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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中的光绪，第二天她自己也死了。她死前下令立3岁的溥仪为皇帝，立溥仪之父、即光绪的弟弟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恨袁世凯出卖他的哥哥光绪，而将袁世凯革职。
此时孙中山虽流亡海外，但一直组织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11年，革命党人在华中的武昌发动了成功的起义。袁世凯看到他的机会又来了。他通过一批亲信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北洋军”，所以他知道清廷和革命党都想要争取他的支持。对于他来说，作出决定并不难。中国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这就是他的行动计划。他坐山观虎斗，看哪一边向他提出最有利的建议。
这时清廷摇摇欲坠，革命党人起义风起云涌，华南多数省已宣布独立。清廷无奈，反复恳求袁世凯出山。但袁世凯不着急。清廷先请他出任湖广总督。那样就得去南方，他不干，借口说他的脚病还没有养好。清廷又请他出任总理大臣，他还是推辞。当然，他的北洋军这时已动员起来，准备出击。这时已陷于绝望的清廷只好请他掌管全部军政大权，他这才回到北京上任。
袁世凯一当权，就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然后派北洋军进攻革命党人，一路打到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口、汉阳，摆开阵势准备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革命党人于1912年元旦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被迫跟袁世凯进行谈判。对于袁世凯来说，清廷已经大势去也，只有一个3岁娃娃皇帝，可以像一个玩具似的扔掉。孙中山为顾全大局，避免战乱，愿作巨大妥协，让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一定忠于民国，反对帝制。于是这个虚伪的大军阀坐上了总统座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主的辩说（2）
这时袁世凯已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了。但斗争还没有完。孙中山在1912年将革命党人的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在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民选产生的国会中，国民党赢得了众议院596席中的269席、参议院274席中的123席。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是国民党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敢于公开批评袁世凯。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开始公开地压制国民党。他改组了各省政府，派他手下的人去当督军，为后来的军阀混乱布下了祸根。他认为大势已定，1915年12月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但这一次他的算盘打错了，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他也树敌太多，连他手下的某些将领也觉得受了他的骗，不再支持他。在全国声讨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退位，恼羞成病，1916年6月死去。此后中国陷于军阀混乱，直到1927年蒋介石成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
中国的第一次民主实验表明，民主思想有助于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但新政权能否按照民主设计运转，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情。组织机构可以很快建立，但政治文化却不会轻易随之改变（新瓶装旧酒）。在这新的政治博弈中，像孙中山这样的好人仍然吃亏。他的善良成了软弱的表现，轻易被人利用（他一直因此受批评，虽然他大概是现今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受到尊敬的唯一人物）。
不过，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民主的发展和运转呢？
早在近代政治文化理论出现以前，探讨民主制的起因就已是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及其他政府形式来源于财富的分布和阶级力量对比。孟德斯鸠认为有利于民主制的条件是对平等的热爱、节俭和温带气候。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这一气候论类似于上文中谈到的经济发展的气候论。托克维尔也是将民主与财富平等联系在一起，但他还强调了适当的法律、思想、风俗和公民文化的重要性。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也是最早提出现代民主制是与市场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学者之一。但对民主制来源的当代研究主要是立足于丹尼尔·勒纳和西摩尔·利普塞特的开拓性研究之上。勒纳的看法是：城市化开始带动现代化，随后是文化水平提高，媒体发达，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于是有了民主制。
利普塞特的看法更直接：国民生活愈宽裕（从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水平来衡量），维持民主制的可能性就愈大。许多研究者把这两位学者的见解拿到现实世界去验证，结果确实表明民主制与经济发展有相互关联。然而，也有例外。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却有民主；而另一些国家经济发达，却没有民主。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有通过经济发展来表现的别的诱因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主的辩说（3）
亚当·普泽沃斯基的著作，《民主制与发展：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与福祉》，是最全面的研究报告之一。像熊彼特一样，他对民主制所下的定义也是狭义的，即“有竞争的选举”。他认为“法治民主”是“有竞争的选举民主制”的基础，虽然民主制存在于富裕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经济发展事实上并不会产生民主制。
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收入与民主》⑨指出，现有的一些研究材料肯定收入与民主制之间有着全面的关联，但通常并未探究那些同时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因素。这一篇研究报告表明，探究这样一些因素后，人均收入与各种民主措施之间的统计联系就站不住了。此外，这篇研究报告表明，收入与民主制之间确实有关联，但收入又不对民主制构成原因，这是因为收入和民主制的长期演变是与一些历史因素相关的。
对于“经济发展决定民主”理论的挑战至少还有其他四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首先，罗伯特·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指出，有许多因素（经济、历史、社会、外界和文化的因素）看来都关系到民主制的出现。然而，没有一个因素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显得比别的因素更加重要。他们认为不可能提出精确的假设命题，而只能提出推测性命题。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试图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主浪潮的原因、转变方式和后果。虽然他仍然认为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要比民主制与独裁的区别更具有根本意义，但他更强调民主的价值。他的主要论点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转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些共同的原因、相平行的事态发展以及早先的转变对后来的转变的影响。
