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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说自己坐“11”路汽车去插队。
早饭吃过之后，院子里热闹起来，知青们有的在大门口张望，有的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卿卿我我，或是相互鼓励，但也有的愁眉不展……从同一个城市来到这个陌生的县城，马上要各奔东西，真让人依依不舍，甚至连以前不投机的同学都感到格外亲切。
一辆辆的牲口车，偶尔也能见到一辆手扶拖拉机，陆陆续续停在招待所门口，一拨拨的知青们在乡下人的带领下，走出招待所。
牲口车陆陆续续拉走了一拨拨的知青。
玲玲问晓民：“接咱们的人怎么还不来？”“按说该来了。”晓民说。张鹏对他们说：“要不是怕跟接咱们的人走两叉，咱就开步走。”
天色有些阴沉，街上行人有些灰头土脸。
“万各庄的村干部死了？”玲玲抱怨着，有几分不满的口气，“看来咱们要去一个落后的大队了……”她的一句话没说完，一位推着自行车的人风风火火走上来，将自行车放一边，问他们道：“你们是去万各庄的吗？”
周四爱急忙说：“是”。
晓民看来人留个大背头，长得很体面。
“我是万各庄大队的支书，叫洪武。本来起了个大早，可赶了个晚集——车胎在路上扎了，才晚来了一步。这样重要的事，咱们大队总是最积极的。让你们久等，实在抱歉，抱歉。”洪支书随手理了下大背头，然后与他们一一握手：“你们插队落户，欢迎，欢迎！”
张鹏握着支书的手说：“谢谢！谢谢！”
“车在外面等着呢。”支书与四位知青一起搬行李，提箱子。看上去支书有五十岁左右，衣着整齐，五官端正，长得相当有派头，特别是那梳理的一丝不乱的大背头，一看就让人望而生敬。
万各庄 二（2）
支书把行李和箱子放在一辆车旁，对他们说：“这辆车就是。”然后接过玲玲手上的提包，轻轻地放好。
旁边的车夫正用细绳捆鞭杆子。
支书走到车夫眼前，像教训孩子一样地说：“帮帮忙，别头抬眼不睁的。”
车夫放下手中的鞭子，接过张鹏的人造革箱子，放在车的一边，又开始往车上摆放其他东西。不怕压的书箱子放底下，怕压的脸盆茶缸子放车尾，行李卷放中间，摆放得有条有理，让人无可挑剔。
车夫的脸上布满很深的皱纹，像纵横交错的小溪，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有六十岁出头的样子。他的头上箍着条蓝白道毛巾，上身穿着黑粗布夹袄，下身穿条毛蓝洋布裤子，腰里系条青色的褡包，脚穿一双家做的布底鞋，完全是一副乡下农民的打扮。
洪支书又一次握着晓民的手说：“你们坐车回去，我去办事，办完再回村。”
车夫装好了东西，又用绳子将行李一一捆牢靠，然后抄起鞭子，用绳子一圈圈地缠着鞭杆子，缠完之后恭恭敬敬站在一旁，他驼背弯腰，像是对别人鞠躬、等待别人发话的样子，永远留在晓民记忆的深处，尽管岁月流逝，多年以后，也没能从晓民的心底冲刷掉。
晓民他们爬上牲口车。
支书走到车夫跟前，黑唬着眼睛，板起一副吓人的面孔说：“告诉给你，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就找你算帐。”
车夫顺从地点点头。
“走吧！”支书对车夫发号施令。
车夫走到车前，抡起没有多少红缨穗的长鞭，手腕快速地一抖，鞭梢儿在空中打了一个旋儿，就在拉长套的灰骡子耳边发出“呱”地一声爆响，灰骡子支楞起耳朵，伏下身子，拉直了缰绳，驾辕的枣红儿马摇晃着尾巴，尥开四蹄，拉着胶皮轱辘车出发了。
“知青们再见！”支书脸上堆起笑容，朝他们摆摆手说。
晓民他们朝支书摆摆手：“支书再见！”“支书再见！”
车夫放慢了脚步，等车走到身边时，往上一蹿，稳稳地坐在车前面。牲口走上狭窄的柏油路，时而发出“嘚嘚嘚”的马蹄声。喧哗声，嘈杂声在几分钟内消失了，不知哪个朝代用方砖垒的城墙越来越近了。
支书推着自行车，消失在十字街口。
马路上来往的行人越来越稀少，车夫放下鞭子，从褡包上抽出铜杆烟袋，在旧荷包里装了一锅子烟叶，用火镰打着了火绒，摁在烟袋锅上，使劲嘬了两口，顿时一股呛人的旱烟味随着摇晃的车飘荡起来。晓民坐在车上，将车夫又端详一番，发现他鼻子、嘴巴棱角分明，宽厚中透着冷峻，温和中不乏刚毅，那双眼睛要不是有几分忧郁，一定显得更有神采。看得出来，车夫在年轻时也属于一位帅小伙。
牲口车拉着四位知青出了一道拱形的城门，顺着公里朝南驶去。
被青砖围起来的县城越来越远了，公路两旁是漫洼野地。太阳被铅灰色的乌云笼罩着，早春季节，乍暖还寒，让人觉得风冷嗖嗖的。玲玲系上了脖子扣儿，周四爱围好头巾，张鹏倒是无所谓，冲她们故意伸了伸脖子。
