵的心理，他在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中表现了人民的功勋和英雄气概的源泉。
1982—1984年邦达尔丘克与墨西哥电影界合拍了双集片《红钟》。第一部《战火中的墨西哥》，第二部《我看见了新世界的诞生》。这是以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评论家约翰·里德撰写的《奋起的墨西哥》和《震撼世界的十天》而创作的革命历史剧。
1986年5月苏联举行了第五届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邦达尔丘克，这位赫赫有名的苏联电影人，不但没有被选入理事会而且连代表也不是。说明苏联改革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尖锐性。当时著名的电影导演尼吉塔·米哈尔科夫表示：“对谢·邦达尔丘克的影片和为人可以持有不同的态度，这是个人的事。但不把拍成《一个人的遭遇》、《战争与和平》、《他们为祖国而战》的人（且不说这几部影片已成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历史）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这纯属胡闹……”
苏联电影商业化的倾向日趋严重，邦达尔丘克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去拍摄警匪片，而是根据普希金的悲剧改编拍摄了《鲍里斯·戈东诺夫》。这是一部题材严肃的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二十七岁时完成的悲剧，探索的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
电影界的极端分子极力排斥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最后一天放映这部影片时，苏联竟没有一名记者在场，事后却宣传电影失败了。而这部影片那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