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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考试后，*中央要求我们学汽车修理，就挑选了20多个人到盛世才汽车管理局西大桥汽车修配厂学修理。我到了工厂，跟一个师傅学拆装引擎。师傅是苏联人，既会俄语又会汉语，对我十分耐心。不久我就入了门，掌握了汽车的毛病。修理厂工人对我们二十几个人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有的工人悄悄对我说：“将来你们回延安，我跟你们一块走。”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盛世才的兵，是红军。
有一天上午来了个电话，通知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东门外的西路军总支队开会。我们老早赶到指定地点，队伍整理好后，值日排长叫起立，欢迎周恩来副主席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副主席。同志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学好技术和文化，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张官朝——
我们新兵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尽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新兵营指战员官兵平等，穿戴一样。节假日外出或上街总是几个人共同行动，走成一路纵队，风纪严整，买东西不讨价还价，不去馆子乱喝酒，也不在老百姓家乱窜，就是做客也很少。遇到盛世才部队的军官或他们从我们门岗经过，我们对他们行军礼。学习汽车和装甲车的同志行车时遇上有困难的老乡，就让他们搭车，甚至把我们的水和干粮送给老乡们吃喝。碰到盛世才部队或地方的汽车出了毛病，我们就帮他们修，有时还陪他们看守汽车或守夜。天长日久，新疆人民都夸赞我们“亚克西”。我们行军或部队外出，老乡们老远就伸出大拇指，高喊“亚克西！亚克西！”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5）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偕邓大姐去苏联治病，专程来新兵营看望我们。周副主席讲完话后，请陈昌浩同志讲话。陈昌浩只说了几句，泪水直流，难过得讲不下去了。他讲话的意思是自己没领导好，使西路军受到了重大牺牲，对不起西路军全体同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烈士。邓颖超同志接着对我们做了鼓励性的讲话。我记得，我们新兵营的同志是席地而坐。大家见到周副主席，就像见了亲人，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记在脑子里，事后常常想起，有时还模仿着。
1940年周副主席从苏联回来，第二次来新兵营看望我们。这次周副主席讲了六大政策与三*义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三*义与六大政策做了对比。
盛世才那时还算进步，曾三次来新兵营做客。头一次是1938年五一劳动节，他来看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他来看我们的节目；第三次是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他参加了我们的纪念活动。第一次盛世才到新兵营来，对我们有点信不过，也有些怕我们，所以戒备森严，跟来了不少警卫，在新兵营周围房上还架了机枪。第二次来时带的人少了些，第三次只带两三个警卫。
炮兵大队
宋承志、王德润——
四大队学炮兵，也叫特科大队。学炮兵之前，约80多人。因为学炮兵对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所以将身体差的同志调到三大队去了。不久又调走了几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航空队学习，又从总队部调来四位同志，都是首长的警卫人员。这样，从1937年冬至1938年秋这段时间，四大队的人员约60多人。大队下辖两个排，四个班。第一排：一班是野炮班，二班是观测通讯班；第二排：三、四班都是山炮班。每班十人左右，炊事班不到十人。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二十来位同志，编到四大队学炮兵，四大队又有80多人。四大队的领导干部和排、班长在学炮前后有些变动。没有学炮前，大队长是曾玉良，政委是胡鉴。学炮之后，大队长是宋承志，政委仍是胡鉴，胡调走之后政委是邹开盛。
为了教学，我们向盛世才部队借用苏造7．2厘米口径野炮一门，7．62厘米口径山炮两门，炮镜一部，方向盘两部，还有电话机、备复线等。火炮是用马牵引的，全大队有30多匹马。
炮兵大队的学习课程有文化、政治和军事。
文化学习：文化课有语文、数学和地理。文化学习分甲乙两个班。因为学习炮兵射击的需要，炮兵大队特别重视数学课程。甲班学到三角、几何等与炮兵射击有关的部分；乙班学的内容简单一些。教文化课的，先是从干部大队派来的人担任，后来任教的是从延安来的一些知识分子。
政治学习：政治课，主要是学习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以及毛主席当时发表的文章。陈云、邓发、陈潭秋同志都很重视我们的政治学习，他们除了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政治报告外，还讲授政治课。黄火青、孔原、冯铉、彭加伦等同志都是政治教员。后来各大队政委也教本大队低级班的政治课。政治学习是主课，抓得很紧，经常进行小、中、大考试。政治课各大队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有时是全总队在一块上大课。
军事学习：四大队主要是学习炮兵，但排以上干部也参加总队统一组织的步兵战术（合成军战术）学习。苏进等同志任教员；还有一个苏联顾问给我们讲军事课，由吉合、常乾坤同志当翻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6）
