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浪费？对开展“三反”运动不以为然，甚至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为了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到开展“三反”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宁陕县在运动初期采取了“重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学习文件与坦白反省互相批评相结合，号召自觉自动坦白与大力发动群众检举相结合”的办法，层层动员，充分发扬*，以此来推动运动在全县逐渐展开。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9）
1月28日到2月13日，宁陕县委集中16天时间进行“三反”动员和整风：动员安排一天，学习五天，自我检查、相互检查和交待问题七天，总结和处理问题三天。参加整风的人员包括县级机关干部96名，区机关干部101名，乡干部64名，土改工作队员82名（内有留用人员四名），公安队员60名，勤杂人员七名，共计410名；其中党员57名，团员85名。通过动员和学习，大家普遍认识到开展“三反”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思想上积极斗争准备坦白自己的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顾虑，坦白检举劲头不大，光谈小的，不暴露大的，同时还发现有的领导不够*，有个别小集团互相包庇等现象。县委根据这一情况，分别召集党、团员大会，进一步做好思想动员，同时加强领导，根据各单位不同情况，划分了10个组，县级机关内以财政科、粮食局、税务局、卫生院为一重点组，公安局为一重点组，县政府、政法为一组，县委机关为一组，六个区以区为单位共编六个组，县委委员分派到各组，地委派来的工作队员也抽调配备到重点组，加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很快就使运动猛烈的开展起来。在“三反”运动中，全县共查处贪污分子60人（党员18人，团员21人），共贪污人民币2387392元；挪用公款30人，共挪用1748万元；受贿20人，共受贿217万元。浪费比贪污更多更大，个人及机关浪费5201万元。此外，还查摆出官僚主义在工作中的种种表现。
在河北省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环抱的盆地北沿，有一座山城，这就是塞外重镇张家口市。张家口相传是明朝筑城堡后，因守门人姓张，抵御外敌有功而得名。据文献记载，商、周时张家口为幽州之地，战国时为燕国北境，秦属上谷郡，汉归广宁县。至明朝筑城堡（下堡及来远堡），张家口就在此二城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1928年，国民政府设察哈尔省，张家口为省府所在地。1945年以后，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建国初期，张家口成为察哈尔省会所在地（1952年“三反”运动后撤销察哈尔省，张家口市划归河北省）。张家口历来是关里与口外通商必经之地，商业比较发达，经张家口市源源不断运往内蒙的产品有烟、茶、酒、纺织品与工业产品。而内蒙等地的农副土特产，如蘑菇、皮毛、牲畜、药材又通过张家口集散，输往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发达，使得张家口市的“三反”运动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一些特点。
“三反”运动开始后，张家口市委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些不法资本家和大商人采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他们向干部进攻的手段，几乎无所不用。据一些奸商自供腐蚀国家干部的手法：“一般是先招待烟茶，后准备酒席，接着打牌，最后领来女人，他就什么都说了”；“收买干部的老婆，老婆一上钩，阻力就少了”。在他们的腐蚀下，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经不住考验，腐化堕落。他们与不法资本家和大商人互相勾结，大肆侵吞国家资财，成了国家建设中的蛀虫。初步调查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问题可谓触目惊心：
沽源县财政局、税务局的29名干部中，有24人将贪污的公款投入商业股份获利，其余有放高利贷的，有倒卖牲畜的。 。。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0）
张北县银行以副行长为首的贪污团伙，用赃款投入店铺10余家，获取暴利。
张北县百货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先后盗卖国家经济情报43次，获利亿元；张家口物价局一名干部，两年中盗窃经济情报卖给资本家和不法商人，从中获取手续费1亿多元；康保县百货公司主任向奸商提供经济情报18次，从中得利100多万元。
张北县四区区长、区委书记、公安员和武装部长等几名主要区干部接受贿赂，私放罪犯潜逃。
张家口市所辖的察南专区粮食系统208人有贪污行为，占工作人员总数的；合作社系统有513人，贪污者占总人数的％。
张家口市合成公司经理郝玉廷向市纱布公司派遣16名经济特务，控制了企业的计划、物价、财务、供销等要害部门。电业局、百货公司等六个单位也有资产阶级分子派进的经济特务67人，被拉下水的干部有165人。
华北军区驻张家口采购站站长穆缉雍控制了一批奸商、伪军官，形成庞大的贪污团伙。他们在大同市（当时属张家口辖）用公款私设瑞记皮毛栈，在北京市私设油灰厂，共投资５亿多元，用上级拨款180亿元搞非法经营，除购一部分皮子外，余款归为己有。仅1950年春，穆缉雍通过奸商购布820尺、粮食16万斤，偷税就达亿多元。市自来水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与穆缉雍合伙盗窃国家财产总值达７亿多元。
严重的事实表明开展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有着现实紧迫性和长远的重要意义。根据华北局、察哈尔省委的指示，1951年12月27日，张家口察南、察北地委、张家口市委、宣化市委分别发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分别做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计划》，召开了地直、市直机关以及各县委负责干部参加的“三反”斗争动员大会。会后，层层贯彻，深入发动，从上到下先后成立了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领导“三反”运动。自此“三反”运动在张家口全面展开。
为便于检举揭发，张家口市政府在主要街道设立了20个检举箱。1952年１月19日，市政府又发出布告，号召全市有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据实向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主动坦白。截止到1952年１月９日，张家口市共召开群众大会156次，到会人员达8870多人次。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显著提高。在揭发检举高潮中，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一个人检举揭发40余人的贪污问题。到１月15日，张家口市检举揭发和坦白交待有贪污行为者1070人，贪污款额高达75283万多元。
