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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5）
一、传统的法律从来不曾被视为神圣的。法律只不过是专制君主下给臣民的命令。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过要限制皇帝及其朝廷的权力。
二、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就被视为君主用以维持权威的工具，是帝国用以控制社会的惩罚性和威吓性措施。
三、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要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因此在中国的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律师这一行业。
四、中国从来没有司法独立。立法和司法的权力都从属于帝国行政当局。
五、在中国，法律都是由政府垂直下达臣民，不在臣民之间作横向调解。公民产权、合同权一贯被忽视。社会活动主要由风俗习惯和人际关系予以调节。
六、中国执法传统向来包括酷刑，先认为“犯人”有罪除非最后证明无罪（有罪推定），惩罚往往扩大到亲友乃至邻居，法律不禁止体罚，皇帝的任意决定凌驾于现有法律之上。
在实行改革的30年间，上述特点已大有改变。现在有了合同法和物权法，并已得到贯彻实施。当律师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职业。中国的律师25年前约有3000人，现在已约有15万人，即一代人之间增加了50倍。
在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等方面都有类似的进展。民告官已不再是轰动性新闻。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再是从属于行政当局。政府权力日益受到舆论和社会的监督。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和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事后补偿的办法以限制政府的行为，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和2004年的行政处罚法引进了“正当诉讼程序”理念，对政府行为作出了程序限制。
中国的经济金字塔基础已经由于农业改革和市场经济而有了根本改变。农业比重逐渐缩小而二三产业比重在扩大，中产阶级正在出现，将使得金字塔的基础变得更牢靠。“计划生育”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正在削弱遗产分割的传统，而现代股份制又提供了反分割机制，还有农业之外的产业提供了新的机会。过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起作用的角色是“皇帝、官吏、土匪、士兵和入侵者”，现在变成了“党领导人、农民、官员、中产阶级、士兵和外界利益共享者”。最重要的变化是体制内力量和体制外力量的相对变化。技术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政治的内部化，都促进了体制内的力量主导地位，这就提供着中国社会稳定的终极源泉。社会动荡总是难免的，但过去那样的“农民起义”是不会再有了。
最高领导层坚强而又稳定，广大民众和官员根深蒂固的怕乱心理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失败的政府，中国人常说那是“腐败无能”。对于现政权的说法则是“局部腐败而总体有能”。由于现在的体制已变为“德才接班”，中央政府会有能力处理腐败问题。
把西方的经验拿来看中国而预言“民主化”是文化上、历史上天真的表现。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之谜”。假如中国真是那么一团糟，为什么中国仍在崛起，政府仍然不倒？若是将西方经验概念化，就凭这些概念不顾环境和背景看中国，看到中国不符合抽象概念，这时才会感到中国是个“谜”。如果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环境和背景看中国，似乎“一团糟”的东西可能就实际上并非“一团糟”了。但是心理学规律告诉我们，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的认知心理程序去衡量那些不符合这程序的事物，因而就认为现实有问题。
从家族政治转向政党政治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如果说争夺权力是人之天性，那么，这争斗的性质如何将决定一个政权是否稳定。在“世袭继承”体制下，较量的因素是血统纯度、宠幸程度、势力大小以及品德才干；而在“德才继承”体制下，较量的因素是德才和关系。显然，后者的较量因素少些，因而不确定性也少一些。
“德才继承”禁止多党竞选，使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这是这一体制与多党制的一个重大差别。但如果说民主意味着“选举”和“平等自由权”，那么中国政府过去30年已为扩展“平等自由权”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些老传统仍起作用，但企业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等传统已彻底改革。为了防止官吏腐败导致现政权陷于“朝代轮回”，中央政权就必须在政治上、财政上和军事上保持强力，现状正是如此，也应该确保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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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1）
多数国家的汽车都是沿公路右侧行驶，驾驶盘装在汽车左侧。然而不是全都如此。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印尼和日本，汽车是行驶于公路左侧，驾驶盘则在汽车右侧。按人口比较，约34％人口驾车行驶于左侧，行驶于右侧的则约有66％。
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标准键盘是QWERTY键盘，它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发明的，1874年安装在雷明顿公司生产的第一部商用打字机上。后来，奥古斯特·德沃夏克于1936年发明了德沃夏克键盘，据说有不少优越性。然而人们已习惯于QWERTY键盘，使它“锁定”在市场上，至今不变。
自从19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常见的铁路轨距是4英尺英寸。这本是两百多年前英格兰的纽卡斯尔一小批煤矿的马拉矿车轨道的轨距。被后人称为“铁路之父”的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碰巧在那里设计过老式轨道。他设计出蒸汽机车后，就沿用这种轨距的铁道。尽管别的轨距也许会更好一些或省钱一点，现在也有些地方采用比这宽一点或窄一点的轨距，但世界各地用得最广泛的标准轨距仍是这老轨距。
以上三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一种历史现象，叫做“路径依赖”，即人们往往依赖以往事件所形成的轨迹，而不管现时境况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选择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即使当初作出这一选择时所依据的条件到后来有了变化，人们却依然沿袭老的做法。许多人的终身职业也是从自己最初并非有意挑选的工作沿袭下来的。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历史是起作用的”。这不仅适用于技术标准和职业，而且也适用于规则和制度安排。
