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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芏啵晌角鹘谂晾弁凶钣抛刺２芾贸鍪怪罢孀诟牡紫呤�100万，而寇准则只给了他30万。达成协议后，真宗起初误认为是300万，仍勉强接受，听清楚是30万时非常高兴。现代有些人居然将岁币夸大为宋朝的“沉重负担”，甚至是“积贫”的重要因素，完全不符合事实。退一步讲，宋朝只纳币，却从不和亲，这一点比强大的汉唐做得都要好。尤其是唐朝，既送钱又送女人，还是送的真公主，甚至还送过男性的王子去和亲，仍然被誉为盛唐，宋朝的这点岁币实在不应该被过于的贬损。
五、一般被无视了，其实也比较重要。宋朝是一个以工商业立国的国家，北宋工商税一度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70％左右，南宋还会更高，宋朝人对商业机会的需求可谓如饥似渴。由于科技、文化和市场资源的遥遥领先，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宋帝国的纯市场贸易都必然处于绝对劣势，契丹人还不懂得利用政治地位保护本国商业，所以每年都被宋人吸走大量利润而不自知。一些论文说宋朝的公私企业每年通过宋辽贸易可以获取数百万贯的利润，此数目从账目上都超过了数十万岁币。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宋军是胜而求和，本来应该乘胜追击甚至打进草原而不应该答应任何和议。这种观点太过于简单粗暴，渊源在于晚清众多丧权辱国的“和约”，国人一听到“议和”二字就神经敏感。事实上，以双方的战斗力而言，但凡主动进攻者必败，这一点宋太宗、曹彬、耶律休哥都一遍又一遍的验证过了，和平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实在过于酷烈，每战损失的精壮男丁都数万，几十年下来对生产力的破坏太大。苏联和美国冷战数十年，摩擦不断，却一次都没真正动过手，正是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加理智。
当然，还要说明一下的是，对《澶渊之盟》持正面评价的观点也有一些疏漏（但不是心态问题）：
一、宋辽和平之后宋帝国并未获得真正的和平，恰恰相反，征伐西夏的战争比宋辽战争更加激烈，文明的步伐仍然是在残酷的战争中迈进的；
二、辽国直接获取巨额岁币对生产力发展并不是好事，这一点历代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均鲜有提及。在此首先要讲明一个经济学原理：扶贫的真正办法是为他的产品提供市场而不是直接给钱。因为货币性收入仅仅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内涵，由于这个外在表现的真实性历来很稳定，所以人类已经渐渐忽视了它可能出现的虚假性。然而在“扶贫”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直接获得扶贫现金的国家仅提高了购买力而没有提高生产力，当这笔直接获得的货币现金支付完成后它依然是穷国，必须等待下一笔现金。只有当它的产品获得市场，通过市场购买促使生产力提高，掌握一定的市场资源，才能成为真正的富国。举例说一个人怎样能脱贫：不是直接给他钱，那样他会成为叫花子，最好是给他找到一份工作，相当于在市场上购买他的劳动力，他才能脱贫。这也就是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在亚非拉扶贫，却越扶越贫的经济学原理，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让这些贫国真正富起来，恰恰相反，是要保持它们的贫穷，以此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富国地位。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并非没有遭遇过，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大飞机项目研发正值关键时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却非常“大方”的转让了几项关键技术，这是在帮助你吗？显然不是，麦道这一手恰恰是要*你的自主研发。果然，不久之后“运十”项目下马，美国人成功的扼杀了一个即将崛起的竞争对手。当然，一千年前的人还没有总结出这个原理，但事实上，这个客观规律却对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生产力发展都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只不过大家都没提出来而已。
三、岁币对辽国的宏观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又需要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挤出效应。这是指国家加大政府购买和投资（财政支出），会导致市场物价上涨、实际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会越过更多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项目内部收益率），减少市场上的私人投资项目，将他们“挤出”了。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巨额岁币当然都是给到辽国政府手中而不会有一文钱付给任何一个普通百姓，这必然使辽国的政府支出在宏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剧增，其强大的挤出效应简直会令辽国的私人投资窒息。辽国对宋朝的贸易本来就处于绝对劣势，而本国企业又因为政府的挤出效应不能成长，宋辽贸易处于愈加不平衡的状态。同样，当时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原理，但并不影响客观规律在背后发挥作用。
虽然政治上宋辽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但是经济上却是完全不对等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事实上使契丹帝国成为了宋帝国非常稳定的经济殖民地。在不懂得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保护重要性的年代，只要向宋帝国开放市场贸易的国家和民族都将毫无例外的沦为其经济殖民地，当时有少数人隐约感觉到了，但总体而言都还没有清醒的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宋人会在占了大便宜后，在一位昏君及其奸臣的带领下，作出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
第四章 帝国末路，文明的悲剧
第四章 帝国末路，文明的悲剧
真诚的大国和平
虽然现代人可以吹毛求疵的指出《澶渊之盟》存在着很多隐藏问题，但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宋辽两个超级大国是真心诚意的合盟，尤其是从数十年酷烈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双方都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宋真宗和辽圣宗之间的兄弟之约也并非简单的外交辞令，而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真实的情感，这或许是两人对和平的感激，抑或是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宋仁宗驾崩时，辽道宗当着群臣和宋使之面失声恸哭，其感情之真挚绝非矫揉造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伊朗、*和东罗马显然要略逊）如果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友好态度，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是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蒙古草原从来都是令中原王朝头疼的地方，但是辽帝国的出现，却将他们非常好的捏合在一起。一个强大的辽国，完全可以将这些游牧部族很好的统治起来，中原王朝则只需支付一点小钱就可以免去成本和风险都极大的边患，更加专注于经济文化建设。事实上，利用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平，宋帝国专注于国内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宋辽双方将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同时宋帝国专注于用兵西夏，几乎要彻底打通这个东西方贸易路线上的最大障碍。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史所未见的个性昏君出现了，他那充满后现代美感的行为艺术葬送了这本来美好的一切。
