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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姆斯科伊用几十年的功夫在创作一幅大的作品《哈哈大笑》，从1877年画到1882年，每天几乎用十几个小时作画，最后还是没有完成。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在该画中他描绘的是基督怎样遭到世人愚蠢的嘲笑。
这位杰出的大画家没有活到五十岁便逝世了。他死在画架前，手中还握着画笔，正在为一位医生画像。克拉姆斯科伊虽然未曾创作过像列宾、苏里科夫那种人物众多、构图复杂的历史大画，但他的艺术思想和人品却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美术后人。
我伫立在他的墓前。他的墓碑在墓群当中显得极其简朴，是一座灰色大理石方尖碑，没有任何装饰，碑座上只刻着简简单单的四行字：
画家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克拉姆斯科伊
1837—1887
敬爱他的人不断前来瞻仰。每次我来到他的墓前时，都有鲜花摆放在墓碑前。他的墓碑附近还有巡回画派几位好友的墓：希什金、库因吉等人。
2003
永恒的魅力
——伊·列宾（1844 —1930）
伊·列宾的名字早在我少年时代就铭刻在心中了。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流落到我国这座北方城市的俄罗斯美术家们，包括我的老师，经常提及列宾。我们的俄语课本中印有列宾的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像》、《穆索尔斯基像》等。那时，哈尔滨还有几位俄罗斯画家以临摹列宾的《扎波罗热人写回信给苏丹》、《伏尔加河纤夫》等名作为专业。他们的临摹的水平相当高。我还见过一幅作品：一位神父拉住侩子手砍向一位跪在地上的人的手。画的标题记不得了。这幅画后来很少见到，但最初的印象，至今未消。
我怀着虔诚的感情两次前往列宾故居纪念馆参观，每次必然要到他的墓前凭吊。除了参观和凭吊之外，我心中还有个存放多年的小小的疑窦，想趁机能够解开。
列宾的故居濒临芬兰湾东岸，在彼得堡西北40多公里处。列宾生平最后三十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当年，那儿叫库奥卡拉镇，1948年以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画家改名为列宾诺镇。
库奥卡拉风景绮丽，气候宜人。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文艺界很多人如高尔基、夏里亚宾、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马雅可夫斯基、楚科夫斯基……都在那儿住过。那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谈笑，也留下令人向往的一些轶事与回忆。
茫茫的海水，金色的沙丘，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片片白云，遍地繁杂的野花，处处耸立着高高的松树和墨绿色的云杉。还有一座座巨大的卵石，为此地增加了特有的景色。
1899年，列宾五十五岁，他在那里购置了一块土地，还有一栋小屋。列宾定居后，对那个地方加以改造：挖坑，排水，修路，种树，建成一座幽雅的花园式的庄园，起名“佩纳泰”，这是拉丁文，即“老家”的意思。平房经过扩建，变成有画室的二层小楼。庄园围起板墙。列宾自己设计了风格独特的栅栏大门。每周三下午三时，木门大敞，欢迎任何人来访。那一天是列宾接待客人的日子。
列宾迁居库奥卡拉时，已是闻名遐尔的大画家了。他的油画《伏尔加河纤夫》、《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不期而至》、《拒绝忏悔》、《宣传者被捕》、《伊万雷帝和他的儿子》、《扎波罗热人写回信给苏丹》等渗透着*思想和争取解放的要求，表现了民众强大力量和精神美的作品，早已为世人所熟悉。
列宾在库奥卡拉的生活与创作，值得记述的事太多。他在那里画普希金全身像，反反复复画了一二十年也没能完成。他右手不能握笔时便改用左手作画。除了绘画以外，他还作雕塑。生活中也有很多趣事。他设计了一种转盘式的大餐桌，和我们现在餐馆的有转盘的餐桌极其相似。他吃素。他在庄园里打了一口深水井，认为有营养价值，直到现在附近的居民还常常来到列宾故居的井前汲水。
