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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市场失灵”的含义取决于如何定义市场本身。如果产权界定和自愿交易是市场价格机制的前提，那么，在产权界定不存在（如对冲基金的损失引发的“负外部效应”）或自愿交易不存在（如“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中的权力滥用或股东“被迫自愿”）的情况下，市场就不存在，“市场失灵”也无从论起，存在的是“制度失灵”。而如果政府对这种传统理论认为是“市场失灵”的“制度失灵”听之任之，那便是更大的“制度失灵”。在美国，个人主义和自由自主的民族特性天生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相伴。市场原教旨的谬误不仅在于在否认“市场失灵”的同时看不到“制度失灵”，也在于把市场自发原理当成人类可以走出无政府状态的机制，而根本不顾市场制度依赖于国家制度的历史事实。
由此看来，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只是一场制度文化危机，是个人自主的民族特征、自由市场的思维习性、群龙无首的公司结构和乐于冒险的文化气质的危机，是美国对自己的制度文化缺乏彻底反思的危机，甚至还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制度文化不可能有充分的自我意识的危机。都说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可是，即便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无法保证不重蹈覆辙，因为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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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1）
由于银行管制和外汇管制制度的存在，中国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一样，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影响。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的管制仍然比较严格，故在购买了次级按揭贷款的6家银行机构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等），由于投资规模不大，次级债亏损比欧洲的银行要少得多。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两万亿美元，家庭和政府的负债水平都很低（分别占GDP的13％和33％），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都很充足（贷款—存款比率仅为65％），故家庭和政府仍具有较强的抵御外界冲击的能力。
但是，由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出口产品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欧美金融危机引致的经济衰退必然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实际上，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相似，自2007年9月以后，中国出口月度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2008年一开始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也减缓。广东的东莞和浙江的温州等不少地方，都已经出现了公司倒闭和工厂不同程度的停产和半停产，广交会上的订单也出现了30％的下降。不过，危机中的美国也可能摆脱不了甚至有可能加深对中国廉价产品的进一步依赖或需求，2008年9月，美国从中国的单月进口就达到了创纪录的331亿美元。
如果像花旗银行测算的那样，美国经济放慢1％会使中国经济放慢，那么增加内需就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而在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可能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和较快增长，显然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两年内总投资额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10项措施”，“灵活审慎”地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以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当西方各国政府都忙于举债补窟窿救急时，中国政府却能相对从容地扩大投资、降低税负（增值税转型）和宽松信贷，这不能不说是十几年来中国在提高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力和调控力上的成功，这在国际社会上自然也是令人赞许的举措。
与陷于危机的“后市场化”的西方各国相比，没有危机直接困扰的“市场化进行时”的中国，不仅在学习经验和避免失误上有时序上的后发优势，在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提高政府管制水平上还有更加重要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表现在一个后来者对自由市场和价格机制的开放心态和思维，表现在关系主导的民族特征在协调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上的深思熟虑和灵活，更表现在现行的政党政治制度在扬弃传统的家族政治制度后的责任感和限任制的结合。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2）
当然，中国市场化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面对的经济形势也是严峻的。现有的股市和楼市需要完善，同时，债市、汇市和期市（期权期货）也需迈开步子，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仍待更加平等开放。
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虽然已从2007年的6000多点自行跌至2008年的1000多点，港股也从3万多点跌至1万多点。张茵和杨惠妍等新富豪的财富市值已蒸发90％以上，黄光裕也因铤而走险而落入困境。目前有的股票确实已具备投资价值，但股市的逻辑是：集体非理性往往要比个体偿还力来得更加持久，何况股权分置改革后“大小非解禁”的问题仍压抑着市场。股市中的保证金交易（融资）和卖空交易（融券）在试点后仍应谨慎放开，而2005年至2007年的疯狂爆炒对政府应对未来类似情形将是挑战。巴菲特常引用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话说，“股市在短期是非理性的投票机器，在长期则是理性的称重机器”。这无意中道出了民主投票的潜在偏执，但更重要的是说出了价值投资理念对政府调控股市的可参照性。而价值投资理念宏观上以企业赢利水平、经济增长和利率为基础，微观上则以企业核心竞争力、可预期赢利增长、股本回报率、股价安全边际和用于参照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为基础。举例说，2000年2月，雅虎公司的股价是90美元（拆分前是360美元），如果按价值投资理念的15％的预期投资收益率算，雅虎的年赢利或年销售增长应达到63％才能维持该股价，这意味着2020年雅虎的销售应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即相当于假定以每年3％增长的美国GDP总额的64％。换句话说，只要开两家雅虎，美国人别的几乎都不用干了。这当然是再疯狂不过的（2008年2月，头脑发热的微软居然想以30多美元的高价收购雅虎，而利令智昏的雅虎竟然不卖，2008年12月雅虎股价只剩10美元）。回头看看，2007年的中国股市，有多少公司的股价像雅虎当年的股价一样疯狂？无论如何，历史上西方各国政府对股市的过度放纵每每给一般股民带来灾难，在中国，仅仅告诉股民“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信条是否真的如此可靠？
