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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盒子”的装修风格与50年代截然不同，这也难怪，距离上一次我们在任何一家纽约的咖啡馆聊天，已过去了二十年。红发的女服务员拿着菜单刚离开，威廉就迫不及待地开了腔。
“你知道吗？关于那些罐子，我终于知道真相了。”
“什么罐子？”
用不着他那不高兴的表情再多持续一秒，我已经回想了起来。对威廉来说，只有一种罐子，佑天的罐子。
佑天的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只有一个支持者，就是我的这位朋友，乌特列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廉·马立克。威廉的学识和人品在荷兰乃至西欧的历史学界早有公论，陷入这样的孤掌难鸣实在事出有因。
在周边民族屈指可数的的历史记载（它们常常以汉语、突厥语、吐火罗语的面貌呈现，而且经过多次互相转译很难再保持原样）中，偶尔会出现“佑天”的字眼。从上下文推断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但也就仅此而已——没有详细的地理坐标，没有历史传说，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佑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某个其他已知城邦的别称。
直到1955年，苏联考古学家季留科夫 在江布尔附近的发掘工作为威廉的主张提供了佐证。起因是当地牧羊人在一处季节性湖泊的边缘发现了几件铜器，而不远处有他们祖祖辈辈都熟知的巨石残迹。季留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挖掘出了一整座城池。宫殿、市集，墓穴和神庙，建筑的风格与这一代任何已知的文明都不同。每幢房子都有着螺旋形的尖顶，而它们朝向各异的排列方式让人费解，但要是从空中俯视这些残垣断壁，能发现它们也排列成了一样的螺旋，从宫殿出发，由旧至新地向郊区扩散开去。宫殿有一座空心的中庭，残留着一座日晷，但没有刻度。
最重要的发现是几个陶瓮，它们出现在一座高大宅邸的地下室里。季留科夫在陶翁里发现了数十卷手稿，用石墨制的颜料写在绢帛上。它们用汉语写就，字迹各异，但内容基本相同，应该是同一文件的抄本。在这些重要的绢帛上，出现了这个国家的名字：佑天。
除了这些陶瓮，整座城市里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被视为字符的东西，哪怕在哪怕在壁画浮雕和环形钱币上，都只见少数几种图案。
威廉大受鼓舞，他原本就推断佑天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个富庶的国家与其它没有发明过文字的民族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极易湮灭，往往只能在征服者的史诗中留下它们的名字。季留科夫发现的文献，似乎是这个文盲国家中唯一的识字者留下的线索，而文献本身的内容经过翻译，也解释了这个国家的奇特之处。
文献用第一人称写成，作者在开头即说明了自己写这些正冒着极大的风险。他的父亲，身为大臣，不久之前被国王亲自下令处以极刑，在最繁华的广场上被车轮碾碎。而罪名是：书写。
在佑天，书写文字属于非法。而这法律本身通过王族和长老们口耳相传。毋庸置疑，作者已经破坏这一法律，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蓄意谋逆，源自对父亲之死的哀痛。但从作者描述那场死刑的笔调中看不出丝毫的情绪，记录忠实冷静如同现代新闻主播，细致得让人联想到福柯的《训诫与惩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史官（2）
从国王宣判死刑开始，作者详细地记录了那一天的情形。僧侣们申斥犯人的离经叛道，廷臣和贵妇们向他吐唾沫表示厌弃，围观的群众保持着可怕的缄默，既无欢呼也无痛骂，当然也无人表现出同情。人们把他交给永恒神校诘厣系拇怼平鹬斓木薮蟪德掷闯头！５背林氐穆止垦构芎φ叩谋臣梗Ч壅吆孟裎π贪樽嗄茄蜕魉小把艄庵挛扌率隆！�
威廉根据这一记载，推断出了佑天人法律的道德基础。他们不是信仰某位伟人的“述而不作”的教导，书写文字的禁令并非出于对符号的厌憎或对口头语言的推崇。真正的原因是在这个国家，人们深信一切事情都周而复始。既然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过是过去的重现，又有什么必要把它记载下来？
