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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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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保定市启动了1000多台收音机,60多个广播喇叭,组织了近万人收听大会实况转播;唐山市组织了万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万多人,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
  12时正,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登上主席台,庄重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
  接着,公审大会主席张庆春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开始。他在致词中说:“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随即,刘青山、张子善被民警押进了会场,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
  刘青山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这和他当地委书记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刚上台时,他似乎没有失态,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还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摆在主席台上的那一排桌椅。过去在天津地委,只要他参加类似的会议,通常是会在那里就坐的,而且常常是正中的位子;今天在这里,他却只能作为罪犯、戴着手铐站在一旁。当人们用愤怒和新奇的目光扫向他时,羞愧、耻辱压倒了他的傲慢、骄横,一双不重的手铐像有千斤重一般使他不得不弯下腰,埋下自己曾经高昂的头。他从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张子善穿一身熨烫得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足蹬一双新皮鞋,胸前同样挂着写有“大贪污犯张子善”字样的布牌,同样戴着手铐。他没有刘青山那么“镇静”,双腿似乎很软,如果没有民警在旁边押扶着,可能根本就迈不开脚步。他一上台,就老老实实地垂头站在那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当记者走近照相时,张子善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拿我作个典型吧”(6)
在查处刘、张案件中领导有力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此时已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她首先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诉了刘、张犯罪事实。她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辜负了党、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在天津地区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干部期间,为了大量贪污,挥霍浪费,竟胆敢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凭借职权,狼狈为奸,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剥削治河民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破坏国家经济结构,并在共产党内公然行贿,散布资产阶级毒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共产党进行破坏,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难以计算的损害。刘青山、张子善已不是普通的贪污犯,而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大罪犯。他们虽然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和人民有过贡献,但他们已被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思想、作风侵袭引诱,腐化堕落到完全变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
  薛迅最后说:“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接着,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灾民和民工,在大会上控诉了二犯的罪恶:“……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个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104个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还有……”一桩桩,一件件,孙树林泣不成声的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义愤。
  最后,孙树林极为愤恨地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在简述了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后,宣布:
  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有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已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拿我作个典型吧”(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宣读判决书的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曾任原十专署专员,而张子善时任十地委书记——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
  在公审大会前夕,宋志毅曾以双重身分——过去的战友、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见了张子善一面。此时的张子善已有所悟,也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其言也善:过去大家的批评、抵制,甚至揭发,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这样做是对的,像李克才等人。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过去是坐敌人的,搞*,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是为革命,是光荣的。现在坐自己的监狱,是犯了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是可耻的。现在吃不下饭,可不是绝食,是负罪感。唯一的希望是大家“以我为戒”,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用我来敲敲吧。
  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
  听到这样的宣判,这样的口号,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而张子善则明显地被“死刑”二字吓瘫了,双膝一软,直往下出溜,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肯定会瘫倒在地。
  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押下主席台时,刘青山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五官如同石刻,但还能自己行动。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双腿无法站立,在两位民警的架拖下,才离开了会场。
  在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大贪污犯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以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其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的进攻是多么凶恶猖狂,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所引诱,不但已经被糖衣炮弹所完全打败,而且已经驯服到向资产阶级投降,并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代理人了。”他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紧张动员起来,把“三反”、“五反”运动坚决进行到底,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争取这一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杨秀峰讲完话后,全场起立,口号声再次响起:
  “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严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分子!”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约下午1点半,公审大会结束。
  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体育场后,拐上了大街,奔向保定东关大校场。车队的最前面是一辆开道吉普车,随后是分别载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车队缓缓前行。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还有许多人,或骑自行车,或跑步,跟在刑车的后面,他们要到刑场亲眼看一看这两个大贪污犯是怎样被处决的。
  保定东关大校场,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教育高等学府——保定军官学校的所在地,从这里曾走出过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等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野,并成为了保定市的刑场。

“拿我作个典型吧”(8)
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央,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了下来。刘青山一下地,僵硬的双腿似乎失去了知觉,虽然他想努力站稳,但还是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自己走向土坑,跪了下来。而张子善几乎是被民警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跪下,人们看见他脸上湿乎乎的,满是泪水。
  刑场上肃静无声。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两颗正义的子弹从背后穿过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体,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在冬日枯黄的草地上留下了两滩鲜血。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正是年富力强、本可大有作为的年纪。
  在刑场,早已准备好了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收殓了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今日的人民罪人。
  共产党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履行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四条承诺。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在三个孩子中,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刘铁甲吃苦最大,“*”开始时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级,“*”后期便回农村务农,曾到东北编箩筐卖钱。1976年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军。他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刚几个月大。后来,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刘恒山后来告诉记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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