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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但她以女性特有的关怀，注视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举动，仍执着于1917年的精神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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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响应“诗国革命”（2）
当胡适成为名人后，回顾往事时说话就较轻松了。1928年，陈衡哲的《小雨点》出版了，胡适为之作序说，这位莎菲女士虽不加入男士们的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励”，“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美国留学时代的胡适，才情拔萃虽不到招蜂惹蝶程度，却也颇受异性的追慕。在绮色佳，有教授之女、艺术家气质的狂狷的韦莲司；在普济布施村，有“诗国革命”的响应者才女莎菲；据说还有一位书信来往仅次于韦女士的笔友“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nt）……还有，远隔重洋，藏在深山里的小脚村姑江冬秀。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陈衡哲不是抗婚促成自己的官费留学吗？他俩惺惺相惜，何不圆满白话文学姻缘？不，唐德刚力作《胡适杂忆》序作者夏志清先生说得对，“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任叔永（1886——1961），名鸿隽，出身小官宦之家。他原籍浙江吴兴县，祖辈因避太平军战乱，逃往四川，出生在垫江（现重庆市垫江县），父因捐粮得县衙典吏官职。他是清朝科举末考的第三名秀才，后考入重庆府中学堂，1907年赴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与胡适同班。1908年赴日本东京，就读东京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胡适赴美，途径日本横滨时，任曾到船上匆匆会见胡适，“扣舷短语难久留，惟有深情耿胸肊。”从此他俩结交，友谊深长。1912年，他与杨杏佛离开政权已移交袁世凯的民国政府，度洋留美，追随胡适，到了康奈尔大学。
任叔永可说是胡适的老大哥，革命党，莎菲小妹是老大哥介绍的，君子湖7适岂能夺人之爱！
何况老家已有道义婚约，慈母眼巴巴等他回去完婚。于是，本来同志加才情的1917年之春，就此掩卷了。5月22日，胡适考过博士论文口试后，六月初便匆匆回国，径往老家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去了。胡适与陈衡哲的感情故事似乎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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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洛绮思的问题（1）
胡适返国后，任叔永于翌年（1918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后——胡任俩是三个大学的同学——也于10月回国，径往家乡四川。1919年任叔永怀着报国宏志，为筹备办四川钢铁厂，于1919年末再度赴美，追到了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在读硕士的陈衡哲，于1920年夏双双回国。任叔永返川，继续筹办钢铁厂，但终为地方势力所阻而中断，下江到南京，主持他发起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这是1920年7月里的事。
1920年春，胡适亦是忙事之秋，忙于接待杜威讲学，并作口译，扬名京华。乘暑假机会，7月2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期暑假学校之邀，抽身南下，开设两个讲座：“古语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中国古代哲学史”，听众来自17个省的教育机构，达七八百人。罩在盛名光圈中的胡适在石头城与任叔永、陈衡哲重逢了，他们相聚在鸡鸣寺豁蒙楼。为 祝贺他俩订婚，他兴致勃勃写了分上下两首的白话诗《我们三个朋友》，“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胡适回到北京后，尚在暑假中，就忙于向校长蔡元培和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推荐陈衡哲，终于讲定聘陈为北大教授，讲授“西洋近百年史”。暑假过后，任、陈来到北大任教。9月27日，他们结婚。蔡元培做证婚人，胡适做司仪，并书贺喜联：“无后为大，著书为佳”。希望生儿育女的同时，不要耽误著书授课。
但是，陈衡哲婚后，这位原抱“独身主义”的女士，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一反常态，怀孕生产，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又一个儿子，养育儿女，使她中止了北大的教书事业，弄得胡适十分难堪，“此后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不过她总算没有辜负胡适期望，她不断以白话小说、诗文来呼应胡适，加入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努力》、《现代评论》等这些时代知名刊物上，有她醒目的席位。尤其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写了《妇女与职业》、《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父母之命”与自由结婚》等文章，不愧依旧“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但是，问题出来了。“问题”是就在这期间她的一篇题目为《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在《小说月报》上面世了（1924年10月号）。
“洛绮思”是一个国际题材。欧洲中世纪曾有僧尼孽侣“亚波拉与爱洛绮思”的故事。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写了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思》。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在莎菲笔下衍生为知识女性的独身问题。她写道——
哲学系研究生洛绮思（Lois）和她的导师瓦德白朗教授相爱三年后订婚了。没想到洛绮思害怕结婚后怀孕养育儿女，妨碍她的学问事业，旋即反悔。深爱她的瓦德白朗竟然同意解除婚约，对她说：“洛绮思，我的爱你，我的崇拜你，便是为着你是一个非常的女子。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达到，那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