因此创新是不可能的，“历史”查无此词，戏剧是荒谬的概念，而书写日记是狂妄的罪行。崇拜车轮就跟崇拜蛇一样，是这种信仰的象征。
此外威廉推断，跟所有心口不一的东方民族一样，既然佑天是一个存在了许久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经历过和其他城邦一样的进步，那么它未必就对这信仰有多认真。在私底下一定有许多人曾触犯过同样的法律，文献作者的父亲与其说错在记录了历史，不如说错在让这种记录被人发现。这种推断的根据是，受刑者的儿子就同样触犯了法律，不但没有被查获，反而留下众多抄本。
直到1961年，威廉才发现了自己的推断漏洞。这一年，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季留科夫，他在莫斯科民族大学的同事们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展览。在清理他的发现物时，一个学员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地被忽略了的事实：在容纳佑天文献的陶罐内壁刻有文字。
以下事实应该为这一疏忽提供了一些解释：这些文字镌刻在罐腹内壁被视线遮挡的凹陷处，它们如此隐蔽；再加上季留科夫的发掘工作极其幸运，没有打碎一个陶罐；也许还有绢帛上的字迹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但总而言之，出现这样的疏漏令人惊异。之后顺理成章地，所有陶罐内壁都被发现了文字。展览筹备委员会的人把它们拓印下来，发现它们一模一样。
文字很短，记录的是一件事：“我把书写文字的技巧教给了儿子。”
这个“我”的身分昭然若揭：不需要太多想象，就能把他和原本文献作者提到的“父亲”联系起来。父亲懂得书写——传授给儿子——父亲因书写获罪被杀——儿子记录下受刑过程。事情的经过应该非常清楚了，而有趣的是那些罐子。父亲制作了罐子，而罐子中留下了儿子记载他死亡的文字，这是事先计划好的吗？
威廉认为，把这说成一种偶然是不可接受的。这些陶罐被制作得如此细致，显然本来就不是为了盛放普通的酒或油料。父亲的罪证是容器，装载了对罪行惩罚的记载，同时又构成了儿子的罪证。这样一种美学效果让威廉相信，父亲不但故意犯罪，甚至故意让罪行暴露，好让儿子继承它——陶罐和陶罐中的文献，成为了他为自己设计的墓碑。同时，构成了一部历史——一件注定没有在过去发生过的事，属于他个人的历史，也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他用书写历史这件事，颠覆了法律和传统。
原本我所知道的故事就到此为止，威廉发现或编造了一对古代父子的野心，这挺有趣，但也仅此而已。而现在，事实显然向威廉露出了更多面目——向他重新介绍了一个伟大的家族，和佑天这个国家本身。
“你知道C14鉴定法吗？”
我听说过，虽然对准确性并不太信服。不过威廉的语气让我觉得最好把这种怀疑隐藏起来。
按照威廉的说法，人们可以通过C14鉴定法对物品的年代做更精确的测算，误差甚至不到几十年。不知是谁最早对季留科夫的陶罐和文献做了测算，而结论令人震惊：最旧的陶罐和文献，和最新的相比，前后跨度长达三百多年。
“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了想，“抄写员有很多。”
“没错。”我注意到威廉的表情可以称得上庄重，“有很多抄写员，也有很多个做罐子的人。每个罐子，配一个抄写员。他们全都属于这个没有名字的家族。”
威廉敏锐地发现了年代上值得注意的事情：每一个罐子的年代都与下一个不同，相差不过二三十年，而文献也一样。它们整齐地排出了一个序列，好像一代代人，从老到少。
“你知道我最奇怪什么吗？”没有机会看到原文的威廉显然对那些从事发掘的同行颇为不屑，“为什么他们从来就不曾想到一个可能——那一份份文献并非抄本，而是原件？”
威廉发现了作者的真正身份：这无文字国家的史官。每一个写下文献者都不是抄录了什么人的原稿，而是彻底忠实地记录下自己亲眼目睹的事：父亲因为书写文字被逮捕，国家的宣判，公众的唾弃，处刑……以及记录之外的事实：被处刑者的儿子继承了“书写”，记录下一切。
所有这些，周而复始地重复了许多次。
大臣和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不仅不是异类和叛徒，而且还是最狂热的殉道者——他们用世世代代重复着记载同样的处刑这一行为本身，宣示着这个国家的信仰——日光底下无新事。
