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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忙族-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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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在池袋O先生看到了《The Big Issue》招聘销售员的广告。《The Big Issue》是一本以帮助流浪者回归社会为目的的英国娱乐杂志,2003年引进日本,最初在大阪销售,现在已经扩大到关西、中部和关东。所有的销售员都是无家可归者。他们站在马路上每销售一本定价为200日元的《The Big Issue》,就取得110日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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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工作,就想做
“当街出售《The Big Issue》就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就算感到羞耻,就算难为情,想想肚子还需要填饱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是工作,什么我都做。”
  注册成为销售员以后,杂志社免费提供最初的10本。销售员手上的流动资金为2 000日元(200日元×10),用这笔钱进货,然后当街叫卖。
  “我最初在熟悉的池袋卖,由于这本杂志刚刚进入东京,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好奇。30本一下子就卖完了。那段日子距离现在有两年半了。”
  O先生一边说,一边用笔在纸上写下自己销售的时间和销售量。
  “2006年3月我辞掉了《 The Big Issue》销售员的工作,从2003年11月一共干了2年零4个月。我在池袋叫卖,后来又去了有乐町和茶水。那些地方有很多医院和大学,各种职业和年龄的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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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家可归到有了一个家
O先生每个月平均可以卖到1 000~1 200本,月收入达到10万~13万日元,于是O先生搬进了为流浪者提供的廉租房,生活从马路上回到了房子里。“我感觉踏实了一些。以前在马路上从来不能好好睡一觉,现在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体力也恢复了一些。锁上门就有了自己的天地。但这种廉租房也是有限制的,最长可以租用3年。在这期间,要努力攒够正常租房子的钱,包括押金礼金等,然后搬走,日本的制度就是这样。”
  政府的这项针对流浪者的廉租房支援项目从2004年开始,已经支援了1 190人,这中间最终自立并回归正常生活的有200人,O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们的再就职之路充满了艰辛。
  “我从2005年末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再就职计划。只要我还在卖《The Big Issue》,入住廉租房,就等于还是流浪者。我想摆脱这种生活,于是我在东京市政府介绍的人才派遣公司登记的同时,自己也在努力找工作。从2006年3月开始,我向20家公司投递了简历。我已经是这把年纪,所以到哪里人们都没有好脸色。就算我一再表白我努力,我上进,我会好好干,别人第一眼关注的还是年龄。太难了。如果对方答应进行面试,我就要事前努力准备以求给人留个好印象。”
  终于在1个月以后,传来了好消息。
  “最后我还是在人才派遣公司的帮助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每天工作6个小时,日薪6 800日元。换算成时薪还不少,但是月薪就只有13万日元左右。还要付3 000日元的房租,还要为独立租房预存押金、礼金、搬家费等。这个工作的合同期就要满了,下面该怎么办我还没有决定。派遣公司那边也在帮我找工作,自己这边也没闲着……总之努力吧。已经到了这个年纪,看不到明天的生活真痛苦。还要考虑缴税、拖欠的健康保险什么的……”
  

正在行路的人不知道下一步将要跌倒
