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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民追上去说：“玲玲，我也报名下乡，跟你一同去。”
“真的？”玲玲立刻停住了，脸上露出笑容。
晓民点点头。
“你妈不会同意的，”玲玲有几分失望，朝前边走边说，“这年头，谁愿意做无为的牺牲？谁不希望留在城里工作？”
“我一定说服妈妈。”晓民站在原地大声说，像说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似的。
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没能使晓民回心转意，母亲伤心的泪水，甚至以死来威胁，也没能动摇他下乡的决心。晓民从小就十分固执，自己认准的路，不管前面多么坎坷多少泥泞多少荆棘，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按理儿说，他是不该下乡，不该离开母亲的。父亲死于“文革”初期的武斗中，母亲和他相依为命，可他竟然扔下母亲去下乡，母亲能不伤心落泪吗？现在想来，自己当时是多么地天真幼稚，多么地自私残酷，多么地不近人情。如果他不下乡，守在母亲身边，也许她还能活到今天。母亲死在他下乡的第三个冬天，他从乡下急匆匆地赶回去，邻居告诉他，母亲死于突发性心脏病。等人们发现后，母亲的尸体已经冰冷梆硬了，手里还攥着一瓶没有开盖的速效救心丸。假如自己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上几粒药丸，也许闯过那道关口，母亲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兴许能活到现在，看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那是多么令人欣喜呀！如今，母亲离开他十几个年头了。每当想起母亲，心里就隐隐作痛，良心无法安宁，觉得有愧于生养自己的母亲。
万各庄 二（5）
名报上了，很快得到街道委员会的批准。晓民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母校，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大城市，乘车来到乡下，和玲玲分到同一个村庄，总算如愿以偿。和玲玲在一起生活，感到特别快乐，最起码人生的旅途不会寂寞。至于怎样扎根农村干革命，怎样实现自己伟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目前还很惘然。
“晓民，看我像不像一名女兵？”玲玲的话将晓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看着她绿上衣别的毛主席像章，扎在衣服外面的武装带，点点头说：“很像，跟《英雄儿女》中的王芳差不多。”
玲玲显得更加快活，对他更加亲热。
太阳移向了正南方，到了晌午时分。农民陆续地收了工，拾柴的孩子边走边玩，田野里几乎没了人影。村庄里的女人们开始往家抱着柴禾，男人们挑着空桶走向水井，放学的孩子用陌生的目光朝他们观望……不一会儿，村庄上的炊烟逐渐多起来。
“吁——”。牲口车停在了村旁，近处有两棵柳树，树旁垛着一小垛一小垛的柴禾，不远处有一口水井，挑水的人来人往，对他们都不屑一顾。车夫跳下车，连声招呼也不打，解下牲口拴在树上，取下车尾的一只水桶，朝水井走去。
晓民跳下车，活动活动坐麻了的腿脚。张鹏和玲玲随后跳了下来，玲玲叫醒了周四爱。周四爱揉揉迷睁睁的眼，问大伙道：“这是到哪儿了？”
“谁知道呀？这老鸡巴头子，下车也不招呼咱们一声。”张鹏对车夫表现出极大不满。玲玲趁机说：“这人真怪，对咱们也不热情，也不欢迎，太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了。毛主席说，贫下中农要欢迎他们去。”周四爱插嘴道：“依我看呀，他大概不是贫下中农，兴许是个地主富农。”张鹏对周四爱的观点表示赞同。玲玲反驳他们说：“不可能，地主富农哪能是这个样子，应该是白白胖胖的，再说，地主富农也不会当车夫呀。”
晓民听着他们对车夫的议论，当时没发表见解，觉得轻易地议论一个人，特别是不了解他的身世时更为不妥。如果车夫真是地主富农，那还无所谓，如果他是贫下中农，对他妄加评论，简直是对贫下中农的不敬，甚至是污蔑，那可是个原则上的大问题。
