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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公审大会的第二天，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
“拿我作个典型吧”（9）
当时，《人民日报》在刊发报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报社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反映说，刘青山前不久刚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消息。现在，再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恐怕在国际上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位同志建议，在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报道时，是否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上一个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这样，在国际上人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被处决的“刘清山”，不是被选为常务理事的“刘青山”。毛泽东当时明确表态：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常务理事的那个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电台以及人民画报社、中央广播电台和港澳的一些新闻媒体，也都对此案迅速作了报道。
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的确，官官相护自古如此。从旧中国过来的人，早已习惯了官场的*黑暗，他们担心：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也像国民党一样很快走向*？
然而，从保定东关大校场传出的这两声枪响，打消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毛泽东不是李自成。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后，社会各界和亿万人民赞叹不已：“共产党真伟大！能够公开揭露自己的错误，惩治贪污犯，甚至对刘、张这样的老干部也作这样大义凛然的处置”。
当时一家报纸发表文章称：“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进城不久，会这样快进行全党、全民总动员，掀起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对于危及该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现象，施以‘巨型爆破’。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属无此前例。更没想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共产党、毛主席伟大，了不起！”
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第二天，《河北日报》刊登了一封署名“彦文”的读者来信。其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过去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负责干部。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身居显要地位的人，因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受到国法制裁的。共产党就绝对不是那样，而是有高度的原则，决不宽恕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不管是什么人，犯了国法，就要依国法治罪。
一个叫陈步湘的人，当时也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他说：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的事实，使人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公正。共产党大公无私，处处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谁要是危害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要受到应得的处分。任何罪犯都不会因其地位高、资格老而被宽恕。
当时，记者曾采访了一位河北沧州专署的干部。这位普通的干部说：“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之后，中国共产党毫不姑息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人民法院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判了死刑，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比伟大，人民政府空前廉洁。全国人民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完全信赖，衷心拥护。”
“拿我作个典型吧”（10）
当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日侨小川维熙，对中国共产党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十分赞赏。他说：“看到报纸发表天津的贪污案后，感到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共产党伟大之处，是对不法分子不管他地位多高也要依法惩办。”
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徇私情、严惩*的决心和行动，赢得了国人的衷心拥戴和世人的无限钦佩，打消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同时，查处这一*大案，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在中国共产党内也起到了警戒作用，极大地震慑了那些已经或正在走向腐化堕落的人，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当时有的老干部说：“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呀！”
从刑罚的角度说，对刘、张二人判处极刑，无疑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功能、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都对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曾说过：“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0年1月14日在一次中纪委会议上也指出：“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
当年曾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他还说：“刘青山、张子善最后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至今我认为，我们党在‘三反’、‘五反’期间，根据广大干部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对刘、张这样的高级干部采取果断措施，处以极刑，是完全必要的，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对！”
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是啊！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两声枪响，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就像两声浑洪的警钟，震荡大地，穿越时空，摇撼着数代中国人的心。它实际上是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做李自成！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自己肌体的侵蚀！同时，也是再次告诫每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手中权力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高，都必须加强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防微杜渐，克己奉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
对于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刘、张案件的发生和处理，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危险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反腐肃贪大风暴——“三反”运动。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
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
北京市是率先动员群众广泛参加“三反”运动的地方之一。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北京市如何开展“三反”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要求各单位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系统深入地检查，并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进行广泛检举，使“三反”运动能够迅速在全市展开。
12月20日，北京市委、市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彭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贪污浪费现象仍很严重，不仅一部分旧工作人员贪污恶习仍然存在，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我们反贪污、反浪费的具体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同时，彭真还提出了开展运动的具体办法：第一，市和各单位都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首先检查本单位，然后在上下级和同级间进行互相检查；第二，动员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坦白、自动检讨，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党员干部到非党员干部，不得例外；第三，普遍动员全市人民，首先是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举。
12月21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任主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和蒋光照、张鸿舜、傅华亭等市领导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的“三反”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2月28日，北京市又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彭真再次到会动员，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
为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北京市成立了代表彭真市长与广大市民群众见面的“市长代表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923人组成，分为253个小组，分赴全市各区派出所管辖的警界，登门入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务使“三反”运动家喻户晓。仅仅四天时间，“市长代表工作组”就召开群众大会300余次，各种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了7000多户家庭，直接受到宣传的市民在30万人次以上。工作组还收到检举和坦白材料10986件，经甄别，属于“三害”范围的有9800多件。对工作组取得的成绩，彭真十分满意，他还专门写信向全体市民表示感谢。随后，北京市成立了由副市长吴晗和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负责的处理委员会，根据有问必答的原则，处理群众检举的问题。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党群机关干部多、党员多，也是最容易出现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现象的地方。北京市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党群机关作为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部门，首先确定在市委机关、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人民艺术剧院、市文联、文艺处、美术工作室、市中苏友好协会等11个单位开展运动。这11个单位有工作人员2771人，其中干部1952人，工人281人，勤杂人员440人，战士41人，学生37人，保育员16人；党员887人，占，共青团员473人，占，*党派七人，占，群众1404人，占。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2）
充分发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贪污分子或促使其坦白，是开展“三反”斗争的有效方法之一。共青团北京市委所属青年服务部的青年补习学校，帐目混乱，其负责人马钧拒不接受群众的检查，也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团市委节约检查委员会就重点对受马钧指使、被迫制造假帐的会计王云霞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她主动坦白，交待了所有问题，并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举揭发了马钧的贪污行为，马钧被当场逮捕后，接着就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问题。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在群众大会上逮捕了贪污分子杨林后，立刻有人上台控诉了贪污漏税、压制检举的艺术工厂厂长刘岘和他的妻子、厂行政科长王卓君。这种群众性*大会影响非常大，效果也很显著，既动员教育了群众，同时也给贪污腐化分子以强烈震慑，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经过发动群众，首长带头检讨，普遍开展坦白检举，进而检查、调查、查帐、算帐，开斗争会以及反复交代政策，北京市在党群机关的11个单位*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者527人，这些人共贪污12亿多元。在这527人中，从政治面貌上看，共产党员74人，占14％；共青团员50人，占；*党派4人，占，群众399人，占。从职务上看，局、处长以上干部四人，占；科长38人，占；一般干部360人，占；普通工作人员125人，占。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