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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的继承从秦朝起就有过很大的曲折。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根本就不想死，也不许别人说一个死字。因此，他没有留下遗嘱说皇位传给哪个儿子。他一心想要长生不老，就请炼丹术士和巫医帮他，还服用水银和朱砂炼出的“仙丹”。他还冒着被刺杀的危险，千里迢迢到东海寻找传说中的仙岛。。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朝代轮回”新解（2）
在一次出巡的途中，秦始皇因水银中毒而突然死亡。陪他出巡的次子胡亥与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密谋伪造秦始皇遗诏，自己继承了皇位，迫使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赵高开了宦官擅政的先例，逐渐独揽大权，不但杀害了支持扶苏的将领，而且还杀害了李斯。赵高为了显示他的权威，故意牵一只鹿到朝堂说这是一匹好马。胡亥以为赵高是开玩笑，有几个大臣跟着胡亥说这是鹿不是马，但许多大臣趋炎附势，跟着赵高说这是好马。后来赵高就把那些不追随他指鹿为马的人都杀了。这时全国民不聊生，纷纷造反。赵高怕胡亥埋怨他理政不善，就先下手逼胡亥自杀，再立扶苏之子子婴。不久，子婴设法杀死了赵高，向刘邦投降。秦始皇开创的第一个皇朝就这样覆灭了。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247—前195年）曾试图改变秦朝的暴政。然而他死后，他的皇后吕雉以皇太后的身份掌握统治权达15年，创中国历史上太后当权的先例。她的儿子惠帝即位时年幼无知，稍长又耽于酒色，全听其母操纵，22岁无嗣死去。吕后找了一个据说是惠帝与一个妃子生的小孩继皇位，这孩子稍大一点对吕后有意见，吕后就把他杀了，另找来一个婴儿，仍说那是惠帝的儿子。吕后让她的兄弟侄儿们把持军政大权。吕后一死，刘邦的一帮老臣就把吕氏家族赶下了台，请刘邦的另一个儿子刘恒当皇帝，即汉文帝。文帝及其子景帝皆励精图治，使汉朝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即史书上所说的“文景之治”。
但皇位之争又有新的曲折。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与他的皇后也没有儿子。景帝就把他与栗妃所生的长子刘荣立为太子。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常常挑选美女送给景帝，使得傲慢的栗妃怀恨在心。长公主嫖想把她的女儿陈娇送给太子刘荣为妃，遭栗妃拒绝。嫖就把女儿阿娇许给景帝与另一宠妃之子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同时不断向景帝说栗妃坏话，让景帝相信栗妃是吕后式的人。于是景帝就废除了刘荣的太子地位，另立刘彻为太子。景帝死前还担心刘彻的命运，但刘彻，即汉武帝，后来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四个皇帝之一（另三个是唐太宗、明成祖和清康熙）。
这些故事都说明总有人想要让未来皇帝的选择变得对自己有利。只要跟皇帝关系亲密，例如宦官、皇后、皇妃、皇帝的兄弟姐妹、皇帝的宠臣等等，就有可能让某个人得宠而继承皇位，而不是看他的才能品德如何。这就表明了家天下体制上的局限，有时皇帝的遗诏也是靠不住的。⑦若是这未来的皇帝果真英明，当然很好；否则一山不容二虎，虎斗就必不可免。
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悲剧，在后来的历史中曾以各种不同的情节多次重演。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就死于他父亲去世之前的复杂权力斗争之中。隋炀帝杨广为了当皇帝而杀害他父亲隋文帝和哥哥杨勇等4个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前为了争皇位而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他的哥哥和弟弟。唐代的武则天和魏皇后，清朝的慈禧太后也重演吕雉的权术故事，宦官擅政的重演更不必言。
“朝代轮回”新解（3）
皇位继承本身在制度上就成问题，争斗的资本包括亲疏关系，合法性，能力和贤德，而这些又受制于权术甚至血缘操纵，而且“家天下”让终身制的权力延续局限于单一家族的狭小“基因库”，无法满足帝国长治久安的要求。
运气好时，小皇帝能得到像唐代的太平公主的扶助而成了唐明皇，或得到像清朝的孝庄太后的扶助而成了顺治和康熙。运气不好时，小皇帝会被汉朝王莽那样的人所废。没什么能保证皇室的内斗就能斗出一个明成祖或雍正，也没什么能保证一次顺利继承就能顺出一个乾隆。皇位总受随机因素的左右，天命总是血腥的争斗之后的说辞，这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的皇朝悲剧。
“家天下”以终身制、皇位继承制和单一家庭“基因库”为特征（中国古代没有轮流坐庄的政治基因），这些制度上的问题一方面导致一个朝代内部的“虎斗”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也是“朝代轮回”的根本原因。皇氏家族是一个朝代的主角，但不是唯一角色，别的角色包括官、民、兵、匪和不时入侵的游牧民族。这些角色都是潜在的权力竞争者，都是皇家无法信任的。
从体制上看，“家天下”总是处于严重的内外竞争和压力之下。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皇帝宁愿沉溺于声色犬马，而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放弃权力。一个皇帝承受不了宫廷内部权力政治时，他自然更无法承受外部危机的压力。在中国当时的农业社会，老百姓，即农民，是从事生产的，代表建设性的力量。官吏代表了分配性的力量。土匪，异族入侵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士兵，是破坏性力量。正是这些角色的互动决定了“朝代轮回”：生产性的繁华——分配性的腐败——破坏性的崩溃。
政府的掠夺和产权的脆弱是中国千百年间科学技术（包括农业技术）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近代西方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原因，它缩小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让私人的努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官僚系统之一。官吏是通过层层磨人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由国家任命和给予薪俸，要宣誓效忠于皇帝，然而在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盛行。
官吏的俸禄不高，但通常可以通过收贿贪污发财致富。在皇朝上升时期或皇帝英明强干时，官僚系统相对说来比较廉洁。然而，腐败之风会逐渐强化，当中央政府忙于权力之争而地方官吏失控于“天高皇帝远”时，腐败就更加严重。