为了推动“三反”斗争深入进行，２月８日，张家口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又召开了有各界群众万余人参加的“挽救贪污分子大会”。大会宣布被政府逮捕的12名贪污分子的罪状，同时，为最后挽救那些还在犹豫的贪污分子，将坦白限期延长到２月15日。张家口市委为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非常注意掌握政策，及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贪污分子有“一怕丢脸面，二怕退赃，三怕不信任，四怕丧失威信，五怕送法院”而拒不坦白的问题，市委反复宣传党中央的政策，使贪污分子认清了形势，明白了早交待与晚交待的不同后果，使大多数贪污分子主动交待了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1）
张家口市的机关、工厂、企业、中等以上学校共有干部3919人，参加“三反”运动者3815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352人，占全体干部总人数的，贪污款1025849万元，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者762人，贪污公款总计19390元；贪污百万元以上者418人，贪污公款总计1476万元；贪污千万元以上者156人，贪污公款总计447887万元；贪污１亿元以上者11人，贪污公款总计41100万元。
张家口市的“三反”运动进入1952年３月以后，除有少数单位收尾外，大多数单位转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从部分单位揭发出来的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看，其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贪污的数目。揭发出来的浪费案件就折款1581885万元。另有个人铺张浪费款8756万元。据九个工厂不完全统计，浪费折款４亿多元。察北专区在反浪费中揭发出浪费款６亿多元，因官僚主义造成损失折款40多亿元。
为了促进“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1952年３月16日，张家口市举办了“三反”展览会。展览实物2000余件，图表15幅，照片200余张，历时两个月，参观群众达七万多人。群众看了展览后说：“三反运动救了国家，也救了干部。”
“三反”运动不仅在党政群机关和工商企业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军队、公安机关和高等院校中同样进行的有声有色。
全国公安机关的“三反”运动是在公安部党组的统一部署组织下开展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则亲临一线指挥。
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代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6月初，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即乘火车前往北平。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罗瑞卿感觉有些意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向周恩来表示，自己更适合在军队工作，希望能继续随军作战，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为合适。
周恩来拒绝了罗瑞卿的意见，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罗瑞卿走马上任。党中央决定让罗瑞卿担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不仅因为他既能征善战，又懂政治工作，而且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时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宣告正式开始办公，启用印信。11月5日，罗瑞卿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大会。到会科员以上干部300余人（全部共有干部486人）。周恩来在接见公安部主要负责干部时嘱托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2）
公安部一建立，罗瑞卿即开始着手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为人民所喜爱，为敌人所害怕的公安队伍。罗瑞卿首先抓的是政治思想建设，他认为，人民警察同人民解放军一样，应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为人民服务与否是人民警察区别于旧警察的重要标志。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提倡与树立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做人民的勤务员和警卫员的作风。”罗瑞卿经常教育公安系统的干部：“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为了加强公安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使全体工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早在1949年11月罗瑞卿就主持制订了公安队伍的《十大纪律、八项作风的规定》，后修订完善为《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八大纪律”的第五条明确规定“不准贪污受贿”。
在廉洁自律方面，罗瑞卿堪称是公安系统的楷模，他的秘书罗家祯回忆：
罗瑞卿同志1949年6月从军队到中央军委公安部任职，1950年住宅迁至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这是一个独门小院，罗家住楼房七间，另三间为办公、会客、餐厅。院内的附属房为秘书和公勤人员居住，他家人口多，一个孩子已工作，独立生活，七个孩子上学，一个烈士子女（邓发之女）也在上学，五个亲属，加上他们两口子，最多时有16口人。1953年实行工薪制，他是行政四级，月薪400元。他又是公安军司令员，大军区级，本可拿军队较高薪金，但他以主要工作在公安部为由，坚持拿地方工资。他的夫人郝治平行政十二级，月薪200元，全家每月生活开支及学费、服装和日杂开支，所剩无几。他常穿有补丁的内衣，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大的穿过小的穿。他从未接受过组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