O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语言组织也有一定逻辑性。就像一个工作上的先辈在为后辈答疑解惑。但是O先生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赶紧找到下一个工作。悬而未决的工作、不稳定的收入,使O先生陷入被动的生活。
  “现在回想做系统工程师那时的金钱观,真是不知愁滋味。总想着下个月还有收入,于是把手边的钱花个精光。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正在行路的人哪知道下一步就要跌倒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时候的朋友现在一概没有联系了。一旦成为流浪者,就意味着社会关系进入另一个轨道了。如果还保留那时的人际关系,对现在的求职有帮助也未可知。”
  听我问到对“穷忙族”怎么看,O先生在纸上画了一座山崖。
  “泡沫经济的顶峰时期,我自己不知道,其实是站在悬崖边上,泡沫经济破裂了,我也就开始坠落了。落到底就是马路,就是流浪生活。我抬眼望那悬崖,那是自己原来的社会位置,想再回去,就得一步一步攀登台阶。这时我就得从销售《The Big Issue》开始为摆脱社会底层的生活积蓄力量。现在的我可以说走到了一处平地,但是依然危险。事实上‘穷忙族’这个社会位置就是如此,背后依然是万丈深渊,一脚落空就坠落下去。我现在有了一份工作。但是依然不能说就回归了正常的轨道。我希望能有更安定的工作,能到达更安全的地方。那以后我才有资格发表对社会的看法。”
   。。

没有人来雇用我
现在,O先生对公寓管理师、管理业务主任这两项国家资格很感兴趣,正在为考取而努力学习。
  “65岁以后就有退休金了。我想最好能签长期的工作合同,而不是以半年为单位的派遣合同。所以我要努力考取资格证书。我特别厌倦一年年不停地找工作。理想的生活就是每个月有20万左右的收入,每天晚上喝杯小酒,看看喜欢的书,没有被解雇的担忧。要是能那样就好了。”
  喜欢的作家是东海林定雄。以前O先生也经常读筒井康隆和浅田次郎的小说。喝喜欢的酒,度过美好的一晚。O先生理想的娴静生活并不是奢侈的梦想。
  “最近,买了一台便宜的计算机,装系统啊、 软件啊最快乐了。说句实在话,还是希望能干跟计算机打交道的工作。但是,我已经这把年纪,没人愿意雇我啊。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体力和时间,只有寻找别的出路了。”
  谈话结束以后,O先生把头缩进领子里,晃动着小小的身子,消失在人群中。
  “穷忙族”档案④
  身负家族巨额外债的家庭教师
   年龄:46岁(男性)
   职业:高中生的家庭教师
   家庭成员:跟母亲一起生活
   最终学历:大学本科毕业
   居住地:东京都
   双亲的职业:父亲——经营公司,母亲——干事
   支持的政党:社民党
   崇拜的名人:山下清(漫画家)
   喜欢的作品:《 明天》(黑木和雄)
  T先生住在东京都内的单间公寓,跟高龄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作为一名高中生的家庭教师,他每天下午5点必须赶到学校。他的学生身有残疾,他的工作便是帮助这个孩子学习。学生到学校以后,他便推着学生的轮椅进教室,在学生的身边坐下,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辅导孩子学习。
  “开始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发憷,这个高中一年级的男孩子有很严重的残疾,手跟腿都不能动,必须使用轮椅。说话也有障碍,只能发出‘啊’、‘哦’这样的音阶,没法正常说话。给他讲解数学时,听明白了他就会笑一笑,然后动动手。做选择题时,我就分别问他选哪个,他知道答案了就会做出一个信号告诉老师他会了。”
  坐在东京都汤岛站旁的甜品店,T先生一边吃着热豆沙,一边开始聊起来。“2006年9月有个朋友在找拥有家庭服务资格和教师资格的人,于是我就应征了。在那以前我一直没有工作。很偶然地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这个学生,照顾他的身体的同时辅导他的学习。”
  “我这个学生每天都跟妈妈一块来学校,他妈妈照顾他时我就在旁边帮忙。换纸尿裤这样的活儿我也做。这份工作做了一个月后,我终于与学生建立了默契。”
  学校是定时制。从17点到21点左右。时薪2 450日元,每周19个小时,这样每个月就有186万日元的收入,年收入220万日元。再加上母亲的退休金,可以勉强度日。T先生说:“不要埋怨政府,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人际网络。”到目前为止,他做过公司干事、保安、家庭服务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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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时期,帮助父亲经营广告公司
