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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码嵌入到自己的常识结构里，丝毫不敢大意一样。奥地利出生的汉学家傅熊认为，中文的《红楼梦》迄今所通行的是一个不好的版本，而英文等西方文字的译本却几乎都以这个糟糕的中文版本为依据，他建议中国的“红学”界应致力于整理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来，加以推广，使之取代现在的通行本。这是很内行的意见，现引用于此，供国内专业“红学”家们参考。
英中协会组织的一场演讲规模大了许多，一百多个座位坐满后，还有二十多位来宾始终站着听讲，令我非常感动。绝大多数金发碧眼的听众不懂中文，需要翻译，我传递信息的时间，等于只有上一场的一半；上一场的听众用不着从ＡＢＣ说起，这一场我可怎么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他们引入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神往？虽经过很充分的准备，开讲时仍惴惴不安。结果却效果很好。这大半也倚赖荷兰出生的汉学家贺麦晓那流畅而生动的翻译。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题翻译起来实在难上加难，一句“春梦随云散”，中、英文的修养都得很高才能随口道出而听众憬然。我在演讲中号召大家都去寻找一本《龙之帝国》，该书著者为英国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ＮＳＴＯＮ，书的英文名字为《ＤＲＡＧＯＮ’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８７４年由ＤＯＵＧＬＡＳ出版社出版，黄色封面上有黄龙图案，大于３２开小于１６开，厚约３厘米，在该书第５３页上，有关于曹雪芹偷听英国人腓立普与其父曹 讲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被发现后遭责罚的内容。此书在中国“文革”前至少有两家图书馆收藏过，至少有三位过目者，其中一位还曾抄记过卡片，１９８２年此事曾在中国报刊上揭橥，但后来一直未能再找到该书，一些人对有过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寻找的热情也便消退至冰点。我以为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不可能是伪造的。中国经历过“文革”等劫难，像这样的英文老书幸存的可能性确实接近于零。但英国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说不定在哪个尘封的角落里就还静静地存在着它。这本书里的那段文字，也许还并不能使我们作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受到过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结论，但那至少是一段趣闻佳话，发动找书而且能坐实其事，必能增进一般英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兴趣。这场演讲后来的听众提问和我与听众的讨论也很热烈，而且那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的酒会，其中一个提问是：“《红楼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究竟如何？一些中国作家并不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可是他们说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却是西方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西方文学的中国翻译家的文字，是否比《红楼梦》这样的母语原创文本，对某些中国当代写作者更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问题很尖锐，却很严肃，一时很难梳理出能使自己和别人都首肯的答案来。
今夏的伦敦之行，令我兴奋，且欣喜——尽管我的演讲只是两滴雨水，但能使英国听众多少尝到点曹雪芹与《红楼梦》那浩瀚海洋的滋味，吾愿足矣！
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1）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时代住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过了马路，当时有家书店。大约是１９５４年，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从那家书店买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拿回家中。那时家里经常“纵容”我买书，不过，我买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话选》、《铁木尔的伙伴》（前苏联儿童文学名家盖达尔的代表作）一类的适合于我那种年龄阅读的书。以十二岁的年龄买回并阅读《红楼梦新证》，脱出自身来客观评议，实属咄咄怪事，且不足为训。但我确实兴致勃勃地买了它。我生在一个父母兄姊皆喜读喜谈《红楼梦》的家庭。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满十八岁了，他们仍不赞成我觅《金瓶梅》一阅，哪怕是“洁本”。可是我十一岁时，他们便由我从他们书架上取下《红楼梦》去“瞎翻”。我在钱粮胡同口外那家书店见到厚厚的《新证》时，其实连“新证”二字何意也弄不懂，从书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觉得书前所附的“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很奇特，竟与我家所有的那种“护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评补图”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绘的那种绣像大异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书中关于贾赦的描写之所以“不通”，实在是由于贾政的原型，乃是贾赦原型的弟弟，过继到书中贾母原型这边，才成为了“荣国府”的老爷，他与贾母原无血缘关系，所以相互间才不仅冷淡，且时有紧张……贾赦与贾母根本连过继关系全无，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所以书中生把他们写成一家，才落下那么多“破绽”，等等，这些考证，使我恍若在读侦探小说，因此一时冲动，便将书买回了家。家里人起初责我“乱买书”，及至听我把“贾赦根本不是贾母儿子”等吹了一通，分别拿去翻阅了，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这桩往事，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红楼梦》都只是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爱好”，即使也翻阅一些关于“红学”的书籍，都只是“看热闹”，何谓“红学”，那实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这是家中与个人的藏书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雨与命途徙迁所致。现在面对着这本残头跛脚的《新证》，我不仅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爱红”史感慨万千，也不禁想到这半个世纪来，“红学”的炎凉浮沉。“红学”一度成为“显学”，甚至刮起过“龙卷风”，但其最显赫时，也往往变得离真正的学问远了；近些年“红学”似又相当地“边缘化”了，虽说这也许能使“红学”家们离真正的学问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却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红楼梦新证》，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细地界说“红学”的各个分枝，更闹不清“红学”界几十年来的派别讼议、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无力对《红楼梦新证》作出理性的评析，但不是别的人别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红楼梦》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来。