我见过一张照片。列宾在为夏里亚宾画像。照片上有三个人，除了列宾、夏里亚宾之外，第三个人长着一副中国人面孔，穿着对襟上衣，站在一旁，显然是这里的仆人。我很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列宾的仆人？关于那位中国人可有什么资料？他以后的命运如何？当年和两位俄罗斯伟大的艺术家有过这般接触的中国人可能只有照片上的这一位了。这就是我想解开的疑窦。
库奥卡拉一度划为芬兰领土。列宾成了俄罗斯侨民。当时苏联政府派列宾的学生来此地动员老师返回祖国，由于年迈及其他原因，列宾没有回去。列宾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是命运为他在库奥卡拉安排了葬身之地。1940年库奥卡拉重回苏联版图，列宾故居改成纪念馆。1944年，二次大战时，纪念馆被德国法西斯烧毁。庄园的松树可以作证，它们粗壮的干上留下斑斑的弹痕。1962年，故居纪念馆修复后重新开放。
1987年我第一次来到列宾故居纪念馆。画室很大，墙上地上都是他的作品。我立刻看到了当年在照片上看到的夏里亚宾侧身斜卧的大躺椅。旁边是列宾的画架。我明白了，我见过的照片拍摄的地方就是这个画室，就是这个角落。列宾和夏里亚宾都不在了。那第三人呢？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解说员时，她脸上先是惊异，后来露出好奇的神色。她大概没有想到参观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说现在回答不了我。我重访列宾故居纪念馆已是十年后的事了。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已是另外一位解说员了。她告诉我，照片上那第三个人确实是个中国人。但他不是列宾的而是夏里亚宾的仆人。夏里亚宾造访列宾时，那位中国仆人跟他一起来过，其他细节就不知道了。
我的疑窦只解开一半，还有一半需待来日。也许我能在新建的夏里亚宾故居纪念馆或他撰写的两本*里找到那位中国人的影子？
列宾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埋葬在这个庄园里。
走出他的寓所，穿过白桦林小路，拐几个弯，登上一座小土岗就到了他的墓前。我第一次来此地时，土坟上有座纪念碑，碑上有尊列宾的胸像，那是安德列耶夫的杰作。附近还有一个大卵石。1999年，我第二次来此凭吊时，朴实无华的土坟上开满雪白的野花。右边仍然是那个大卵石。墓碑不见了，改成木质十字架。十字架上有块铜牌，刻着列宾的生卒年月。十字架下有一捧盛开的金黄的大花。工作人员告诉我：“1994年，列宾诞辰150周年时，重新修葺了他的故居纪念馆。恢复了坟墓最初的样子。雕像搬到室内去了。”这种变化也折射出俄罗斯社会性质的变化。
变化也反映在参观券的票价上。苏联时代，作为美协会员，包括外国美协会员，都可以凭会员证免费参观。苏联解体后，取消了对外国美协会员的优待，要用卢布购票，票价与俄罗斯公民一样。这次去参观时，外宾的票价要比本国参观者的票价高很多倍。如果想在室内摄影，另外还要补付摄影费。
世上一切都在变化，只有真正的艺术如同日月星辰，存在于宇宙之间，保持永恒的魅力。
1999
根雕大师（1）
——谢·科年科夫（1874—1971）
站在老雕塑家谢尔盖·科年科夫的《自雕像》的墓碑前，我的思绪怎么如此纷乱？
我想到初次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见到科年科夫的木雕作品时的震撼与激动心情；我想到1963年苏联召开第二届美术家代表大会时，科年科夫邀请中国代表们到他家中去做客的热情；我想到l999年到科年科夫的故乡斯摩棱斯克市，准备去参观他的纪念馆时偏偏赶上闭馆。等了一天，也没有开放。后来得知，他的作品大部分被借到莫斯科去展出了。我只在街头上欣赏了他的几座作品。
科年科夫活了九十七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l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时，革命风暴席卷了莫斯科，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年轻的雕塑家科年科夫，怀着对劳动大众的同情，投入了这场斗争，成为一支革命青年纠查队的小队长。
