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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够提供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社会。而另一方面，中国尽管被列为“非选举制和非自由制国家”，却享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和经济繁荣。
与选举制局部合法性的问题比较起来，滥用选举制合法性的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国家中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盲目的选举制合法性信念在设计一套选举程序来控制政府上过高估计了人的美德，却又对钻制度空子的毛病估计不足。对个人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之所以可能来自代议民主制，就是因为当选的领导人往往生活在膨胀的道义幻想之中，相信绝对的选举制合法性，这就使他们沦于一种退化的状态，自我放纵，以为自己至高无上。
乔治·W·布什就是整个民主制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他的所作所为表明，当某种激进的“新保守”意识形态得到民主制度设计的支持时，国家会多么轻易地被置于险境。对于总统的宣战权力，在美国宪法中并未规定出任何机制加以限制或控制。应由国会宣战的要求没有得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美国没有联邦召回制，没有联邦公民提案，没有联邦全民公决。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共有人员约400万名（包括100万现役军人），其中须由总统任命的官员达6000多名。在这些任命中，惠顾恩赐已成常规。
联邦的立法受到游说集团的不当影响。这些说客是受雇于军工综合体之类的财团。由于缺乏像现代公司预算控制那样的机制，政府的赤字开支从体制上看就是失控的。与此同时，布什总统又轻易地滥用权力一而再地为那些超级富豪减税。国家处于交战之中，国债呈火箭式上升。私人负债也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卡特林娜飓风之类的灾害落入政府的盲区。布什政府仍然没有看到，恐怖分子用不着真正发动恐怖袭击，只是散布恐怖气氛，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布什总统离任前或离任后再来一次恐怖袭击的威胁，像一把剑悬在每个美国人头顶之上。美国兵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接近于每月100人，战争的代价已不能单用美元来衡量。而布什政府仍然幻想一种“一插就灵”的民主制尽管没有法治也可以在伊拉克生效，或者再多派去一些美国兵就可以使这种军事解决办法比政治文化解决办法更有效果。
凡此种种只能让人琢磨：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竟会在新的千年之初陷进这一团泥沼？
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1）
几千年之前亚洲人就经过白令陆桥迁徙到北美洲而成为土著美洲人（印第安人）。很久以后，哥伦布才在1492年到达这里，随后欧洲人于1607年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块殖民地。此后从1609年第一次盎格鲁一波瓦坦战争起，直到1890年封闭边疆为止，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着战争，屠杀，灭绝，同化，土地被强占，人口被强迫迁移，还有大流感等。征服土著美洲人，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人迈向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1803年从拿破仑的法国手中购买到路易斯安那，是美国第一次成功的领土扩张。这一大片土地面积有5亿多英亩（1英亩=公亩）。当时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远远大于1812年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将近美国现有领土的1/4，而当时买地花的钱仅仅是平均每英亩3美分。更令人惊讶的是，原先计划仅购买新奥尔良一地的预算就是1000万美元，而后来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仅花费了1500万美元。这简直比1867年花720万美元从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那笔生意更划算得多。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前曾谴责英国不给自决权，可是在买下路易斯安那以后，他马上签署法令剥夺了这片新领地的自治权。1810年，美国不顾西班牙的抗议而兼并了西佛罗里达。美国想往加拿大扩张的企图因1812年的美英战争而受挫。但1818年占领了东佛罗里达地区，1846年又获得俄勒冈领地。在南方，西班牙于1819年让出佛罗里达。1845年，美国兼并得克萨斯，引发了墨西哥与美国的战争，但结果好得出人意料，美国仅仅给墨西哥付了1500万美元，就得到了得克萨斯、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怀俄明部分地区以及整个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这么一大片地方。就这样，仅仅70年工夫，美国就由最初小小的东部13州发展成为东濒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南临墨西哥湾的一个庞然大国。
与领土扩张相伴的是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最初建国时想到的就是一个大陆民族国家，13个殖民地联合时的立法机关就叫做“大陆会议”。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宣布了“门罗主义”，警告欧洲列强停止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不要再干涉西半球的事务。1831年，托克维尔提出了“美国例外论”，以回应约翰·温思罗普1630年那有名的“山巅之城”布道以及托马斯·潘恩1776年在《常识》一文中提出的让世界从头开始的思想。托克维尔的“美国例外论”一词后来具有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含义。1843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把这一思想描述为“扩展自由地区”。
1845年，民主党记者约翰·奥沙利文在主张美国兼并得克萨斯和俄勒冈时，第一次提出了“天定命运”之说，以此来表达大陆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用他的话来说，向外扩张和拥有整个大陆“凭的是天定的命运……上帝给了我们这一使命来发展伟大的自由实验”。如同美国革命、共和主义的兴起、废奴运动和政党竞选一样，美国的大陆扩张被认为是又一次“十字军使命”，具有强烈的道义精神。“天定命运”成了上帝给予的救赎基督教世界及其人们的机会。从那时起，这种特殊世界历史使命感和机遇感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到19世纪末，“天定命运”之说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成为美国海外扩张的理论根据。在1898年兼并夏威夷时，威廉·麦金利总统就声称：“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如同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天定的命运。”从1854年马修·佩里迫使日本向西方打开门户，到1899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都是如此，而美国孤立主义则像一个陈旧的梦逐渐消逝。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2）
