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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取向中，个人的自由往往让位于集体的利益。从继位制的家族政治过渡到了任期制的政党政治，一方面在统治机制中以更普遍的利益取代了统治家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个人自由的基础、自下而上的职位选拔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美利坚文明则是自下而上的取向，个人自由往往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共和中心的民主程序一方面加强着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政治机制保留给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而侵犯普遍的公众利益。在两国的社会环境中，个人自由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以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别。本书的结论之一就是：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制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并不适合于中国；它适合于美国，但也有严重缺陷。中国、美国都一样，自己屋顶下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两国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需要在新的世纪进行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合作。
选举程序可能是调和彼此相冲突的利益的一种好的机制，但选举的安排（时间和方法）以及选举产生的职务的范围（法官、行政官员、议员）不一定是各国都一样，同样，参加的规模以及竞争的程度和方面也不一定是各尽相同。在中国是最低限度的参与和竞争，突出领导人的德才和关系。在美国则是最大程度的参与和竞争，突出领导人的钱财和表现。民主制的理想按照逻辑分解为选举式民主制、法治、人权和经济自由，而选举式民主制又分解为选举的安排、选举的范围、参加的规模以及竞争的程度和方面。因此，一国的民主制的性质主要在于文化和政治，而不在于意识形态。脱离具体环境的客观的好与坏是不存在的。现实主义总奏效，是完全有道理的。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制在非基督教世界往往不成功，并不是因为非基督教世界缺乏实行选举式民主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脱离具体环境的选举式民主制的理想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在我们这个按文化分界的人世间，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激进主义则会误入歧途。
每一种政治制度中都有不少事物是令人鄙视的。但是我们总应该从文化上加以判断，从特定政治逻辑上加以分析，从纯知识局限性的角度加以思索，从而理性地区分种种缺陷。在人类所有的幻想中，政治幻想可能是最危险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幻想就是，将现制度运作中的所有问题均视为政治问题，企图引进西方的制度，但并不了解西方制度的文化背景及其固有的运作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幻想就是将一切问题均视为意识形态问题，企图将西方的制度“出口”到别国，但并不了解这一制度的局限性及历史的不可移植性。中国要自立自强，民族主义是不够的。“为什么民主原教旨主义毫无根据”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要稳稳保持一个世界领先大国的地位，“军力无敌”是不够的。多边主义加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方针。
中国热是鹰龙相会的一个副产品。意识形态偏见将继续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大敌。幸运的是，美中两国彼此之间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敌人⑤，因为真正的敌人不但完全地爱他们所是之物，而且完全地恨他们所非之物。（＇E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