根据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所述，边疆稳定的社会倾向于出现逐渐增多的共谋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即小的分配性同盟，它们有着形成政治游说集团和对政策施加影响的动机，这些行动往往是反生产性的；这些政策集中有利于少数同盟成员而代价则是扩散到全体成员，这一“逻辑”意味着公众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反抗，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配性同盟会为数越来越多，从而把国家拖进经济衰退。⑧2007年初，许多人看过湖南卫视播放的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它展现的腐败故事也能转移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分配性腐败”的逻辑在各个朝代都一样。问题不在于某一个皇帝如何，而是在于“家天下”形成了这种腐败模式。在“家天下”体制下，“明君”总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嘉靖皇帝和刚正不阿的官员海瑞都可以说是牺牲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朝代轮回”新解（4）
在过去的那种君臣关系中，皇帝必须是既强势而又灵活，才能控制住他的臣子。臣子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又信息灵通，皇帝必须运用有效的措施来选拔、评估、轮换、调查和监管这些官员，才能使他们朝正确方向行动。在中国那样一个大国，当时交通和通信条件又有限，皇帝要运用那些措施，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各个朝代都曾努力整顿吏治，但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责任制，政府又没有实行分权制衡，因此官僚系统最后总是陷于腐败。信任始终是一个问题。皇帝为了省心省力总是依靠宠臣。官员们则总得寻找靠山，以谋取有利官职，而且一旦遇到上司偏听偏信或掩盖事实时，有靠山才好争取自我保护。
按照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保证效率的奖惩。这一过程既涉及权力也涉及艺术。软弱的皇帝根本应付不了的。君臣系统缺乏全面明确的责任制和社会反馈机制，过分依赖于皇帝的实力和稳定性以及政权的绩效。解决冲突靠暴力或“虎斗”。社会###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对觊觎政权者则是提供了机会。这就是中国人对###“又怕又爱”的心理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向是一个问题。在较早的几个朝代，匈奴人曾对华北构成威胁。到了南北朝和宋代，有些少数民族曾建立自己的王国。在元朝和清朝，则是蒙古族人和满族人统治了全国。人们常说这是因为在工业化以前机动快速的游牧生活方式享有掠夺农业社会的优势，即所谓“狼文化”优越于“龙文化”。但是汉朝的骑兵也曾决定性地打败匈奴骑兵；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派兵击败蒙古族骑兵。有的朝代被游牧民族打败，是因为这些朝代的“家天下”已落到其最衰弱时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尽管经济远不如中原发达，却能一而再地横扫全中国。兵匪造反成功，也是击中了皇权的最衰弱之处。外部的挑战时时刻刻都有，而“家天下”被推翻则是因为内部体制毛病已不可救药。
中国“家天下”的统治以“天命”之说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其手段是“恩威”并济。恩必须以威为基础，但若无恩，威也长不了。“天命”之说充其量也只是掌权以后的一种事后而非一概如此的解释。从体制上解释“朝代轮回”则是将皇室置于“朝代游戏”的中心，其周围是农民（占全国人口90％），官吏，士兵，土匪，入侵者。农民、官吏和皇室是中国“金字塔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
“家天下”是建立在一夫多妻和皇位继承制的基础之上，这就从体制上为始终不断的权力之争，即至高无上的皇位之争，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皇位接班人的才干品德，而是靠玩弄策略和婚姻血缘操纵争取的恩宠。时间一久，这一小小皇室“基因库”就提供不出一位能坐稳江山的皇帝，这时“虎斗”政治文化就该起作用了。
然而皇室并不是唯一容易破碎的积木。农民承受着官府的苛捐杂税，又有着早婚和分家（非长子独享的平均继承制）的传统，生产技术停滞不前，人口压力沉重，连农村的地主也往往日子难过。知识精英靠读书做官，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堕落成贪官污吏，他们与皇家的主仆关系逐渐变质。借助复杂的地理和发达的功夫文化，农民变成土匪，士卒变成叛军，叛军与土匪联手，异族入侵者会伺机而动。随着天灾人祸，一个朝代就从生产性的兴起转入分配性的腐败，最后转入破坏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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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辩说（1）
在中国最近200年当中，最卑鄙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当数袁世凯（1859—1916年），从清末到民国初他上演了许多政治丑剧。他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儒家经书。19世纪70年代，两次参加乡试均落榜，遂加入清军以寻找向上爬的阶梯，果然迅速晋升，博得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赏识，于19世纪80年代被派往朝鲜镇压那里的兵变。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幸运地提前回国，不久被委派组建清廷的“新军”。也就在这一期间，孙中山，即后来的民国“国父”，由改良派转变成革命派，开始策划推翻清廷的起义。
袁世凯第一次投机取巧的重大表演是在1898年，当时光绪皇帝迫切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来推行他的一系列改良，以抵制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压力。袁世凯虚伪地表示他一定效忠于皇帝，但他知道实权仍在慈禧及其心腹手中，就将光绪的行动计划向慈禧的心腹告密，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改良派人物谭嗣同等被杀，康有为等被迫逃亡。光绪皇帝被软禁，慈禧太后重新临朝听政。袁世凯靠出卖光绪和改良派而受到慈禧宠信。不久，他升任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1901年接替死去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的“新军”改称“北洋军”，成了当时中国实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军队。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狼狈逃奔西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返回北京后，也实行她的“变法”。1908年，据说慈禧感觉到自己快死了，就下令毒死了仍在软禁中的光绪，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