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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状况下，职务的差别，表现在收入和特权上的差别将愈来愈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这样进展（你听起来似乎是神话，然而这是事实）。那里的经济学，确实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反响——他们在研讨一种有别于家裔的不平等（公爵时代，资本家的遗产，都造成家裔上的不平等）的功勋的不平等如何缩小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适用马克思的命题，需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才行。
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些。所以，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的回响十分震动人心，而1945年以后，连陶里亚蒂也宁愿走结构改革的道路了。陶里亚蒂是对的。如果他选择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意大利的工人会埋怨他的。不过，在西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现在也并不稳固，至少它在日益削弱。
顾准《顾准文集》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一、历史的重担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二、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希腊思想，有“格物”的方面。开始，是类似中国的五行阴阳那一套，然而它不限于本体论的玄妙的设想，它还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迄今为止，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
希腊思想，有数理神秘主义。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律，举行了百年大祭。他也跟中国的道士们那样，崇奉“河图洛书”的数理，以为那是蕴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直到近代初期，还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斯大林还说过几何学，因为他在中学受过古典教育。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至少奴隶是无份的。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是萌发出来的。
三、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据现在的史料，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地下发掘，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真的，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辂”）、武器的生产有关；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牧羊种地的人，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而商人眼界开阔，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不像希腊城邦那样，是商业、航海、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大陆上的“百工”和文化势必成为一个王朝权力的依据。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后，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
我猜测，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独占”的态度。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文王时代，“四伐”而仁义播于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纣，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灭纣以后，又广事分封（史籍上未见夏、商有分封的传说）；王朝本身，只保留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当然传播文化，也是带了刀剑去的。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战车、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宰相）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秘密所在，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但是，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你看，描写得多好？于此可见，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顾准《顾准文集》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一、直接民主的理想，来自《法兰西内战》
一个人，要民主，又被“议会清谈馆”、“国家消亡”等等唬住了，当然不免向往直接民主制。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应该是从基层开始的，采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议士，虽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议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须是可以随时被选民撤换的；又这个代表机构，必须是真正的主权机构，等等。
不过，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有必要从西方史的演变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搞的。《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看一看他们现在议会政治和政党制度怎样演变过来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递嬗关系如何等等。
还想讨论一下更切近我们的当代的问题。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
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Bureau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
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了一次筋疲力竭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衰落了。亚力山大从马其顿统一了希腊（至少有二三十个雅典这类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国。后来这个大帝国分裂成几个帝国，不过这些帝国，都是凭借希腊文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