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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放宽日本产品进入韩国的渠道②
强加给韩国的其他国内重组措施包括：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关闭一些大型银行。在与韩国政府谈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韩国更多的让步——包括许多与美国尚未解决的贸易争端问题，促使韩国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用来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
由于同意如此剧烈的经济重组计划和对华盛顿作出如此多的让步，韩国的谈判人员立刻使韩国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恶化。但是，华盛顿对此漠不关心，因为面对韩国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之后的持续下跌，鲁宾仍然坚持只有韩国政府彻底实施强硬的新计划后，才会有新的资金提供给韩国。韩国官员威胁要撕毁协议，从而会造成世界性的全面金融危机，并且对美国的金融市场构成威胁。在这之后，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放弃了先前的主张，并提供了新的资金。这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Morris Goldstein）指出：“事实是美国官员清楚地看到了韩国所犯的错误，并且对之视若无物。”①最终，用来拯救韩国的方法是“保释”（bail…in）。银行同意重组它们的债务，因为韩国拥有健康的经济和良好的支付记录。
美国改变韩国亚洲发展模式的欲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就像《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减少银行的借债将迫使（综合企业财团）转向资本市场，并且随着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和家族所有者控制权的出让，这些财团将会服从投资者的纪律。”“这确实会让鲁宾在华尔街的朋友非常满意。”①
从传统上来看，韩国联合企业——综合企业财团——的筹资方式是完全依赖银行贷款的高度举债经营。因此，韩国的银行承受大量的不良贷款。这使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期变得非常脆弱。近年来，由于华盛顿的压力，韩国政府采取了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使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把资金注入韩国，使韩国的公司举借更多的债务，导致1997年爆发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②
由于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海外的私人资本影响了韩国经济，并且韩国社会的两级分化不断加剧。自1997年以来，美国式的筹资使资本从工业部门转向了房地产和消费部门。这造成了潜在的资产泡沫和日本式的经济不景气。国家控制投机的能力遭到了侵蚀，因为银行部门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国际化了。正如鲁宾及其在华盛顿的朋友所期待的那样，韩国银行已经减少了支持东亚国家干预发展战略模式的能力，从而导致失业的加剧和工资的降低。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和对短期利润的追求，韩国公司把就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②
然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场金融危机确实给韩国人上了一课：对美国的经济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在韩国陷入最可怕的金融困境的时候，美国只顾自己的私利，更不用说想要帮助它的盟友了。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本国的债权人；打开韩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收购韩国的公司——全都是为了从韩国获得巨额的利润。此外，韩国人还得到了一个教训，即高负债率和对短期借贷的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三分之二的债务是短期的，并且韩国公司的举债经营率高达600？誜1。
但是，在克林顿政府前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实施的金融和资本自由化措施，而这些措施恰恰是鲁宾和萨默斯等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益而强加给韩国的。①
私有化与水（1）
在全球化言论的背后，法国威望迪国际集团和苏伊士集团、德国莱茵集团以及美国柏克德集团等跨国公司巨头开始控制整个第三世界的公共供水工程。这当然也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为了减少债务，第三世界国家被迫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把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移交给跨国公司。①
在《蓝金：全球化、水危机与世界自来水供应的商品化》（Blue Gold： The globalization water crisis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world's water supply）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中，莫德？巴洛（Maude Barlow）描述了跨国公司如何就供水私有化向一些政府施加压力。据公共公民网（Public ）说：“全世界的供水私有化计划将会造成自来水价格的飞速上涨、自来水质量问题、服务质量的下降和地方控制权的丧失。”这恰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跨国公司的如下声称直接相反：私有化将会提高供水效率，降低消费者的成本，并且帮助当地政府减少债务。②
第三世界国家自来水供应的私有化通常包括当地政府就当地居民供水问题同跨国公司达成的协议。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仅软弱无力，而且债务缠身。因此，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面对外国公司的漫天要价，它们通常无力保护本国的公民。外国公司的首要考虑是利润的最大化和立刻获得投资回报。由于实施私有化计划，自来水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人无力支付日常用水的费用。因此，在自来水供应私有化后，这些国家普遍出现疾病，而这些疾病正是由于淡水短缺而导致的不卫生条件所产生的。①
1995年，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I*ail Serageldin）对未来战争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如果本世纪的战争是争夺石油的战争，那么下一世纪的战争将是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供水自由化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萨拉格尔丁严肃警告的原因。2000年4月初，*科恰班巴市由于水价问题爆发了骚乱。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建议和压力下，这个50万人的城市同美国柏克德集团的子公司达成了一项长达40年的供水许可协议。但是，柏克德公司立即把水价提高了2~3倍，无视消费者的收入。每月收入不到100美元的家庭被要求每月支付20美元的水费，否则就会被停水。②
