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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这个世纪已是“美国—中国世纪”。欧洲在19世纪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如今已变得疲惫力衰。②美国在20世纪成了世界制造业最大基地，这一地位如今已在衰退中。
本书所发出的信息是一个大体上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令人焦虑的事情：当中国日益成为一个能接受国际办事准则和多文化的开放社会时，美国却逐渐向一个封闭社会倾斜，顽固坚持政治传道式使命而又抵制国际多边主义。美国的社会科学家研究中国时，主要是谈论中国应该怎样做以便更像美国。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时，则是主要关心两国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如何消化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地平线上模糊出现的情况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就生产力而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世界上最糟的，它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向别国推销它的狭隘民主制，而这些资源本来是应该用于国内研究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2）
罗伯特·达尔的《民主制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年出版）在文化认知基础方面存在一个未被看清的逻辑缺陷。不同的文化对民主制和市场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中国人现在重视法治，但仍然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不可能事先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他们认为西方的程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次优的解决办法或一种并不现实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倘若没有法治，就会出现任意武断的统治，但若仅仅只有法治，法律的刻板性会坚持似乎公正的程序而牺牲可取的结果。西方的民主制被认为有可能沦为暴民的统治，人们受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的煽动而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从这种想法出发，人们就力图从体制上建立一套正式的机制，以改进德能统治的选拔和选举机制，达到人治与法治的平衡。对于市场机制，中国人的想法也有所不同：自由市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用工具，但自由竞争或者有时是过度的竞争从来不会实现尽善尽美，总会产生一些外部性效应以及买卖双方权力的失衡，需要加以控制，以利于整个社会。自由市场，如同民主制一样，只有在钟爱者眼里才会显得完美无缺。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过，民主制受到金钱和腐败的驱动，此话也许值得从公共选择的角度予以重温。
西方有许多人热心于谈论“中国通往竞选民主制的途径”。他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五种可能：一、逐步改革，从村干部###和法治逐渐过渡到全国民主制；二、民众推翻现政权，如同菲律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韩国，都是如此；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进行政治改革；四、通过改革派政变实行民主制；五、通过逐渐明确的联邦制度而最后实现民主制。③这些都是不会发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让自己对“社会进步”的渴望盖过了对科学事实的探索以及自己对文化真理的尊重。我们正在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建设它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同时，正在创建一种中国式的“德能民主制”，它跟西方的“竞选民主制”是不一样的。
民主制的神话是把竞选民主制、法治、人权和市场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作为民主制一揽子交易。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常说只有民主制国家的成员才能享用资本主义，可是中国现在有了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制普遍论者常说只有民主制能促进人权，可是一些自由民主制国家的不佳人权记录、一些第三世界新民主制国家的不良状况以及一些非自由民主制国家中人权状况的改善，都证明他们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民主制老生常谈者声称只有民主制国家的成员能享有法治，可是这在基督教世界（世界人口的30％）只是局部属实，而在非基督教世界，选举式民主制所“享有”的却往往是社会混乱和政治瓦解。正如同民主制在美国由于它的共和传统而尚不完善一样，法治在中国由于它的重视关系的文化而尚不完好。但体制上的惰性是一回事，把民主制与法治捆挷在一起则是另一回事。那种民主制一揽子交易的思想根源是种族中心主义，即国家层面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3）
美国的“闭眼”心态和“冷战”心理往往导致交往双方感到受挫折。中国政府感到最苦恼的，就是与它打交道的对方一方面表示要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恶语相加，甚至背后捅刀子，支持那些破坏中国安定的势力。美国的“精英们”一方面高兴地跟中国做生意，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表现出一种“人格分裂”。加拿大保守派也一样玩弄这种危险把戏：加拿大政府迟迟不应中国的要求遣返逃亡到加拿大的中国腐败案嫌疑犯，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不停地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但又派遣他主管经济的部长们到北京谈生意。
正如理查德·施韦德所指出的，反感是相互的，是对双边关系有损害的。在这里，狭隘的人权观念是没有希望的。当你手里的唯一工具是一把锤子时，你往往就把每一个问题都看成是一颗钉子。人类历史从无政府状态走向君主统治、专制和独裁。它不一定就直接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制。中国经过了改革的德能政治现在已远远不是独裁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和中国的德能民主制都是可行的政体形式。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政体形式可以是君主立宪（英国），共和制（美国），民主制（法国），德能制（中国），或是混合权威制（俄罗斯）。当然，人与人可以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共同财富”，它们最好是来源于共同的认识和大家一致同意的机构（联合国），而不是出自狭隘的、帝国主义式的心态。
一个又一个“帝国”来来去去。中华“帝国”在19世纪的热战中输给了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在20世纪冷战中打败了苏维埃“帝国”。现在，尽管中国自己努力采取低姿态，但它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的抱负还是难以掩盖。