什么都能干，除了皇帝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一直利用西夏牵制宋帝国并从中渔利，双方真的再也没有开战。但也出现过一次外交危机，辽帝国曾利用宋帝国在西夏边境出现的危机，再次提出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被拒后将岁赐改称岁币，并从三十万增加为五十万。宋神宗对此忿忿不平，并认为是辽国首先违约，于是在临终前遗诏：能收复燕云的人，异姓亦可封王。须知宋朝自建立以来，除了宋初有一两位五代遗老，还没有、似乎也不打算出现异姓封王的情况，神宗这个赏格不可谓不高。然而，要取得这个赏格，却又必须违背祖先签订的和约，这显然是矛盾的，而且宋人的精力都集中在西夏，所以刚开始也没有谁把这事儿太放心上，直到和平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之后。
我们暂时跨过这和平的一百余年，直接来看宋哲宗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这一年，深受先帝宋神宗精神鼓舞，一生有志于重振汉唐天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似乎是吃错药吃死的），享年仅25岁，在位15年。虽然哲宗没有亲眼看到西夏帝国的彻底灭亡，但是宋帝国的层层堡垒已经可以远眺灵州城楼，游骑可以随时到城下问候党项人，这个长年占据着东西方商路的强大海关帝国即将把关税权全部移交给宋帝国了。或许在哲宗驾崩时，非常相信继任者能够给这匹虽然强壮却已被压得不堪重负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
哲宗去世时尚无子嗣，只能在他的兄弟中挑选继任。向太后召集群臣在福宁殿商议后事，宰相章惇“厉声”道：“按照礼律，应该立大行皇帝的同母弟简王为帝。”章惇其实是占据了道理的，但是向太后却答非所问：“神宗诸子中，申王年长但是眼睛有病，其次可以立端王。”章惇只好退让一步：“按礼律可以立简王，按长幼可以立申王。”言下之意仍然不愿意立端王。但是向太后显然是吃准了要立端王，又辩解道：“都是神宗的儿子，何必分那么清楚？当年神宗曾说过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于诸王。”相信这种客套话神宗对每个儿子都说过。章惇还坚持道：“端王轻佻，不能君临天下。”这时知枢密院事曾布呵斥道：“章惇！听太后的处分！太后，章惇从来没和大家商议过，我们都不赞同他，就按太后的意思办。”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等也纷纷附和，章惇“为之默然”，被迫接受了这个结果。向太后召端王赵佶前来继位，即为宋徽宗。
为什么太后这么喜欢端王呢？其中的道理的也不难理解，首先，端王赵佶相貌极其英俊，号称当世第一美男子；其次，他才华横溢，堪称李白、苏轼之后能够代表汉文化的又一人，其诗词水平比苏轼等略逊，但在书画方面的造诣直追书圣王羲之。当时他只有18岁，造诣尚浅，但后来他会创立“院画派”和“瘦金体”，开创了书画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其存世的真迹均为无价之宝，他在艺术上的巅峰成就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再次他正如章惇所说“为人轻佻”，也就完全没有王爷的架子，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人见人爱，相信章惇也绝不讨厌他本人，只是反对他当皇帝而已。不过向太后的决定却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够理性，曾布等人也缺乏做官的原则，盲目服从太后的决定。章惇此人阴险毒辣，尤其是陷害了大家都很喜欢的大文豪苏东坡，在历史上评价很差，被《宋史》列入《奸臣列传》，但仅从徽宗继位这件事来看，他却非常符合儒家做人为官的原则。
徽宗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后人有一个评价：宋仁宗才能平庸，除了皇帝什么都不能干；宋徽宗才华横溢，除了皇帝什么都能干。然而不幸的是，他恰恰就当了皇帝，对宋廷的权力体系和运作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徽宗的昏庸奢侈导致朝政黑暗，而宋王朝的“积弱积贫”也达到了顶峰，人民生活艰难，所以起义不断，这些人还列出方腊、宋江等著名起义来作为证据。但这种观点未必准确，徽宗朝有一些起义不是因为“贫弱”，相反，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这恰恰是经济发达的表现，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也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这些问题还会在后文详细讲到。宋徽宗的主要问题在于打破了宋朝原有的权力制衡体系，造成了朝廷的决策机制严重退化。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官吏、人民是三个自然存在的、相互制衡的权力主体，而按照宋朝的组织结构设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皇帝、宰执、台谏三个权力主体又相互制衡。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几何结构，这种三方权力制衡的方式最容易达到稳定。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出现不正确、不理智的决策都容易被另外两方联合否决，以此保障朝廷决策符合事理。但如果其中两方联合起来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压制住第三方，就容易形成事实上的*专制，联合方的错误决策就很可能通过。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本身很小，宋徽宗这个思维方式很有问题的人恰恰就给遇上了！
宋徽宗本身不适合当皇帝，他的决策很难说正确，但是如果宰执和台谏都负起责任来，监督他的行为，纠正他的错误，朝政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下去。然而不幸的是，经过神宗、哲宗朝的“新旧党争”，宋朝的官员队伍元气大伤，那些抛弃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专以投机钻营以求上进的“*”充斥着朝廷，其中一个非常投徽宗之所好的大奸臣蔡京崛起了。蔡京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的哥哥，属于*骨干，而除了*共同的专长外，他恰恰又有一门别人不能具备的才能：高超的书法艺术。抛开他的奸臣事迹不谈，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抹杀，甚至有人认为“宋书四大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