周四爱凑到玲玲耳边，小声说：“这车夫是哑巴？”
玲玲摇摇头。
“大伯，您今年多大了？”张鹏提高声调向车夫问道。
车夫嘴上叼着烟袋，木呆呆地抽烟，两眼只盯着前面的牲口，好像没听见。
“大伯，您今年多大了？”张鹏又重复了一句。
车夫从嘴上取下烟袋，回头瞅了他们一眼，望着前面的公路，冷冷地回答道：“五十四。”
万各庄 二（3）
张鹏朝周四爱吐吐舌头。
晓民当时有些惊讶！庄稼人土里刨食吃，春不避风尘，夏不避酷署，秋不避阴雨，冬不避严寒，常年风吹日晒，比城市的工人是显得衰老，可面前的车夫衰老到这个程度，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甚至怀疑他记错了自己的年龄。
“大伯，”晓民问，“县城离万各庄多少里？”
“五十。”车夫没有回头，只答了两个字，又把烟袋搁在嘴里，多一个字也不说，说多了怕纳税似的。说话时仍是冷冰冰的面孔，完全没有乡下人的坦率与热情。
周四爱从绿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那是作家柳青的《创业史》，靠着车上的铺盖卷，翻开书的折页，在颠簸的车上看了起来。
车夫给人的感觉是寡言少语，孤僻古怪，晓民也就不再言语，只是看着周围的景象。路边碗口粗的杨树还没有长出新叶，枝条上挂满了棕色的树狗子，活像一条条毛毛虫；一块块麦地，没浇返青水的，麦苗黄黄间间，一片片缺苗断垅，像长过秃疮的脑袋；浇过返青水的，麦苗葱绿；一块块白地，开始长出了嫩绿的野菜。不远处的一队男男女女，有的用铁锨装土，有的用筐背土，有的用小推车倒土……人们干活一点都不带劲儿，像是在那里磨洋工泡蘑菇。经过的村庄，见不到一两处红砖瓦房，显得萧条荒凉，缺少活气。
太阳从云层里探出脸来，一点都不热情。
牲口车下了柏油马路，拐向了一条通往远处的土路。土路弯弯曲曲，凹凸不平。车夫抱着鞭子，瞅着前面拉车的牲口，偶尔也摇晃一两下鞭子，可鞭稍并不抽打在牲口的身上。
晓民坐在摇晃的车上，眼前的景色有些单调，使他产生一种恹恹欲睡的感觉。
“晓民，可别睡觉，睡着了冻着。”玲玲又往晓民跟前凑凑，关心地提醒道。
晓民第一次和玲玲靠那么近，看着她漂亮的面孔，闻着她热乎乎的气息，立刻睁开了眼睛，变得精神起来。玲玲绯红的脸颊漾着天真和生机，美丽的杏眼充满着柔情和甜蜜，乌黑的亮发洋溢着青春和活力，她是那样迷人，那样富有魅力。玲玲也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晓民，晓民有些不好意思转过脸去，目光转向遥远的天边，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之中。
晓民是在母亲教书的学校念的初中，不知是班主任听说他成绩优秀，有组织能力，还是看在跟母亲是同事的面子上，一上初一就任命他为班长，第一个学期没结束，他就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组织。同学们都很推崇他，羡慕他。玲玲跟他是同桌，常向他请教数学题，作文也让他指点。说句心里话，他很愿意帮助玲玲，玲玲考试取得好成绩，比他自己考好了都高兴。玲玲对班上的工作一向积极，特别是他分配的任务，完成得更为出色。放学时，玲玲常绕弯儿跟他搭伴走。暑假里，玲玲约他去水上公园，生病了，玲玲提了东西去瞧他，有时还把父亲单位发的电影票，给他和母亲送家去……母亲很喜欢她，像喜欢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常在晓民面前夸奖她，说她聪明懂事，伶俐乖巧。第二年“五四”青年节，晓民做了玲玲的入团介绍人，发展她为共青团员。从此，玲玲对他更加感激，两人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冬雪覆盖了古老的城市，初中两年的学习生涯结束了。在学校最后一天，校长做了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的报告，并请了六十年代初期下乡的三位老知青，谈了他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经验和体会。三位知青各有特色，都是当时报纸电台经常报导的典型人物。