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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陈独秀一起更积极参与蔡元培校长主持整顿北大改革学政大事。深受美国熏陶的他，立竿见影地引进了西方大学选科制、教授会制（教授治校）、各门（系）研究所制（本科毕业升读研究生）、招收女生制、倡办“工读互助团”、发起成立“成美学会”（资助贫困学生）、“北京大学赈灾会”（1920年与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马叙伦等）等等，为了妇女解放问题，他写了不少文章，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大学开禁女学的问题》（《少年中国》1卷4期）等。后者提出解决此问题应分三步走：一，大学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二，大学先收女旁听生；三，女子中学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或办女子大学预科，云云。胡适的这些建议，都为蔡元培校长所接受并实施了。胡适本人因之被选为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英文学研究所主任、代理教务长（因教务长马寅初眼疾病假）、教务长和英文学系主任（1922年）。
胡适执教北大的第三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可说是他的“黄金年”。这年2月，由蔡元培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胡适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北京大学丛书”出版了。该书以他哥大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将他的教学深化实践北大哲学史讲义内容进行充实，缀成一部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中古、近世）——体现他述学观点（明变、求因、评判）的17万字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论著，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作，也成为胡适立身之基石。蔡元培校长早在1918年8月为之作序，指出该书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足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这是一部用白话文撰写，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论著，出版才2个月就再版，正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东风，如虎生翼，所以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国，到1930年，已出第15版。他的中国公学同学熊克武从四川来信说，“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远离京华、沪上的内地四川，也竟如此热烈。
蔡元培领导北大兼容并包，陈独秀坐帐《新青年》大营，胡适驰骋课堂、演说讲坛和倡导白话文运动……这三位文化巨子风云际会，在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那么自然形成一个精英层次，被人们谑称“三个年轮兔子”（蔡丁卯年生、陈已卯年生、胡辛卯年生，三人年龄差距十一、二岁）。这纯然是历史的巧合，当年在北大属兔的教授还有朱希祖（已卯）、刘半农、刘文典（辛卯）。毋庸讳言，“兔子年轮”的建树已为历史所肯定，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留下了厚重的足印。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在《新青年》杂志社。胡适更大的社会声誉是源于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抨击封建文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于1916年搬到北京，改名《新青年》；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六人圈子外，还有几位坚定的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王星拱、刘半农。他们“要拥护德先生（按：民主，音译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论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按，科学，音译赛因斯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语）。作为《新青年》同人的中坚，胡适在“德莫克拉西”、“赛因斯”两面旗帜下，执笔冲锋陷阵，留下不少闪烁历史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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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年轮”中最年轻一只（2）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提出其宗旨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又，与陈独秀、钱玄同通信，讨论《中国今后文字问题》，（《新青年》同期），主张“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揭露现实社会男盗女娼、赃官污官政治，要像易卜生写实主义那样写家庭社会如此黑暗腐败，觉得家庭社会不得不维新革命。
——译易卜生戏剧《娜拉？第三幕》（《新青年》同期）。
——《答任叔永书》（《新青年》5卷2号，1918年7月），再次强调要用白话文写诗作文。
——《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原是在北京女师大的演讲），说若能用美国妇女的“自主”精神来补助中国姐妹的“依赖”、“贤妻良母”的观念，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有了“自主”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
——《论〈新青年〉之主张》（《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该文是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复易宗夔函，指出创造新文学，对旧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安得不取而代之。
——《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胡适慈母1918年11月23日病逝。返乡奔丧前，撰成并印刷了讣贴，行文中革除诸如“不孝子××等罪孽深重”、“孤哀子××泣血稽颡（叩首）”等封建陋俗、虚伪套语，直白云（按，原讣贴为直书）——
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
敬此讣闻
胡觉 谨告
适
这份讣贴与在《新青年》上公开了，无疑是对封建丧礼改革的一个示范。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5卷4号，1918年9月），说文学乃人类生活状态的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中国戏剧若能采用西洋戏剧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表述他的“社会的不朽论”人生观。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积成“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朽的。胡适到1930年写的《我的信仰》，则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不朽论”。