这个家族的每一代都被处死，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永远活了下去，甚至等于宣称，他们不过是同一个人。
“你知道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吗？”威廉在已经变凉的杯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搅动咖啡，“他们做这些，显然就是为了让后来的人发现。一群人从废墟里挖出他们的罐子，起初粗心迷惑，误解了他们，随后终于有人发现了秘密，被他们震撼……也许这也在他们的信仰之中——也许这样的考古发现在过去早已发生过。”
“也许这样的考古发现就是这个国家的开始。”我以咖啡代酒，跟威廉碰了一下杯。力道有点大，咖啡洒出了一些，沾湿了我们两个的手背，还有那个车轮文身。
“佑天万岁。”
“佑天万岁。”这一世，威廉·马立克说这句话时，依然庄严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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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心（1）
文/甘世佳
1
我们恋爱之后，若琳喜欢上了和我一起坐公车。
只要是无事的傍晚，她会在四点半左右来到我工作的录音室，像幼儿园放学时的家长一样领我回去。我们一起步行约一公里，在恒隆的门口等20路。车站上站满了附近几幢高档办公楼里下班的小白领，贵重或者假装贵重的职业装穿得天衣无缝，脸上的浓妆或者假装不浓的浓妆化得一丝不苟。这些小白领们提供了我和若琳这两个刻薄到死的家伙充分的耍贫嘴损人的对象，“看看看，那个拎着个A货LV的女人，她看扫地的那个工人的眼神真的好像自己是武则天诶！”“人家是白领嘛，原谅她吧。狗眼看人低呀。”
若琳在南京西路上的回头率常常有点高，毕竟是一张明星脸。不过并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走路的时候都习惯性地低着头。偏爱运动装的我们似乎看上去更像一对早恋的高中生，嘴里却满是不正经的损人话和荤段子。有一次还真有一个满脸写着骗子二字的家伙死死缠住若琳，自称是某某公司的星探，喋喋不休地说着若琳多么多么有明星气质，他可以给她多少多少广告啊电视剧啊唱片啊的机会。我们只是不理他，低着头往前走，穿过热闹繁华的江宁路，穿过灯光闪烁的中信泰富，又穿过白领和狗扎堆过马路的陕西路，那人却一直跟着走。到最后他大概也急了，玩起了激将法：“小姑娘，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内心是多么渴望当一个大明星！别傻了，别隐瞒了，我知道。”
那一瞬间，工作状态的吴若琳忽然回光返照，灵魂附体。她抬起头，杀人一样的眼光盯着那个骗子，用一种熟练却有些变形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麻烦你先跟我经纪人联络，谢谢。”那个骗子竟被镇住了，呆若木鸡了足足四五秒钟，20路适时地靠站，我们随着人流挤上车，依稀看到那家伙还站在原地摇头轻叹。
下班时间的20路挤得像沙丁鱼的罐头，我们却乐此不疲。或许原因之一是，公车上充满了形色的，可供我们嘲笑或者尊重的人。他们说着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话，像一幅浮世绘。西装革履的男人们露骨地讨论着其中一人前晚的酒吧艳遇，其用语之猥亵几乎超越了网上任何一篇*；穿得像十八世纪沙俄宫廷舞会一般的两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则热衷于如何勾引有钱男人并顺势怀上孩子以要挟结婚的话题；中年妇女们讨论的永远是孩子和股票；倒还是农民工的话题更丰富宽广一些。我们曾听两个挑扁担戴安全帽的邋遢男子讨论似是而非的《资本论》，心里会有小小的花朵开放出来。
半年里唯一的一次意外是一个看似平庸的年轻男子在我们上车后不久，忽然死死抓住若琳的袖子，几乎半跪着哭嚎道：“你是吴若琳！你是吴若琳！”那声音响得令全车的叽叽喳喳都暂时停止，一百道目光齐齐射向我们身上。那一刻我们夫妻档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我一把粗暴地退开那个男人，嘴里开始连珠炮般地吐出脏话外加一连串的“神经病”，与此同时若琳极其演技派地双手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