车夫提回一桶水，放在一边，从车上搬下个木槽子，上面写着“万各庄第六生产队”的字迹。他将麻袋里的谷草倒进槽子，又倒上水和料搅拌均匀，然后放在两个牲口中间。牲口边咀嚼草料，边用友好的目光望着车夫。车夫阴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但很快消失了。
村口传来母亲喊孩子的声音。
“饿了，咱们也该吃饭了。”周四爱走到车旁，拿起书包，惊讶地说道：“坏了，我的《创业史》丢了。”
玲玲对周四爱说：“你再找找。”
周四爱在车上又找了一遍，很泄气地说：“一定丢在路上，恐怕找不到了。”
牲口车走过的路上很冷清，看不见一个人影，周四爱说：“书还没看完呢，丢了真可惜。”
“我去找找看。”车夫就像自己丢了东西一样心疼。
周四爱忙阻拦道：“大伯，您就别去了，不一定找得到，那书不值钱，我自己丢的，哪能麻烦您呢。”
车夫不顾人们的劝阻，顺着来时的路朝回走，一副着急的样子。晓民望着他走路时的背影，发现他走的姿式与正常人有些不同，一跛一颠的。
“原来这人还有点瘸。”张鹏望着车夫远去的背影说。
乌云早已散去，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玲玲在地下铺了张纸，第一个从提包里取出馒头，调皮地说：“咱们该喂脑袋了。”于是，晓民他们分别把自己带来的糕点、面包、饼干拿出来放在报纸上，彼此不分你我的吃起来，就像春游时同学们野餐一样快活。
每个人都吃饱了，报纸上剩了两个馒头。当他们喝干军用水壶里的白开水时，车夫回来了，早已解开腰里的褡包，敞胸露怀，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将找回的《创业史》在夹袄上蹭蹭尘土，郑重地将书递到周四爱手上。
“谢谢您，大伯。”周四爱感激地说。
车夫连声不用谢都没说，走到牲口跟前，又往槽里添了些草料，才坐在车尾上，喘了喘气儿，从搌布包里取出一个饼子，就着一块腌萝卜吃起来。饼子是高粱面的，紫红紫红的颜色，看上去像砖头一样硬，咬一口，就是一个月牙儿形的白茬。
学校组织学生吃忆苦饭时，晓民吃过少半块高粱面饼子，又硬又涩，难以下咽，没想到新中国新社会，车夫还吃旧社会贫下中农常吃的东西，觉得他有些可怜，就把剩下的馒头递到他手里。车夫接过晓民给的馒头，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但他又给放了回去，说什么也不肯吃别人的东西。
车夫吃完两个饼子，端起水桶，“咕咚咚”就灌了几大口。“喝生水不讲卫生，容易得病的。”玲玲提醒车夫说。车夫像跟玲玲赌气似的，又喝了两口，然后把水桶蹲给牲口。儿马喝足了水，用舌头舔舔嘴角，打个响鼻，把头在车夫胸前蹭蹭，像个撒娇的孩子。
车夫系好了褡包，木槽子和水桶又装在车上，牵过枣红儿马，给它戴好嚼子。枣红儿马主动退到车辕内。车夫拴好套枷子，备好鞍子，挂好后鞧，系上底肚，才把骡子套在了前面，一切动作有条不紊，干净利索。
晓民他们重新爬上牲口车。
牲口车又继续朝前赶路了。
万各庄 三（1）
夕阳西下，牲口车拉着四位知青来到苏堤公社万各庄大队。
万各庄，紧靠冀中平原的大清河，与郑县的付家村和戴县的李家村连洼种地，是三县交界处一个偏僻村庄。没有人能搞清她从何年起开始有了人迹，说不清第一位来这里定居的始祖是谁。洪、何、谢、王等几个较大家族都说是自己的先人最早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于此，可谁也拿不出说服人的充分根据，因为他们祖坟的辈数相差无几。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姓万的在这里最早定居，尽管当时全村没有一户万姓人家，可村西有一片较大的万家坟，只是坟头已经很小了。村名的来历大概与万姓人家最早定居有直接关系。万各庄为何没了万姓的子孙后代，人们根据村北没了房屋，只有杂草丛生、瓦砾遍地被称为后庄的一片地方，有多种说法和推测。一是公认万姓人家住在后庄，泛滥的洪水将最早的后庄毁灭殆尽，才使如今形成的万各庄要比后庄的地基高出多半米。二是说后庄的风水不好，年年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暴死，后来的一场大瘟疫夺去后庄人的生命，而居于万各庄上的人安然无恙，因此，多年来人们宁愿多出一倍的工多费一倍的力而紧靠万各庄垫块庄基，而不去后庄的地基上盖房安家。三是说居于后庄的族长是个赌徒，一夜之间将房屋家产土地牲畜统统输给了付家村姓张的人家。万家人无处存身安枕，只能流落他乡，传说愧对家人的族长自杀于半路上。赢主儿张家不愿来这里定居，除了砖头瓦片能拉走的东西全拉走了，拿走地契后，万家地基就一直闲了下来。