晓民坐在黑压压的学生中间，认真做着记录，手冻得哆哆嗦嗦，可心里是热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广阔的天地需要我们每一个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到那里去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我们的红色江山才不会改变颜色……”老知青的报告鼓舞了他，当时，只觉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生活在大城市平淡无奇，无所作为。要想成为一个最彻底、最圣洁的革命者，只有扎根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只有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才是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唯一场所。
万各庄 二（4）
学生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母校。
残阳如血，已到了下班的时刻，自行车队像潮水一样在马路两边流动着，卡车、吉普车、拖拉机在马路中间穿梭着。玲玲走在人行道上，满面愁容、默默无语，与一向活泼开朗的她判若两人。“玲玲，为啥不高兴？”晓民关心地问道。回答他的，只有脚下“咔嚓咔嚓”的踩雪声和汽车的马达声。
晓民靠近玲玲问：“你在想什么？”
玲玲靠在一棵光秃秃的槐树上，无精打采地低着头，摆弄了一会儿垂在胸前的辫子，才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晓民一眼，才说出了心里话：“我……我怕下乡，怕与土坷垃打交道，怕吃不下农村那个苦。”说到这里，久久凝视着街的对面，几家小吃店买卖兴隆，从那边不时飘来好闻的香味。
晓民看着玲玲，心里感到吃惊，没想到在班里各项工作都表现积极的她在下乡问题上产生憷头为难情绪。“玲玲，你怎么能这样？”晓民埋怨她一句，又开导说：“你应该向邢燕子，侯隽大姐们学习，她们都是女的，并且在农村干出了一番事业。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农民的生活都很幸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你看我们的党报上，不是天天在登‘大寨式的新农村’吗？”
玲玲反驳道：“你竟相信报纸的宣传，相信大喇叭喊的，农村如何如何地好，农民如何如何幸福，那全是假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到了农村，简直是活受罪。我舅家的表哥，邻居家的张姐，都在农村下乡。张姐从东北回到家，大哭一场，说宁愿在城里捡破烂，甚至讨饭吃，也不愿去农村。表哥从乡下回来，给我们唱了他们自编的歌曲：小小油灯照泥墙，我来到插队的地方，一个窝头呀一碗汤，睡的是农村土炕。双眼含泪盼爹娘，生活是多么凄凉……表哥唱着唱着就哭了。我……我怕……”玲玲说到这儿，眼圈红了，泪水涌出来，在粉红的脸蛋上划下两道泪痕，“我真恨我妈，生下我们四个兄妹。”
自从伟大领袖发出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城里就有了政策规定，凡有两个子女的，其中的一个必须去农村下乡，否则不予安排工作，注销城市户口。也就是说，你愿意去也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带有强迫性质。玲玲在兄妹中排行老二，哥哥参加工作早，没赶上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她下乡农村已经板上钉钉了，晓民没有兄弟姐妹，做为独生子，没有下乡的任务，如果自己愿意去，上级领导是欢迎的。
“玲玲，你表哥和张姐呆的农村，一定是极个别的，就是农村真那么艰苦，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反正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玲玲一甩性子朝前走去。
晓民追上去说：“玲玲，我也报名下乡，跟你一同去。”
“真的？”玲玲立刻停住了，脸上露出笑容。
晓民点点头。
“你妈不会同意的，”玲玲有几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