大学时代是最舒服的。毕业后,T先生还曾参加初中教师资格的考试但是失败了。学生时代他一直在神田的古书店打工。
  “父亲是一家小公司的社长。业务内容包括制作学校的毕业相册、公司宣传册中的图片摄影和设计、制版等。有正社员10人,此外还有数名兼职和自由摄影师等。”
  T先生在古书店打工直到25岁,后来为了能继承父亲的事业来到广告公司帮忙。这时是1985年。
  “我于是进入父亲的公司,从事跟摄影相关的工作。那个时候地铁大江户线正在铺设,制造轨道的公司委托我们帮他们作宣传,于是直到地铁开通,我都跟着铺设情况的进展,拍摄了大量图片。每次拍摄都能取得300万日元的收入。当时所有公司的宣传预算都很大,连学校都很重视自己的宣传册,以其作为宣传阵地,本来很简单的学校宣传册也做得极尽奢华。我当时25岁,月收入是35万~40万日元。”
  80年代后半段开始,一切都在泡沫经济的背景下变得浮华。“有一件事开始令我产生了疑惑。有一天我看到银行职员来到我家,跟我父亲说:‘社长,请向我们银行贷款吧’,而且态度非常谦卑。而正常的态度应该反过来不是吗。那时我就感觉这个时代太奇怪了。”
  但变故突然来了。
  “父亲在公司的台阶上摔倒,突发脑震荡进了医院。我那时才开始知道公司的内情——外债一共有7 000万日元。那个用印相纸冲印照片、用胶卷拍摄照片的年代,光这些材料每年就要花费数千万日元。”
  身为社长的父亲病倒了,年轻的T先生饱受债主追债之苦,最后他的决定是……
  跳楼自杀
  “我在供应胶卷等材料的公司法人面前,摆开5份生命保险的合同,然后问他们如果我跳楼自杀换钱还债,哪个保险公司能支付保险金,让他们给我选一家。”
  听到T先生要自杀,这些债主也怕惹出人命,于是愿意退一步与T先生商量还债方案。这也成为了T先生痛苦的开始。
  “我跟客户之一的学校商量支付方法,怎奈那边拒绝使用支票,没办法每次我只能等客户那边汇款以后,再去银行取了现金汇到债主的账户上。”
  随着经济的衰退,T先生的日子也越来越难。
  “当时我哥哥是社长,他跟我说去别的公司学学人家的管理,于是我开始去涩谷的百货公司打工。一打就是两年。1997年我回到自家公司,开始跟哥哥共同经营。但在1995~1996年的时候,私立学校开始每年减少学生100名,这种情况下,学校举行的活动没有减少,每次活动派出的摄影师人数也不变,制作宣传册的工序等系列工作也没变,但学生减少了,宣传册的销售受到了影响。”
  当时T先生的月收入是1万~5万日元。好在父亲倒下之前购买了房子,节省了房租,这样留下吃饭的钱,剩下的全都用在了员工的工资和材料费上。
  “公司虽然加入了社会保险,但当时已经支付不起员工的保险。员工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对公司产生了不信任。到最后公司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开始裁员。那时真难熬啊。”
  

连续工作终于筋疲力尽
就这样,经营者T先生还是继续努力着。
  “为了增加业务量,我一直奔走于神奈川和崎玉。半夜,给学校制作宣传册,排版,制图,早上又马上冲到崎玉去印刷,然后顺便在崎玉拜访客户,扩展业务。那时基本上都是不眠不休,连续奋战72小时是常有的事。终于有一天,突然之间完全没有了工作的欲望,早上也不愿起床,走起路来腿好像灌了铅似的根本没劲。我陷入了完全抑郁的状态。”
  T先生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抑郁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他开始考虑要不要辞掉公司的工作。白天他根本不想出门,但是总得工作啊,于是又开始打工,夜晚投递宣传单。
  “每天天亮之前投递宣传单,日头升起来了就回家睡觉。于是终于在那一年的正月里下定决心要辞职。哥哥问:‘现在公司经营得这么困难,你要在这个时候甩手吗?’但实际上,哥哥对公司的经营并不认真,裁起员工来倒是毫不留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辞掉了公司的工作。”T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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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邮局的保安
离开了家族企业的T先生,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了邮局保安的工作。他是邮政劳动省的非常勤职员。
  “这个工作做了半年,每天工作5个小时,时薪1 000日元。还兼诱导员的工作。中午邮局的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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