1920年有一件载入中国文化教育史册的大事，就是1919年11月，由胡适执笔并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刘复等联名向###递交议案，提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翌年2月，###批颁了这个议案。从此，中国官方和学校教育便正式使用现代标点符号。胡适处心积虑倡导白话文，又结一硕果。
1920年3月，他的处女白话诗集《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了。两年内卖出了一万册，又一次创下胡适书的奇迹。这本实验白话诗集是中国现代诗集之肇始，堪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峰。《尝试集》应是胡适“诗国革命”，尝试新诗一个阶段的总结。对于作者，这本诗集中包含胡适为之探索、为之挨骂、为之不屈、为之实验与尝试的历程，也多少有点辛酸滋味，诚如他在4版自序（1922年）中所说——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者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锋临阵的除《新青年》外，还有一支生力军，那就是北大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杂志。傅斯年是“五四”天安门###游行的总指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主角，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执笔者，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著名口号。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时代精英：康白情、徐彦之、江敬熙、顾颉刚、江绍原、王星拱、俞平伯。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也加入《新潮》同人队伍。胡适被聘为《新潮》的顾问、指导。协助这本更为大胆泼辣的刊物，同时他的“不干政”信条也被《新潮》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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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年轮”中最年轻一只（3）
无疑，胡适被学生们奉为“五四”精神领袖，但是1919年5月4日，胡适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迎伴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5月4日，他在蒋梦麟家从来访的记者那里获知了北京学生“五四”大###、大游行的消息。5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国民大游行，从西门走到大东门，走得大汗淋漓，把内外衣都浸湿了。就在这天，他与蒋梦麟去拜谒孙中山先生。护法不成，被南北军阀夹击而避居上海的孙先生正在撰著《建国方略》，就向他俩谈了自己“行易知难”的哲理。
5月底他回到北京后，忙于为杜威演讲做翻译。6月12日，他与陈独秀、高一涵两位安徽老乡在城南新世界游乐场喝茶时，陈独秀趁机在茶室散发传单，（传单中六条的英译，是胡适应陈独秀要求做的），胡高离去后，陈又发传单，遭拘捕。此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胡适编辑。胡适在这本刊物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著文，批评胡适。胡适接续“二论”、“三论”、“四论”反批评，因此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五四新文化阵线分野就此产生。用现今学者的话来说，胡适“以倡导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但“由于他挑起“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公开###，声誉一落千丈”（王子野）。
世纪老翁、国学大师梁漱溟比胡适小一岁，相差两个月时间到北大任教，是同时代的学人。梁氏在1987年（95岁）时谈话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文体，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提倡用语文体，这是开放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梁氏同时也指出，“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
胡适在北京挥舞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两大纛的同时在钟鼓寺胡同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家。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给胡适夫妇的无爱婚姻带来了天然的纽带，他们兴奋喜悦的同时，立刻联想到了已故老太太盼望抱孙子未遂（只差了4个月）之深情，于是胡适给这个儿子取名祖望，又名思祖（后行名祖望）。胡适给儿辈取名，与他三位胞兄、诸宗兄弟截然不同，彻底舍弃宗族辈次排名传统，再一次体现他的反封建精神。胡适犹硝烟中钻出来的勇士，斗情未酣，把反封建礼教的精神甚至渗透到他的家庭细胞中去了——看，他在长子祖望身上做文章了：“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题名为《我的儿子》的白话诗，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刊的《每周评论》第33号，曾一度收入《尝试集》（四版时删除）。胡适是名人，如此“非孝”的诗公诸于世，自然引来了非议。一个叫汪长禄的人致信胡适，责问他为何“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把这封信，连同自己的回信《再论〈我的儿子〉》一起发表在越二期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答复目的，借此廓清“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非，抨击这种腐朽不堪的封建伦理观念。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父母毫无感情。
但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病，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1920——1921年，是胡适身心过度浸沉于“整理国故”的年度：在他支持、协助下，汪原放现代标点《水浒传》、《儒林外史》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了；附有胡适作序《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11月改定稿）的《红楼梦》也由“亚东”出版了，是此，升起了“新红学”的一轮红日。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登入中国古典文学大堂，应了胡适“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曹诸人实地证明”之预言，因此这三部古典小说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