水价上涨的幅度让科恰班巴市人民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强烈的抗议。2000年1月，大*和交通堵塞使科恰班巴市陷入瘫痪。为了安抚抗议者，*政府承诺降低水价，但从未兑现诺言。1月4日，抗议者为了引起政府的关注举行了和平*。*总统的回应是派遣防暴警察和使用催泪弹，结果导致175人受伤和1人死亡。抗议领导人奥斯卡？奥利维拉（Oscar Olivera）由此得出结论说：“柏克德公司的手指沾满了科恰班巴人民的鲜血。”③这种悲剧的最终结局是柏克德公司决定放弃投资，但它起诉*政府，要求赔偿亿美元的损失。④
巴洛认为，水资源问题与其他许多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全球化。跨国公司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取消管制、实施私有化和消除出口贸易壁垒，因而加重了环境问题。为了保持竞争力，世界各国一个接一个地消除了对环境保护的管制，并且降低了税收。结果，税收的减少使它们无力为了本国公民的利益来保护水资源和建设基础设施。巴洛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地滥用和污染本国的内河，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代价。抽尽地下水和地下河来满足跨国公司的水需求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代价。”①
私有化与水（2）
然而，世界水资源短缺危机却为跨国公司巨头提供了独特的商业机会。事实上，《财富》杂志预测说：“水是21世纪的石油。”②它认为，目前水工业每年的利润将近1万亿美元，高于制药工业，相当于石油工业每年利润的40％。最吸引跨国公司的是世界只有4％的供水被私有化，因此，退一步说，潜在的利润是非常巨大的。③
苏伊士集团是利用了这种商业机会的大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国公司之一：它的前身是19世纪开挖苏伊士运河的建筑公司。这家法国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几家公司合并的产物，2001年改为现名。现在，苏伊士集团向全世界约亿人提供相关的水服务，1999年的销售额是320亿美元，利润达到15亿美元。苏伊士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梅斯特雷（Gerard Mestrallet）说得非常明白：他要向全世界推行一种“征服”哲学。这与过去旧殖民地的苏伊士公司没有什么不同。苏伊士集团的董事杜林坦言：“我们在这里赚钱。投资的公司迟早要收回它的投资，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为此付钱。”④
由于这种经营哲学，难怪苏伊士集团的经营记录令人厌恶和担忧。这家公司的*和其他不法行为已经记录在案，并且该公司的经理在法国被指控行贿。⑤英格兰、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水价据说由于私有化而变得过高。在雅加达，居民们声称，市政府和苏伊士集团之间的供水协议既没有公平对待雅加达市民，也没有公平对待该公司的雇员，因为就业尤其是工资上存在着歧视。人们对苏伊士集团为什么在当代仍然推行旧殖民地的做法感到奇怪。1999年4月，雅加达的工人举行*，要求所有水务工人同工同酬和结束供水私有化。⑥
2004年10月7日，苏伊士集团首席执行官梅斯特雷同青岛市政府签署了一项新的水务协议。根据苏伊士集团的新闻稿，合同要求苏伊士集团建设一家新的自来水工厂，为青岛市200万居民提供供水服务。此外，苏伊士集团将在上海建立并经营一家处理工业废水的工厂。这份为期30年的新合同将会给该公司带来6亿欧元的收入。苏伊士集团在上海的其他合资企业主要业务是处理工业废水和污水。①
三十多年来苏伊士集团一直活跃于中国，并且通常签订长达20~50年的合同。它每年在华的收入超过4亿欧元，并且它所设计和建设的废水处理厂为20％的中国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此外，苏伊士集团目前经营着16个市的自来水公司，向将近1200万人提供供水服务。①梅斯特雷说：“中国是苏伊士集团重要的增长引擎。中国如今提供了稳定而又连续的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刚刚签署的合同不仅符合我们的赢利标准，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①
由于依赖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农田用水已经转而用于为出口部门服务。在不远的将来，这将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短缺。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获得可以买得起的供水将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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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债务危机（1）
1973年，在赎罪日战争后，石油价格暴涨了4倍，使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崩溃的危险。由于油价这种空前的突涨，欧洲的石油进口工业国处于衰退的边缘，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无法增加足够的出口，从而无力购买这种至关重要的商品。
对美国来说，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作为世界货币中心地位的机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达成了一项明确的协议，即石油只能用美元来定价，也只能用美元来支付，并且任何过剩的石油收入都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开启了“石油美元回流”的进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成立，并且美国承诺用军事援助为沙特提供安全保证。①
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美元大量涌入波斯湾的欧佩克国家，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国内发展和消费所需要的数量。这些过剩的石油美元最终全都流入了纽约或伦敦的跨国银行里。这些跨国商业银行渴望巨额利润，需要处理这些流入的过剩美元，因而把第三世界的石油消费国作为它们的首要客户。欧洲工业国由于能源成本增加而濒于衰退，因而把巨额的贷款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因此，每年成百上千亿的石油美元在海湾的欧佩克国家、跨国银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来回流动，由此播下了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种子。①
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错误地认为，国家不会破产。由于全都受到这种观念的误导，跨国银行忘记了银行业最重要的法则——“了解你的客户”，因而选择了“联合贷款”。它们依靠大银行的专业审查来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种争先恐后地向第三世界贷款的狂欢氛围下，难怪花旗银行否认它向巴西贷款过多，即使巴西在债务危机之前的4年里债务增加了1倍。当时，光花旗银行一家对巴西的贷款就远远超过了它的总资本金。①
世界银行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