楼市方面，上涨过快的房价在2008年已明显回落，但由于人口总量和需求的钢性，中国的房价不可能出现大滑坡。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资产证券化和杠杆化程度也限制了住房抵押信贷的风险，集中在商业银行身上的风险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问题是，亷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的价格矛盾使楼市推动经济的作用复杂化了，这同扩大投资能提高就业和国民收入但也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产出过剩的矛盾是一致的。类似的矛盾对投资推动经济的政策来说确实是个大考验。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3）
楼市和债市中，证券化金融创新的推进要照顾具有较高储蓄率的国情，在向下责任制不明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不应有发行债券的权利。金融工具本身无害，但关键出在适度使用和政府管制水平上。汇市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民币从贸易项目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逐渐放开。但在这一点上，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有理由根据历史情况采取策略性步骤，过激的自由化反倒可能是不理智的。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发展到美元—黄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美元本位的现有体制，未来的演变仍不明了。只有国力真正强大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才有可靠的风险控制性。而反过来，一个国家只有货币的自由可兑换，才能谈得上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上有更大的话语权。2008年9月，中国已持有58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9月份的增持达到创纪录的436亿美元。这说明中国仍不得不依赖美国债市，因为欧洲日本风险可能更大，而中国又不能把外汇通通用于进口，哪怕是进口那些价格已经跌得很低的战略性原料物资。
另外，市场化的进程还应推到某些领域的价格控制、垄断行业的平等准入，以及国有企业纳税之外的利润和地租的上缴等方面。对内开放同对外开放一样重要。扩大内需方面，中国政府在扩大投资需求的作用上有制度上的天然优势，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新国际环境下的投资效率，在于同时扩大消费需求方面扫除市场障碍，尤其是在质量安全和降低交易费用上。
不论金融危机是否会给西方带来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型的经济萧条（类似于“日本病”），各国政府调控能力的强化趋势（明显不同于大萧条时那种让市场自生自灭的做法）和政府间有效的国际合作，应该能使危机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挑战和机遇的相权中，对中国来说机遇应该更大。这是一个扩大内需而优化经济结构的机遇，是一个深化市场改革而加固市场规则的机遇，是一个提高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而造就“高效管制”的机遇，是一个推进向下责任制的政治改革而确立“廉洁政府”的机遇。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民间思维都是一个富民强国梦，“富强为本，市场为用”恰好有现行的政党政治的制度作保障。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纠缠于“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却没能真正深入到文化心理和制度逻辑的层面去认清“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因而仍可能看不到或继续怀疑中国现行的政党政治的制度创新特征。美国的这场金融—文化危机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正好是一服及时的清醒剂。
中国的崛起需要制度保障，需要历史机遇，也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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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1）
2004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历史上头一回现场转播了美国总统选举情况。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混乱以及2004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已经使美国式的民主在不少中国人心目中丧失了声誉。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2002年完成了从###到###的历史性过渡，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执政能力更加充满信心，对美国模式更加无所畏惧。①不少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的想法是：“这又是作秀的时候了。”2006年12月，在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华电信（台湾）和韩国KT集团与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公司签署了一项5亿美元工程的协议，修建海底光缆系统，建成后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现有直接通信容量扩大60倍。中国政府显然不怕开放。可是西方许多人仍在幻想这种经济往来将促使中国走向多元化，最后走向多党民主化。
这也许会令人不安，但真正的中国挑战正在蒙眬显现。与西方人认为只有自由体制才能维持大国地位的信念相反，中国的德能体制已演进到一个稳定的现代阶段，发展成一种不同的国家模式，能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和相当的政治稳定。因此，真正的中国挑战是在比较基本的制度层面上，而不在次要的实业、经济或军事层面上。应对这一现实挑战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力量加以遏制或是以片面的信念加以约束。要做的事在于怎样在国际政治上与这一类型的头一个和最大一个超级大国合作和周旋，并通过经济全球化达到互利。主题应当是“和平的共同发展”。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将能够超过德国和日本，但30年内还不太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尽管如此，“霸主也有自毁因素”。倘若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继续过度伸展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它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经济优势。
目前，美中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万亿美元与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2000美元与1800美元。即使中国GDP在今后30年超过美国，它的人均GDP仍会是远远落后，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4左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教育、科技创新和军事力量方面，中国今后30年内顶多也只能是缩小它与美国的差距。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纪已是“美国—中国世纪”。欧洲在19世纪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如今已变得疲惫力衰。②美国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