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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等价，就是自卑自贱的表现，似乎美国的文化并不只是世界上道义尊严的、充足有理的许多生活方式之中的一种。可是，难道真有可能提出“正确适用，不会改变”的道义声明而又没有种族中心论、狭隘区域论、政治上自私自利或教派偏见的气味？布什总统的傲慢又怎么碰巧与权力和财富联系在一起，似乎他期望的东西就必须是所有别的人也应该期望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4）
施韦德的看法也得到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的支持。波斯纳说：“道德是有地方性的……不存在什么有意义的道德普遍模式。有一些同义反复的套语是到处通用的，例如‘谋杀是坏事，因为谋杀是恶意的杀害’，或者‘贿赂是坏事，因为贿赂意味着不正当的付钱’。但谋杀或贿赂该当何罪，不同的社会之间有很大差别。有很少一些基本社会行为准则，例如一定不要撒谎，不要无缘无故不遵守自己的诺言，或者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自己的亲友或邻居，可能所有人类社会都是相同的；如果有人说这些基本原则是普遍的道德法则，我可以接受。但是它们只是抽象原则，构不成标准。因此道德实在性是谈不上的，存在的是一种形式的道德相对性。相对性要求按照适应主义理念来评价道德……要看它对存在，对其他终极目标，或者对一个社会或社会中的某一群体的贡献如何。道德的相对性意味着我们要非常小心对待‘道德进步’的说法，因为它是有一定视角，不是客观的……提出一种道德的标准，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来确定的，而不存在某种超文化的（‘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因此，除非是用于论战的目的，我们不能说别人不道德；如果要说，也必须说明这是‘按照我们的认识’来看是不道德的。”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1988年出版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也指出，是否正义的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有关之人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该人对自己的见解。
施韦德指出，许多“善的客观排序”的道义之言（例如说“以自己情愿之事祝愿他人”）其实也只是没有根据和不可能有根据的喜恶之情加上了礼品的包装而已。饮食方式、言谈习惯、思维模式或性习惯等等，其喜爱厌恶都是一定文化、一定环境下的产物，在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之间往往会引起彼此间的反感。根本不存在任何有普遍约束力的和合理的方式来给所有时候、所有地方的所有的人编排所有价值观。因此，要彼此共处，就应当照顾到每一种文化的良好社会的设计。即使传教士式的一元论者要求消除文化差异以便让人们都得到解放，文化差异依然不会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布什总统说“我们无意将我们的文化强加于人”，那么他提出的那些“不容谈判的要求”似乎就该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很不相同的形式了。在施韦德看来，这里的问题就是：该认真对待布什总统这些用心的语言吗？他只是一时说走了嘴吗？或者，这不过是颇有心计的修辞手腕，用以显示绅士风度，实则掩盖帝国主义的意图？
试以色情作品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为例。中国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是比较严格的。考虑到出版者发行者的商业利益、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社会或第三方的利益，对色情作品的严格审查是不是无理地侵犯了言论自由？自由派人士认为政府根本不该干预，维持社会的一定道德标准不是政府的事。可是中国人却看法不同。 txt小说上传分享
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5）
在新加坡，警察发现有人举止异常时，有权对该人进行尿检，以判断该人是否吸毒，新加坡认为这一做法并不侵犯隐私权。自由派人士从反家长制观点出发，认为健康是个人自己的事，不应为此而对个人隐私权设限。但新加坡人觉得这一点限制有利于个人健康和公众安全，是值得的。
在香港，孝道被广泛认为是美德。当局对赡养父母的人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西方自由派人士也许觉得这是故意抬高某种美德或生活方式，违背了不偏不倚的原则。但中国人觉得这种做法是使一种抽象权利变得比较具体，不是减免的问题，而是在道德风气上前进一步的问题。西方人更关心个人的独立的权利，而中国人则比较关心个人权利的环境和个人权利的外在影响。尽管“外部性因素”如今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由派人士仍然感到很难把它应用于跨文化研究。对于“外在敏感性”的范围和规模，中国人和美国人认识上存在着巨大的但却被忽视的差别。
再看看选择政府的权利，它往往被认为是人权的关键。上文已谈过，政府形式和政府领导人的选择在美国是一种“公共选择”，而并非“道义选择”。民众有权选择政府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什么抽象的选举制良方能适用于一切文化环境，更何况美国的选举制在实践中也是毛病百出。在中国，民众选择政府的权利不是表现为“选举式民主制”，而是表现在实行“德能政治”和“政治协商”。
中国的德能政治是中国人选择政府的方式。中国政府形式的未来取决于由中国文化确定的中国“公共选择”过程，它不会由另一种文化来确定。作为选择政府的一种方式的多党竞选制在中国受到禁止，其原因不仅在于政治上的自利，而且也在于政治文化、路径依赖、负面示范以及和谐平等主义。不但供方（政府）不喜欢它（哪个政府喜欢被推翻？），而且“求方”（中国人民）也要求有一个坚强的德能政治的政府，他们认为政治西化有危险、代价高、不可取。道德的相对性最终导致“文化道德论”，证明西方民主制在中国不合适。
西方民主价值观被看做是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只是因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国家的精英们正好将这些价值观奉为他们的理想，而且相信“给人自由即给己安全”。这种“民主和平论”是所有成年人都玩的儿童游戏：你首先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然后你用民主的定义把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排除在外；然后你说明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要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你可能还需要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战争。但在你敲定“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战争”以后，你最后敲定“和平”，尽管民主制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和平的选择。伊曼纽尔·康德在他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就预言过这一理论，可是17年之后，即1812年，就爆发了民主的英美两国之间的战争。“民主和平论”的信仰者最不愿提到的第一场战争就是1812年的这场英美之战。这种自欺欺人的理论的“纯”逻辑效应就是“###”。在爱德华·弗里德曼的《如果中国不实行民主化会怎样？战争与和平的含义》一书中，这一理论遭到了驳斥（论证包括17—18世纪的几次英荷战争，美国推翻民主国家政权的企图，如1954年在危地马拉，1973年在智利，1979年在尼加拉瓜），但该书仍从文化观点出发肯定了中国扩张论，同时却又从非文化观点出发主张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
