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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改革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土地制度不仅决定着中国农民的命运，也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建国之初，我国的土地制度依旧是沿袭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是农村土地农民私有制。但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不符。此后，国家便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
1952年，中央在农村推行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将土地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1955年开始推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把私人所有的土地制度变为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共同使用的土地制度缺乏灵活性，因此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从农民自发到国家承认的过程，最终于1983年年底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两权分离的制度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将承包经营权细分给农户，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与农民习惯的农耕农作方式有效地衔接在一起，得到了农民和社会各界的拥护，新旧体制的转换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较低，改革带来的效益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多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农民抛耕、抛荒严重，收入多年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农业经营零碎化，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些问题的日益凸显标志着现有的农民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形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体制本身所蕴涵的问题也显现了出来。第一，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性质模糊；第二，农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受到诸多限制并被弱化，致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第三，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土地资源不由市场通过竞争方式调节，得不到优化配置。由于模糊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弊端，理论界早就开始探讨更为合理的土地制度。一些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完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具体对策：改革农民集体组织形式；强化农用土地使用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规范进行。
吴允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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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潮（1）
35年前，周恩来总理曾非常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没有债务。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总理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庄严地宣告：“我们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中国早期追求无债目标的最明确的表述。
然而，事实上中央政府早在1958年后就停止了国债的发行。在23年后的1981年，中国第一次恢复发行国库券，此举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震惊和疑惑。
在国际市场上，国库券因其由本国政府发行而被广泛地认为是“金边债券”。但对于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它却是一个新名词，基本上没有人听说过什么国库券，而他们的父母也只对建国后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1954年—1958年每年发行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1981年发行的第一期国债规模为40亿元，年息定为4厘，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购买20亿元。自发行第六年起，一次抽签，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每次偿还总额的20％，10年还本付息。
虽然利息比普通银行存款要高，但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国库券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政府只好号召大家买国债来支援国家建设，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
“那时候，谁知道什么债券呀、国库券呀”，苏州的退休医生唐文仪说。“单位领导告诉我们，买国库券是支援国家建设。每个月单位都从工资里扣几块钱来买国库券。我们就当那是捐给国家了，以为这钱回不来了呢。”
这第一期国债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却标志着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国债从此成为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正急需大量的建设资金。
1987年，国债在中央财政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年，国务院作出了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这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飙升。1994年，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此后，国债发行额度更是节节攀升：1995年，突破了1500亿；2000年达到4600亿元；2005年突破7000亿大关；2007年由于发行了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国债发行额更是创历史新高，达到了万亿元。而对老百姓来说，国债与基金和股票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对一些比较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它的低风险和相对较高的回报非常有吸引力。
“现在发国债的时候，银行开门前几个小时就得去排队”，唐医生说。“即便那样，轮到你时，也未必还有，卖得太快了。”
2004年11月1日，在江苏省省会南京，1亿元的国债在银行开始营业后10分钟内就卖完了。这引得很多早上5点钟就来排队的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怨声载道。他们认为国债卖得太快了。有些人还猜测是不是每个银行网点的有限的额度被大户、甚至银行工作人员自己瓜分了。
今天，不管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镇，如果你经过一家银行，发现那里有很多人在排队，不用问，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买国债。
杨百万的第一桶金
其实，老百姓对国债态度的真正转变是发生在1988年。杨怀定——中国股市赫赫有名的“杨百万”——就是从国债中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1988年，国家对国库券的发行办法作了重要的改进，提高利率、缩短还本期限（5年缩短到3年）。同时，国务院批准：自1988年4月起，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哈尔滨7个金融改革试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允许转让国库券，但不得将其作为货币流通。1988年6月，第二批54个城市开始进行国库券转让试点工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国债潮（2）
这一消息刊登在很多地方的报纸上，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却没有逃过杨怀定的眼睛。当时，这位前上海铁合金厂的工人正辞职在家，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他订了72份报纸，试图从报上找到一些信息。当读到国债交易即将开始的消息时，他知道机会终于来了。
1988年4月21日是国债交易开始的日子。一大早，杨怀定就赶到了位于上海西康路101号的国债交易市场。
别人不敢买，他却用攒下的钱买了3年期国库券。“银行利率％，3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在接受一家上海的媒体采访时，他回忆道。他的举动仿佛带了个头儿。到了下午，很多买家纷纷涌入，价格一下就涨到了112元，杨怀定却抛掉了。短短半天时间，他就赚到了以前一年的工资——800元。
故事还没有结束。杨怀定很快从报纸上发现，各地的国债价格并不一样。安徽的价格就比上海低多了。精明的他火速乘火车赶往合肥去购买国债，次日再带回上海抛掉。他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经营异地国债交易的人。从此，他带着自己赚的钱和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乘火车往返于上海和各个有国债交易的城市之间。为了赶时间，有时候他24小时连轴转，最忙的一次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以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发现四分之一的交易都来自于杨怀定。
“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挣10万块钱”，他后来回忆说。但仅仅在1988年他就赚了50万。挣了这么多钱，他感到很紧张。他不敢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居然能允许人挣这么多钱。同时，他也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上海市政府也注意到了他。据说有高层批示对其进行调查，看看为什么他一个人做得比国营的证券公司业务还大。
为了保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他想到了主动去税务局交税。可税务局却告诉他，国库券和国库券交易的收入都是免税的。
1989年，杨怀定转战到股市。正是在那里，他挣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也赢得了他“杨百万”的美誉。
此后，更多的人开始步杨怀定的后尘。有些人利用偏远地区信息不灵的特点，专门到那些地方去收购国库券。当时，在信息闭塞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手头的国库券值多少钱。于是，他们非常乐意地把手头的国库券以甚至低于面值的价格卖给前来收购的人。
这些交易促使了财政部继续扩大国债交易的范围。1991年，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扩大市场交易券种，从3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开放国债流通转让市场的城市。至此，国库券市场已走向全面开放。
1991年，为推动国债发行推销方式从以行政手段发行为主逐步向市场推销方式过渡，财政部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国库券承购包销试点，并全面开放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国债流通市场。由此，金融机构组成的承销团取代了行政摊派式国债发行。1991年4月20日，由58家国内金融机构自愿组成的国债承销团与财政部正式签订了合同，承购包销25亿元国库券。
国债期货
随着国债交易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上海股票交易所于1992年推出了针对券商自营的国债期货交易，并于1993年10月对大众开放，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套期保值，并带来更大的收益。然而仅仅不到一年半的时间，“327事件”就发生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交易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全国最大的券商倒台，并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位风云人物送进了监狱。
“327事件”发生在1995年2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当时中国最大的券商——联手“辽国发”操纵市场。“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92（3），95年6月到期兑换。1992年到1994年，中国面临高通胀压力，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国家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胀指数每月公布。因此，对通胀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当时，虽然市场传言财政部将对“327”国债进行贴息，但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认为国家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于是，管金生出手联合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作空。
1995年2月23日，传言得到证实，财政部确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到了下午4点22分，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管金生开始出手。在短短的8分钟之内，万国证券抛出大量的卖单，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人们目瞪口呆（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巨额卖单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转为巨额赢利。但事实上万国并没有交那么多保证金。他们进行的是透支交易。于是，上交所连夜开会，最后决定当天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万国亏损数十亿。
上海万国证券最后被申银证券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