在古代，欧洲和中国有过多多少少相似的封建制度，即君王及其藩属所形成的关系。但欧洲的封建制度具有契约性，又存在着独立的宗教，这就导致了多元文化和个人主义。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以君王为中心，又等级森严，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君王专制和中央集权。封建起源也许可以追踪到更早的时间，生态因素和文化因素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但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最初的偶然的选择总是让制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特定的轨道，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再扭转了。这很像是连锁反应，最初的事件引发了暂时相连接而又偶尔紧密的事件之“链”，它就神秘地无法打断了。
经济学家喜欢将“路径依赖”与效率、市场失效、成本和弥补措施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效率并不总是可以客观衡量的，可从外界观察的，可独立确定的。偏爱和不确定性都起一定作用，与政治相关的制度性“路径依赖”更是如此。美国的宪法就有这方面的明显事例。总统为什么不直接民选而要由“选举团”选举？参议员为什么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每州一律两名？这样“不公平”的设计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严重问题。然而，这已经在既得利益方面产生历史性“锁定”效应，想把宪法改得更民主平等一点，已是几乎不可能。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2）
从这种“路径依赖”论据也可以看到中国没有采纳“选举式民主”或“多党制民主”的原因。人们偏爱非对抗性政治组织，是表明人们已长期适应一种生活方式，若要改变它，甚至只是议论要改变它，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慌。这不仅仅是需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而且还会由于潜在的“心理模式”或“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付出相关的认识上的代价。这样，不确定性就会起作用。考虑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是前后左右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的事物，中国民众将会计算从德能政治转到多党竞选将会给他们的生活福祉带来多大影响。为变化作准备、向新制度过渡以及新制度的实际运行，人人都会算自己的得失账，形势就会变得失去确定性了。在这些过程之中，对于所得最多或所失最多的人来说，他们的付出就会超出心理的和认知的范围了。
在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虎斗”文化遗产时，我们得知竞选民主的“自发遵守”和“开放参与竞争”已在中国现代史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开放参与竞争”的选举过程进行于党内，而不是在多党之间。这一“政治文化”论据与“路径依赖”论据几乎像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政治文化”论据还能说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只有双方都是“虎”时，才会斗；若有一方不足以称“虎”，就斗不起来。
对于中国没采取西方的民主制，论据还不只这两条。假定多数中国人都确信对他们来说，竞选民主比德能政治更为有利，这时仍然有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常识说一个群体内若人人都有共同利益时，则人人都会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这些利益。有些人觉得这道理是再明显不过了，所以他们热心地提倡在中国推翻现政权以实现民主。这些主张在互联网上下翻腾了相当久了。不幸的是，似乎明显的道理又是明显地错了。
回想一下感恩节故事中谈过的“搭便车”问题。一方面，有些人提议用暴力实现政治变革，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组织费用；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可以从这一变化获利，但却指望别的人来承受那种代价，也就是指望别人开车而他们则搭便车。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只有当集体行动只给其积极参加者提供好处时，人们才不会想“搭便车”。倘若没有人能阻止搭便车，而且他们分得一份好处也不会损害他人利益，那么这些人自然会想“搭便车”了。因此，即使有大批人有共同利益，也仍然需要有具体的或特别的刺激因素来激发大家参加集体行动，否则集体很可能仍旧行动不起来。
奥尔森的洞见还不只于此。若想在中国实施暴力政治变革，那就必定会牵涉到大量的人。但策划集体行动时，大批的人会面临较高的费用（代价随规模递增；而且行动者个人代价随规模而比例递增），而人数少会面临较低的费用。此外，与人们为成功的集体行动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这大批人当中个人所得到的人均利益较小（利益随规模而比例递减）。人数少的集体行动不仅会面临较低的费用，而且行动者得到的人均利益较高。。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3）
总之，若是多数参加者没有强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那么，共同利益也保证不了成功的集体行动。而且，即使有强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但若组织代价太高，仍然保证不了成功。1644年，当满族人越过长城占领中原时，满族人口大约只有200万人，而汉族人口当时已有亿多人，比满族人多60倍。汉人应抵抗满人入侵，这利益刺激显然强烈，但仍然未能阻止满人的入侵。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亦是如此，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集体行动的逻辑，包括“搭便车”、“代价随规模而比例递增”和“利益随规模而比例递减”，过去起作用，现在同样起作用。同时，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竞选民主，这本身就很不确定的。过去3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见本书前几章）带来了实在的利益，而竞选民主会有什么结果还说不准，这就跟“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有说服力。
是否有可能在现政权内部以较小代价实现民主变革，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以及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在台湾地区所做的那样？当“外部方式”看来行不通时，“内部方式”显得很吸引人。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性”促成了叶利钦的上台。当叶利钦1991年6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这个苏联的最大共和国就变得即使联盟瓦解，俄罗斯也可以独立存在。1991年8月强硬派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加快了苏联的崩溃。内部的竞争势力导致了俄罗斯的民主制，而台湾地区与此相似，执政的国民党势力减弱和###势力增强，促成了台湾地区的民主制。李登辉这个台湾本地人1988年上台后，民进党打着主张民主和主张独立的旗号登上了政治舞台。李登辉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