正如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是现实政治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结果一样，“布什主义”是现实政治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处方相混合的产物。毫不奇怪的是，他精心宣传的军事控制与普世道德论相糅和的高调，在左右两翼干涉主义者听来都是入耳的音乐。然而，一些人曾急忙欢呼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在非基督教世界逆转成政治文化崩溃，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正经历着空前的信任衰退，在这样的形势下，狭隘的选举民主制的教训以及自决的法律秩序的相对重要性仍然未被认识。如今美国深深陷于伊拉克###的泥淖之中，可是一些美国人仍然把他们在伊拉克建立科学的、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的幻想紧紧抱住不放；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只能归咎于布什政府的失误，而不在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鲁莽行事。
伊拉克现在被看做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燃料补给站”，颇像20世纪——“美国世纪”——之初菲律宾在太平洋充当的角色。而菲律宾这个美国当年的唯一殖民地时至今日在亚洲经济繁荣的浪潮之中仍处于落后状态，其罪过被推到民众身上，而没人责怪那里的美国式民主制度。现在伊拉克仍然天天有爆炸，巴格达天天在燃烧，人们彼此埋怨之情也在日增。伊拉克领导人埋怨一个超级大国在他们那里部署了如此之多的兵力，而战后表现却如此不力。布什政府则埋怨伊拉克领导班子老是不团结，始终没有足够的政治威力来治理国家。当然，美国纳税人也在埋怨。新建立的伊拉克民主制据说是一种优越的政体形式，又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尽力扶持，怎么会如此糟糕地应付不了宗教派别的暴力？
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然而它是传教士式意识形态专家们所不愿正视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特点就在于意识形态上伸手太长，军事上扩张过度，如今它正在破坏美帝国的未来，因为它在政治上是福音传道式的，在智力上是鲁莽草率的，在军事上是自杀式的，在经济上则是挥霍浪费的。
历史的教训
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自己，华尔街的历史尤为如此。作为金融经济和资本市场化身的华尔街，它的一起一落反映的不仅仅是美国实体经济的沉浮，而且还是整个美国文化的兴衰。
19世纪20年代初，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被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狂热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噩梦的，是汽车、飞机、电影、广播、电话和电网等令人着迷的新技术，还有轻松的爵士乐、浪漫的舞蹈和趣味十足的体育娱乐。艺术和文化的活力也体现在重新界定的现代女性和达到新顶峰的装饰艺术上。贫民窟虽未像胡佛总统宣称的那样从美国消失，但空前的工业增长和高涨的消费需求和愿望却使“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的潮流。“咆哮的20年代”很快从北美蔓延到重建中的欧洲。当德国难以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时，华尔街投入巨资抢购欧洲的债券，从而使欧洲有能力成为美国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大型消费市场。欧洲经济日益与美国经济相互交织在一起，欧洲也很快进入了所谓的“疯狂年代”。
在美国，支撑新生活方式的经济发展依赖的是新兴起来的消费信贷。在华尔街，当时的新技术公司特别是汽车公司的股票开始被轮番爆炒起来，就像早先投机者的“铁路狂炒”和后来投机者制造的“网络泡沫”一样。从1896年5月26日的点开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同年夏天跌至点后开始缓慢上升，1906年1月12日突破了100点。大约21年后的1927年12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200点。可是刚过一年，道指便在1928年12月31日突破了300点，并在1929年9月3日发展到收盘高点（日内高点，这一高点直到25年后的1954年才被打破）。如果从1921年8月24日的点算起，到1929年9月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8年间已上升了5倍多。华尔街的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甚至大量借钱购买更多的股票。被称为投资信托的共同基金也开始时兴起来，交易保证金越来越低。到1929年8月，股票经纪人给中小投资者的贷款超过了股票面值的2/3，贷款金额达85亿美元以上，竟超过了美国当时货币流通的总额。1929年9月，标准普尔指数（1957年确立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前身）的市盈率（股票的市值与公司年赢利之比）也达到的历史新高。从1900年到2005年，美国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平均只有14。
就在华尔街最后疯狂的前夜，实体经济方面已经传出不祥之兆。由于苏联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木材的价格在1928年开始出现滑坡。但更为不妙的是1929年加拿大小麦的生产过剩，导致了美国强迫压低几乎所有农产品的价格。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在接下来10月28日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跌38点，下降了％至260点。10月29日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二”，恐惧堵塞了电话和电报，导致了进一步的惊慌。保证金要求迫使更多焦虑的投机者清偿其股票，华尔街完全被卖单的洪水所淹没。这一天，股市约有16亿股易手，创纪录的成交量到40年后的1968年才被打破。两天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总共下跌了23％。
到11月11日，道指仅剩228点，从9月份的高点累计下降了40％。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