晓民来万各庄插队落户时，全村有耕地三千余亩，人口繁衍到近千人，一百七十余户人家按居住的地理位置被分成八个生产队。大队里开办着一个有四五十人的地毯厂，每个生产队在冬闲季节，也曾开办过磨油、漏粉、推豆腐、织粗布、扎笤帚、烧瓦烧盆的副业摊子。尽管是那样，晓民在村里插队的多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值，最好的年景也没有突破过四毛钱。
等候于村口的人们朝他们移动过来，比迎娶新娘子的队伍还要壮大得多。学生们手里举个红红绿绿的纸旗，排成四列纵队走在前头，庄稼人像散兵一样跟在学生后头，流着鼻涕的孩子奔跑在队伍两侧。
晓民他们从牲口车上跳下来。
“欢迎你们的到来。”洪武支书领着村干部走上来，再次与他们一一握手。
欢迎的队伍自动站在街两旁，成了夹道欢迎的阵式。晓民走在人群之间，就象凯旋的战士一样荣耀。“向知识青年致敬！”有人带头高呼起口号：“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欢迎知识青年来农村插队落户！”“……”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多数庄稼人有气无力挥挥拳头，而学生们喊得特别卖力气。
晓民当时为了表达下乡的决心和对贫下中农的敬意，领着其他三名知青奋臂高呼起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
口号声在村子上空久久回荡着。
洪支书发话之后，不知等了多少时辰的欢迎队伍像一窝蜂一样朝四下散去，孩子们毫无兴趣的蔫溜了，只有几个看热闹的老爷爷老太太用怀疑的目光朝他们张望。
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搬着东西走在前面，知青们跟着支书走在后面。当时，万各庄留给晓民印象最深的，不是街两旁贴得欢迎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红红绿绿的大幅标语，也不是泼过水清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而是街中心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树有一搂粗两房多高，树枝伸出老远，看来树的历史像村庄一样悠久。可以想象，长满浓密的绿叶之后，它就像支撑在万各庄上空的一把巨伞，夏天替人们遮风挡雨，避暑纳凉。它那布满裂纹的树干，让人感到它就像一位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老人，常年累月站在那里，俯瞰着每户的荣辱变迁，谁家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谁家孩子生日娘儿满月，谁家聘了闺女娶了媳妇，谁省吃俭用过日子，谁吃喝嫖赌败了家，谁做贼养汉……都会记在它的年轮里。
万各庄 三（2）
街两旁的房屋很拥挤，土坯房几乎占了一大半，砖房大多是青砖，新盖的红砖房极少，院墙门楼猪圈及厕所大都是坯的。村庄给人的印象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贫穷。
“请进吧！”洪支书指着一家门口说。
门楼很破落，普普通通的一个农家小院。三间北房的前面是坯的，泥片脱落了，几乎露出坯缝子，后面和临街的一面是青砖挂的斗，前檐的秫秸茬子烂进半尺，下面的砖长了一层白碱。整个房子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人世间度过了漫长的岁月。院墙刚用土坯修补过，连层滑秸泥都没抹，墙角的鸡窝早已塌了，猪圈没了围墙。院子看来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
“来了。欢迎！欢迎！”一个女人站在屋门口，用围裙擦着手热情地招呼他们。
洪支书给他们介绍说：“这是你们的何大娘，咱们村的‘阿庆嫂’，给你们做饭呢。”
女人看上去有四十七八岁，五官端正，保养很好的脸上没有多少皱纹，皮肤滋润白净，身上散发出一股雪花膏味，衣服合身整洁，给人的印象是干练利索。从她的衣着打扮，还有修理的发型，真让人想起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
“支书是夸奖我，咱没法儿跟阿庆嫂比，你们以后喊我何大婶或何大娘就行。”女人说话非常顺耳。
外屋里满是热气和烟气，两盖帘白面饺子包好了，摆放在锅台上。“阿庆嫂”走在前面，为他们掀起里屋的布门帘：“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