1898年的美西（美国—西班牙）战争开始了美国扩张史上的新篇章，这场战争以后不再是直接兼并，而是换了一些做法：将古巴作为事实上的保护国（古巴于1902年独立，1903年向美国永久租让关塔纳摩湾），将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收做殖民地（菲律宾于1946年独立）。美西战争以后，美国是以霸主心态构建它的帝国主义天地。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名诗《白人的负担》，其副题为《美国与菲律宾》，即以委婉的笔触批判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及其相关代价。历史再翻一页进入20世纪，美国的对外扩张转变为对外干涉，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公开宣布了美国进一步发展门罗主义的外政方针，鼓吹建立强大海军和“大棒外交”。他的思想来源于艾尔弗雷德·马汉1890年出版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该书主张扩大美国的海军，修建巴拿马运河，以及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前哨以扩展对中国的贸易。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宣布说，“现在是时候了，所有其他的人都该认识到民主应证明自己的纯洁性和取胜的精神力量。去领导使这一精神得胜的努力的确是美国的天定命运”。从此以后，美国即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要在全世界捍卫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事业。美国的精英在18世纪摆脱了大英帝国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可是到19世纪就准备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到20世纪更以此而怡然自得。在这个新的美利坚帝国中，没有国王或皇帝，也不再有领土兼并，而只有干涉、占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胜利带来的自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以及美国普通纳税人利益的下沉。
保罗·肯尼迪在1989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剖析了16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审视了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经济力量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但不论从世界各国对比而言，还是从一国的不同时期来看，经济和军事的强弱都是相对而言的。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经济强国开始衰落时，安全感下降，因而在军事上花费更大力气。这种趋势导致“帝国扩张过度”，力量伸展过度。衰落中的大国莫不如此，只有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保持最佳平衡的强国才能保持其大国地位。
美国从2003年起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是不是“帝国扩张过度”的一个征候？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是“总有一死”的。然而每个帝国以及每个帝国的辩护士总是认为自己的帝国与众不同。在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民主雅典军队入侵叙拉古时，雅典人自称是世上无敌、无战不胜的。但结果却使战役成了雅典帝国的滑铁卢。17世纪，西班牙人在欧洲进行他们的帝国战争，力图保持他们对佛兰德的统治，结果又是使帝国一蹶不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又有何不同呢？当民主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要求小小的米洛斯城邦放弃其中立时，雅典的使者教训米洛斯人说，只有在实力相等者之间才谈得上权利问题，而在强弱分明时，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忍气吞声。乔治·W·布什总统当然跟雅典人的“强权政治”很不一样。美国军事力量伸展到伊拉克是为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但又始终装饰着普遍道义的光环。
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3）
2001年“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宣称：“每个国家，在每一地区，现在都得作出决定：是跟我们一起，还是跟恐怖分子一起。”这就像他对别的国家的看法一样：不是民主国家，就是独裁国家。在人们所说的“布什主义”中，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指导方针是军事上先发制人，军事实力“世上无敌”，采取单边行动，履行普遍的道义责任“把民主、自由和安全扩展到所有的地方”。
这一整套原则就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提供了高尚的理由：如果美国受到恐怖分子或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的无赖国家的威胁，那么自卫的权利就应当延伸到授权实施先发制人的和单边的袭击，趁潜在侵略者还不能攻击美国之际就将其制服。
关于先发制人的袭击，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曾经说过：“允许总统在他认为有必要入侵邻国以防止该国对我们的入侵，就是允许他在任何时候他说为此目的有此必要时就这样做，就是允许他随意发动战争……倘若今天他竟然说他认为有必要入侵加拿大以防止英国人入侵我们，你又怎么能制止他？你可以对他说‘我认为不存在英国人入侵的可能性’，但他会对你说‘住嘴，你认为没有可能性，可是我认为有’。”
有了世上无敌的军事力量，布什总统显然在得意地幻想美国既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就该成为最强大的国际警察。然而，这也会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如今出现了新的自杀式袭击战，使得美国最先进的武器在国内国外都显得脆弱无力。这不是“世上无敌的力量”，而是“力量不敌的挑战”。布什总统每个月花掉美国纳税人缴上来的80亿美元，却看不到这一事实。派出更多的兵力只会撑起更大的幻想。
关于民主制普遍适用论，布什总统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又作了新的阐述：“美国将带头捍卫自由和正义，因为它们对于所有地方所有人们都正确适用，不会改变。没有任何国家控制这些理想，也没有任何国家是被排除于它们之外。我们无意将我们的文化强加于人，但美国将永远维护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司法平等和宗教宽容等这样一些不容谈判的要求。”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章开头引述的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他的《地理思维》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还可以看看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的《乔治·W·布什及其传教士立场》一文。
施韦德认为，布什总统郑重其事的预言是一种“传教士式的道义进步论”，充满着带帝国色彩的先验的十字军劲头。对于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和美国例外主义者，布什的话激活了一种沙文主义的反应，他们认为只要谁提到美国与别人是道义等价，就是自卑自贱的表现，似乎美国的文化并不只是世界上道义尊严的、充足有理的许多生活方式之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