美国的商界保守派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大有商机的地方，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不利于他们的对华贸易和经济进步。而美国的新保守派却把中国视为对美国正在朦胧浮现的威胁，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加以遏制。商界保守派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在中国做好生意，至于中国的问题怎样解决，那不是我们的事。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对策则是：把中国民主化，若是做不到，就把它“妖魔化”。
如果说真有来自中国的威胁，那威胁主要是要使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实力结构重新取得平衡。如果说这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恐惧，那么，正在进行之中的经济合作也无法让它平息，因为这种经济合作只会是一种非零和游戏。但是美中两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历史是意识形态上进攻性的向海外扩张，而中国在传统上是防御性的边界扩张，而且它的基因里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扩张的日程。因此，汤因比的中国“世界联合者假说”也许有些可信之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4）
人类本性总是要“止损”和“滚利”。然而人的制度却有可能使人们的行为变成“止盈”和“滚亏”。中国的有成效的体制引发的经济起飞已经受到分配性的腐败和歪风邪气造成的损害。除非政府趁早下定坚定的决心和采取从制度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中国的“面子”文化的相关作用会对中国为经济进步和国际抱负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非常有必要加强制度的权威。要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再造自己的制度上的、行为上的和精神上的“民族财富”。从热心于政治鼓动转移到热情发展市场经济，正在让中国民众重新朝气勃勃，但总会出现的下一个问题是：富裕以后做什么？最糟糕不过的就是在下一步经营的过程中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纵情于声色犬马而忘乎所以。有鉴于此，在抓紧国家建设、市场建设和政府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抓紧精神建设。
当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其市场帝国时，美利坚帝国却在伊拉克自食其“苦果”，这是另一场“亏上加亏”的把戏，跟当年的越南战争颇为相似。美利坚文明就像是一个在街上粗壮起来了的年轻人，太热心于卖弄自己的本事和炫耀自己的肌肉，拿自己那一套“道义”货色教训别人而洋洋得意。这就是“美国悲剧”的根源之所在：倘若不自我扩张就心里难受；倘若自我扩张因而必然伤害别人，就不能不继续扩张（从而“亏上加亏”），以求在对外控制与内心痛苦二者间保持平衡，直到局势不可收拾为止。因此，美国的失败正是来自于它的“成功”。
继续向伊拉克增兵，或是保持现有行动直到在不久的未来承认完全失败，都符合这种悲剧的逻辑。这悲剧的结尾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同这种悲剧是完全制度化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准则和法规法典之中，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外交政策》季刊和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07年失败国家指数”中，伊拉克名列第二（仅次于苏丹），阿富汗则是排名第八位的失败国家。伊拉克现在天天有人逃离巴格达，逃离国境。据联合国统计，伊拉克国内的逃难者超过200万人，另有220万人避难于邻国，其中包括大约140万人在叙利亚，75万人在约旦，8万人在埃及，还有大约20万人在海湾地区。难道我们还需要建一道墙来阻止人们逃离这个已进口了民主制的国家？尽管美国在伊拉克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但纠正错误的努力仍然屈服于集体行动逻辑和美国体制僵硬性的逻辑——由于集体行动规模代价升高，收益比例下降，个人不愿采取行动，而过度的制约和平衡又抵消了紧迫行动的利益。因此，连新近由民主党人占了优势的国会也无法在结束伊拉克战争方面有什么作为。国会现在处于十年来民意支持率最低的时期之一，民主党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请求美国民众理解他们还不可能以足够多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除非共和党议员也来给他们帮忙。目前一个“无所作为”的国会比一个共和党的橡皮图章式的国会好不了多少。在美国现时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的过度扩张均已深深制度化，不论哪一位政治家当选了总统，都会很快被证明是无能的。乔治·W·布什总统是这种制度迄今为止最大的牺牲品。“世界警察”的心态未能认识到权威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文化是如此多种多样，在其构成、生态、凝聚力和价值取向上是如此有别于美国的文化。布什宣布“任务完成了”的那句名言不仅表明他在战略上的无知，而且也表明了他在文化上的无知。美国正等着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给他们吹“起床号”哩。。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5）
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公债已高达万亿美元，这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GDP的70％，等于美国货币流通量的6倍，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会是万美元。美国人的家庭债务共约12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GDP相等。公债私债加在一起，单是利息就大大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的制度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分配性的（竞选运动，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破坏性的（喜欢打仗），并日益加重地损害着美国的最强大的生产力。多亏了乔治·W·布什总统，美国人纳税上交的钱如今正在毫无怜惜地花费在国际舞台的各条战线上：伊拉克、阿富汗，当然还有到处搜寻本·拉丹和“基地”组织，全都很有理由。
随此而来的是国内天高的“三重赤字”。联邦预算赤字（2005年为3190亿美元），经常账目赤字（包括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动逆差）以及中产阶级“家庭预算赤字”。在发行政府公债方面，政治家们较少受约束（选民压力，偿债基金要求），也较少负责任，因为公债的明细从制度上不同于私人债务。④美利坚文明已变得过于信任自己的制度，过分得意于自己的未来，因而不顾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大手大脚，没有一个公正恰当的代际平等原则。它的商业文化驱动着人人出卖各种的东西——家家被引诱得超支负债，政府则向国外推销民主制，为此不惜以大量金钱作补贴。美国人民被政府当作伊拉克战争的人质，而子孙后代则被当做现今巨额债务的抵押品。美国人的希望是：信心永远不会崩溃。然而崩溃是有可能的。最近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征兆。
在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取向中，个人的自由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