８０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周先生当然有他删改旧著的道理，但我总觉得我十二岁时所买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实是不必删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新证》中，将高鹗的续书，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而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颇多的反对，不过，自那以后，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而且移时愈坚，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骨气。我觉得周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就此点而言，尚未能达于彻底膺服。
后来我读到周先生与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深为震动，这是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启蒙。我这才铭心刻骨地意识到，现在所传世的种种《红楼梦》版本，其实都仅是离曹雪芹原稿或远或近的经人们一再过录，或有意删改或无意错讹的产物，比如对林黛玉眉眼的描写，便起码有七种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别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绝不是要脱离对《红楼梦》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等“红学”“正题”的轨道，去搞“烦琐考证”，恰恰相反，通过严肃的探究，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我们方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举例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里，关于李纨的故事，也就是那么个样子，那么，我们对李纨这个人物的理解，也许便不难简单地定位于“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三从四德的礼教的牺牲品”，其实在八十回以后的真故事里，她将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生存状态与性格侧面，她抱着“人生莫受老来贫”的信念，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啬虚伪，在贾府大败落的局面中，将演出自私狭隘却也终于人财全空的惨剧。这再一次显示出，在曹雪芹笔下，几乎没有扁平的人物与单相发展的命运。高鹗的续书是否政治阴谋姑且勿论，他将大部分人物命运都平面化单相化地“打发”掉了，甚至于把贾芸这个在贾府遭难宝玉入狱后将仗义探监的人物，歪曲为拐卖巧姐的“奸兄”，诸如此类，难道不应当扫荡烟埃、返本归真吗？
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2）
十二岁时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９０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我写了一些细品《红楼梦》艺术韵味的《红楼边角》，写了几篇人物论（多是以往论家不屑论及或不屑细论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嬷嬷、秦显家的、赵姨娘等），后来便集中研究关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谑称是从事“红学”中的“新分枝”的“秦学”研究；因为我的“正业”是写小说，所以又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去岁冬日，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读书节目，主题是评议周先生在华艺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红楼梦的真故事》。这是一本用通俗的笔法讲述《红楼梦》一书在流传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误读了的那些真故事的书。周先生在节目中说：“我一生研究《红楼梦》，就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书！”此言乍出，我颇吃惊。周先生从事“红学”研究半个世纪了，光是专著此前已有十多种，《新证》曾得到毛泽东主席青睐，有关曹雪芹的几种传记虽属一家之言多有与其他“红学”家观点颉颃处，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学界和一般读者所普遍赞佩的，其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对可能是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据，还有主持编撰《红楼梦辞典》，等等学术活动，怎么到头来却都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省却了论证注释，全无“学术面孔”，出之以“通俗评话”衣衫的《真故事》呢？
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红学”专著，特别是再细读这本《真故事》，才终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称，“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此五十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秋肃春温，花明柳暗，所历之境甚丰，而为学之功不立；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其实他五十年的“红学”研究，已俨然历炼出了如钢的风骨，在胡适、俞平伯、何其芳、吴组湘、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前辈相继谢世之后，像周先生这样“痴情未已”的“红学”大家实在是所剩不多了，这本看似平易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汇海的情节轨迹与人物归宿，其实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个世纪全部“红学”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既向学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学术专著的人士已无需他再一一注明资料论据），也向一般读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获。五十年辛苦不寻常，真故事终能汩汩流淌，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个峰巅，当然，也是他的又一个起点。
周先生今年该是七十九岁了。他身体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书刊报纸，而耳朵也近乎失聪，跟他当面交换意见时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