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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量，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天那么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只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么超尘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就是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这种结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兔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