有五种变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日益加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政绩合法性问题；使中产阶级扩大的全球性空前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教义与活动的显著变化；外界的政策变化；以及滚雪球式的或示范性的作用。他还指出，每一个国家或所有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
第二个方向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身事实上并不构成答案。经济发展只有在它给阶级结构和公民社会这样一些彼此交错的变量带来有利的变化时，才能导致民主制。《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制》一书⑩的作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民主制的上升，是因为它转变了阶级结构，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削弱了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在《沉默的革命》一书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在经济发展与稳定民主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因素起中介作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生活的满足和政治的温和这三者组成的公民文化特征。罗伯特·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也是朝这一方向作出的努力，但它谈得更多的是公民文化如何影响政府的成绩（治理的程度）和经济的成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民主的辩说（4）
第三个方向是反映在爱德华·弗里德曼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概括东亚经验》一书之中。弗里德曼认为，民主制并不取决于经济条件。历史表明“独特的文化”根本与促进民主无关。民主文化是民主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存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阶级先决条件来导致民主制。在欧洲、在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因素促进民主制。导致民主制的，是政治。政治本身根本没有先决条件，政策属于偶然性领域。政治是民主制的唯一先决条件。他认为民主制对人有吸引力；只要适当的政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使政体民主化。弗里德曼用政治来解释民主制，是一种套套逻辑，因为民主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偶然性领域”是什么意思，正是需要解释的。
最后一类研究的例子是塔图·温汉南的《民主化进程》，达龙·阿西墨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以及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他们从经济发展以外的因素去寻求民主制的先决条件。温汉南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论，他认为所有物种都有各自成员所共有的该物种独特行为特性，而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也必然有共同的因素。他说，政治结构是在争取生存与繁衍的斗争中演化而来的。然后他提出一种假说：当权力资源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压制其竞争者而称霸时，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出现民主制。根据这种“经受了验证”的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民主化的终极原因，因为在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各种权力资源通常都会分布比较广泛。这样，不符合利普塞特理论的一些反常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重要的权力资源在某些穷国也可能分布广泛，而在某些富国却高度集中。
在《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一书中，阿西墨格鲁和罗宾逊运用博弈论指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分配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方式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试图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将民主化的进程追踪到公民社会的力量、政治体制的结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性质、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的结构以及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
然而，他们在描述政治发展的不同途径时，却将通往民主制的途径说成是历史的命运，而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文化内容，因此，他们雄心勃勃的著述却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就绝非偶然了。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也探索了民主化过程的巩固问题。他认为只有当所有的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自发地遵守公平而又有效的体制时，民主制才能持久。要大家都能如此遵守，民主体制必须同时让所有这些势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同时做到在民主选举中失败要比非民主竞争中失败体面得多。
因此，转变期的中心问题是：转变能否导致一种制度，让所有的政治势力都肯将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服从于民主竞选这种胜负难卜的竞赛，并服从这一民主过程的结果？普泽沃斯基没有进一步谈当民主制尚未站稳时怎样能做到他所说的“自发的遵守”，但谈到当民主体制正在建立之时，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已明朗或平衡，从而考察各种可能的结果。当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事先尚不明朗、不平衡时（或者用温汉南的话来说，“力量资源”尚未“广泛分布”时），包括内战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能从民主制获益者总是民主制的最可靠促进者，而最有可能因民主制而失败的势力则会抵制民主制。他从顽固派、改良派、温和派、激进派以及在民主口号下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不同的角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确实比集中谈阶级要更加生动一些。
所有这些研究传出的简明信息就是，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制。我们根本不能根据任何一国人均收入的具体数字来判断该国会不会转变为民主制。要达到“自发遵守”的民主体制，其先决条件要比原先想象到的更加严格，这包括：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公民文化，精英努力，外界影响，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一向导致“战国”或军阀割据式的内战（包括国共两党的内战），这就表明外界的影响和民主制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没用；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政治文化（仅靠它也不够），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专制体制下的“虎斗”。亨廷顿的话是对的：每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如上文中所述，对一个强大的德能政府的社会需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政治文化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吗？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