三四个月后，瓦德白朗教授同一位“中学校的体育教员”结婚了。蜜月后，他写信给洛绮思。信中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爽直而快乐的女子，虽然有点粗鲁。她当能于我有益，因为我太喜欢用脑了，正需要这样一个人来调调“口味”。“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的说话”，“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回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的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莎菲：洛绮思的问题（2）
信末署名“我永远是你的，瓦德。”但是这封信最后没有寄给洛绮思，“把这粒种子收回他心之秘处去，永远不让他再见天日了”，而是“写封比较大方的信寄她，表示‘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在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了’”。
小说是文学，文学是人学。小说感人之处是联系并渗透人的感情。了解胡适莎菲个人关系的读者，岂不一目了然！这是已为人妇的陈衡哲的缱绻之意。不知道胡适（婚前、婚后）有否写过“第二个世界”之类的情书？也不知道陈衡哲有否写过“一角之地”之类怨信？或者两个角色倒置一下（因为是小说）。但是瓦德的那封终于“永远不让他再见天日”的剖白心迹的信，不就诉说了痴男怨女的真情吗？所以，《洛绮思问题》这篇小说在发表之前，胡适阅读之后，立刻作了删增。在胡适的授意下，莎菲在故事结尾拖了一章，瓦德这个人物隐下去了，叙述了老姑娘晚年的故事。
究竟都是有家室生活在社会上层、事业辉煌的人了，旧事如烟云，即使感情缱绻，驱之不去，也只能在“地底”极端隐蔽地委婉地运行，这应该是“我们三个”的共识。不料《洛绮思问题》的十年之后，在上海突然节外生枝了。
1934年4月20日，《十日谈》杂志29期上的“文坛画虎录”专栏里，发表了一位叫“象恭”的作者文章《陈衡哲与胡适》，称：陈在留美时期，与五四运动健将胡适相见机会甚多，要求与胡结为永久伴侣，胡始终未答应，将陈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任鸿隽（叔永）。任陈婚后，感情总是澹澹的，云云。“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如此花边新闻立刻传遍大江南北，致当事人芒刺在背。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的任叔永合陈衡哲读了该文后十分愤慨，同去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胡适此际正写作论文《说儒》，又为59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墓碑撰文，又作一论、再论、三论《信心与反省》历史时评，7月悼念挚友刘半农……得知“象恭事件”后，也很气愤，挤出时间，写了封抗议信，于8月13日寄给上海《十日谈》，要求编者“向原文中被攻讦诬妄的个人负责道歉”。该刊编辑部没有交出“象恭”其人，而是在39期上刊登了《胡适之来函》，从四方面进行辩诬；编者付按语，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但否认攻讦）。胡适从来大度，就此宁人息事。但这块花边新闻却因此提醒了人们，中国文苑逸事史流，恒河沙数，又增加了一段情事支流。
素斐（莎菲），我忍了一年半才哭（1）
当1920年8月22日，胡适等“我们三个朋友”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重逢欢聚时，北京钟鼓寺胡同胡宅里，一阵阵婴儿的哇哇声，孤独的江冬秀为胡适生了一个女儿。
胡适当然要给可爱的小生命取名。是女儿，取个什么名字呢？胡适取名，从来破除封建伦理，不循家族宗亲排次；而且也不追求时髦、洋气，都是朴实地联系现实，寄托情意的聪明的胡适，铁桶似的瞒过了妻子江冬秀，也许连得“我们三个”中的任叔永毫不知晓，他把一个“莎斐”的谐音“素斐”赋给了女儿。莎斐、素斐的英语发音是Sophia。胡适隐在“第二世界”里的缱绻之情，“素斐”，一个多清婉时髦的女性名字。可知道，借了自己女儿的载体，终于向伊人“打开”了。
越年，七月中旬，胡适应高梦旦之邀南下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感怀江南荷花初绽情景，赋七绝一首（此时胡适已难得写旧诗）寄赠在北京的任陈夫妇：“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没有想到尚在返京途中，在南京陶知行家闻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1921年7月31日日记）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键，添得新枝姐妹花。
（三个朋友一年中添两女，吾女名素菲，即用莎菲之名）
这里胡适泄漏“天机”了，不过是写在他的日记中，没有人会知道的。回到北京，9月10日，他去探望莎斐（见着她的女儿，名荷儿（按，即照胡适贺诗中“姐妹花”取名）。莎斐因孕后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1921年9月10日日记）
但是不幸得很，这双“姐妹花”之一的素斐，1924年就患病，不善理家的胡适忽视又忽视；沉湎于“方阵之战”的江冬秀拒绝西医，就这样把女儿病情医治时机错过去了，住医院时已无可挽回了。到1925年5月，竟至夭亡。只生活5年的小生命游丝般飘然而逝，在胡适日记中不留只字痕迹——这年的日记，记了没有半年。、关心失去女儿爸爸的，似乎只有莎斐了。她从南京去信（时在东南大学任教）说：“你若真能怜爱女儿，我们倒还有一个办法——把我们的女儿送一个与你罢。或者更好一点的办法，把你的儿子也送一个给我们，你说好不好？”任陈夫妇果真把次女以书给了胡适做干女儿。不过胡适没有把以书带去北平。胡适到暮年还向他的秘书胡颂平谈起这件事：“过去有个女儿去世后，也想抱个女儿来养。那时在南京，有一对夫妇都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按：指任叔永、陈衡哲夫妇），他们觉得女儿太多了，想抱一个儿子，愿意把女儿送给很好的人收养。那时从南京到北平是没有飞机的，要我在火车上抱她，怎么抱得去？后来战事发生，火车也断了，就没有实现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3月18日）可见胡适直到谢世前一年，还是记着这个可怜的女儿的。
胡适记着素斐，更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怀念青年时代惺惺相惜对莎斐的爱恋。这一爱恋，随着他的默契让与，和他“父母之命”的婚姻完成，已名存实亡。不，连得形式也不允许存在了。于是他只好缱绻在女儿的身上。但是1925年以后，素斐也失去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呀！胡适忍受着。忍受，是胡适与生俱来的品德。他强抑自己，以工作排遣痛苦，帮助清华大学设计“国学研究院”，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