十月革命后，1918年，他为红场创作了一块《为和平与民族间的兄弟友谊而捐躯的烈士们》浮雕纪念牌。纪念牌曾安装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面塔楼墙壁上。列宁亲自参加了纪念牌的揭幕仪式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革命胜利初期，科年科夫激情奔放，他要在各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排演了一出戏《胜利者参孙》。参孙是神话中的人物，成了现实的苏维埃勇士，挣脱了身上的枷锁。他既是这出戏的编剧又是导演又是舞美，他把雕塑与表演糅和在—起。这个主题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有了新的发展。
1923年科年科夫带着《1917—l922年苏维埃艺术展》的作品前往尚未建交的美国展出。展览轰动了美利坚合众国，很多人向科年科夫订制雕像，特别是他的木雕像。他在国外拖延下来，一拖就是二十二年。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他才从美国回国。在莫斯科定居。
他的遭遇与歌唱家夏里亚宾截然不同。夏里亚宾滞留国外时遭到国内极左分子的谩骂与攻击，甚至被剥夺了“俄罗斯人民演员”的称号。拒绝让他回国，直到他死后多年，他的部分骨灰才被移葬到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而科年科夫则不同，他回国后受到苏联政府与美术界的热烈欢迎，并在莫斯科市中心拨给他一套住宅与工作室，如今已改成科年科夫工作室纪念馆。
2001年10月13日上午，我来到了科年科夫工作室纪念馆。它位于繁华的高尔基大街（现已改名特维尔大街）十七号。纪念馆离普希金广场只有百步之遥。
我刚一推门，迎面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负责人，说：“欢迎您，欢迎您！我们已经等了您两天了……”我有些纳闷，谁会预先通知纪念馆呢？想了一番，一定是俄中友好协会办事认真的伊万诺夫副主席。几天前，我曾向他提过很想去参观科年科夫纪念馆。在莫斯科的几天活动太紧张，所以拖到了今天。
我要购买门票。她说不用。我当时带了照相机，问她：“这里可以拍照吗？”她看了我一眼，犹豫了片刻，说：“可以。”后来，我在门框上发现一个标记：黑色照相机上打着红色叉子，即告示参观者，此处禁止拍照。我有些为难了。
负责人一边讲解一边提到她父亲在二战时曾随苏军打过日本军国主义者，参加过解放中国东北的战役。我是哈尔滨人，更感到她的热情与可敬。
纪念馆的一层分为两个部分：展厅和原来的客厅。展厅门口摆放着科年科夫和他夫人的雕像。
根雕大师（2）
原来的客厅用绳索拦着，里边摆着几把根雕椅子。有一把摆在面对大门的角落里，是科年科夫的固定位子，专用椅。我曾在照片上见过老人坐在这把椅子上。
我想把这个角落拍下来。负责人看我们从远处拍摄不方便，便顺手把隔栏的绳索拿开了。
后来，她带着我拐了一个弯，下了几阶楼梯，走进科年科夫的工作室。
啊，这儿就是老雕塑家创作不朽作品的圣地！
科年科夫的工作室和俄罗斯现在的雕塑家的工作室相比，不能算大，但很高，可能是把二层打通了。这里摆放着科年科夫的很多雕塑与木雕作品：《基督》、《爱因斯坦》（科年科夫夫妇是他的好友）、美国舞蹈家邓肯的《裸身躯体》……
这里还挂着流亡美国的俄罗斯画家费申为科年科夫画的肖像和他为费申雕的头像。墙上挂了很多幅我在任何报刊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萨瓦·布罗茨基为他画的铅笔速写像：走路的、说话的、工作的……从这些画上可以感受到这对忘年之交，一定是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者。
科年科夫自幼热爱音乐与文学，在农村时弹过自制的六弦琴。后来他与很多音乐家关系密切。在异国他乡时，他和流亡国外的钢琴家拉赫马尼诺夫、歌唱家夏里亚宾、民间歌手普列维茨卡娅交往甚多。他的作品中很多人物是音乐界人士。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歌唱家涅日丹诺娃、德国作曲家巴赫、意大利浪漫主义音乐奠基人帕格尼尼等人。
雕塑《巴赫》与其说是头像，还不如说是一首幻想曲。科年科夫自己说过，他要雕“一座音乐的象征”。作曲家闭着眼睛，心在探索旋律。全部精神浸于音乐中。像而又非像，给人一种神秘感。科年科夫本人非常喜欢这座作品。
如果科年科夫只雕过一个巴赫头像，那么他一生中多次雕过帕格尼尼，用泥，用石，用树根。根雕的帕格尼尼像被视为佳作之一。雕像即写实又抽象。音乐家那长长的脸，那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