炮兵技术、战术学习，大体分为：火炮、器材操作；炮兵的射击理论、射击法则和射击指挥，炮兵专业战术等。分两个教学班：副班长以上的干部学习全部内容（当时大队的正副班长，绝大多数是原部队中的排、连、营级干部）；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只学火炮、器材操作、射击基本知识和有关的专业战术。教射击和战术课的教官是苏联顾问，教火炮操作的是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每年进行两次炮兵实弹射击。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同志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炮兵技术训练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同志在后来的战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炮兵部队的团、师干部。
西路军总支队的炮兵队
干部大队
刘鹤孔——
新兵营营部（即总队部）以下编成四个大队和一个干部队，每队约百余人。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具体领导各大队工作。
营部是一个单独的伙食单位，主要都是领导干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传六、黄火青、李特、黄超、郭天民、李天焕等同志。秘书是冯铉、段子俊和李春田等。营部设秘书、参谋、警卫员、油印员、管理员。
中央指示：新兵营要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关系，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新兵营一边学政治、文化，一边学军事技术，主要是学习汽车、炮兵、装甲、无线电等技术。军事顾问是苏联人，叫安德烈，技术人员也是苏联人。
干部大队有连、营、团、师级干部共60余人。苏井观、宋侃夫、王子刚、刘寅等同志也在干部大队学习。队长是潘同，政委是刘鹤孔，刘鹤孔兼支部书记。队部设一个文书、一个事务长、一个理发员、四个炊事员。干部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政治课由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亲自讲授。学习文化的同志按不同程度编为五个班，每个班十余人，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教课，李特、黄超、苏井观等同志都教文化课。
干部大队还设立一个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抽调原来做过机要工作的青年同志和各大队年轻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干部大队领导下，由刘寅、王子刚同志负责。教员是由过去从事电台工作的同志担任，有徐明德、荆振昌、郑执中、王玉衡等同志。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干部大队学习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有的同志派到苏联学习，有的同志分配到其他大队工作，有的派到新疆省政府和军队中工作。
1938年2月，邓发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些同志去苏联学习专门业务技术，到苏联具体学什么没有详细讲。从新兵营到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共30余人，分两批去。第一批16人，组成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由苏联同志带领，我们16人到了莫斯科，分配在两个学校学习。我们学搞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从学校结业回国路过新疆，第二天就乘飞机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我被派到上海工作。到苏联学习的同志有的由苏联派回新疆做情报工作，派到甘肃、重庆、香港的也有，有的派回甘肃老君庙油田工作，和我一块回国的董家良同志派到重庆工作。我们16个同志分配在全国各地，担负地下情报工作，绝大部分没有通讯联系，有的同志如董家良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7）
无线电训练班
徐明德、郑执中——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
第一期训练班1937年8月开始，1938年4月结束。这期训练班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到达迪化后，又把这部分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叫通讯训练班，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在电台当技术工的同志和几个青年同志，学员不到30人。训练班由刘寅负责，徐明德、王玉衡、王子刚、荆振昌同志任教。经过训练班的培训，学员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新疆只留了几位骨干。
第二期训练班是1938年六、七月开始的，1939年7月结束。学员来自各个大队，共30人左右，编为三个班一个排，排长俞以仁。训练班与总队卫生所组成一个党支部。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当教员，主要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及翻译。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和延安新华社新闻，抄收快又准确者还得到一些奖励。
学习期间生活待遇比较好。营以上干部津贴每月十块钱，连以下干部三块钱。除了盛世才发津贴外，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每天还给两毛钱补贴。服装按照盛世才部队标准供应，大概约合百多元，有皮靴、呢大衣、毛衣、棉衣以及被褥等，连及连以下干部发光板皮筒和毡筒。
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回延安了，只有几个人留在新疆工作。徐明德和王玉衡同志被派往兰州，随同苏联专家勘察迪化到兰州的桥梁，担任电台的报务工作，只管收发电报和翻译密码。荆振昌被派往苏联在迪化的一个秘密电台工作。
胡正先——
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或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员都是有基础的，共20人左右。三局局长宋侃夫给我们上文化课，刘寅负责训练班，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红四方面军南下天荃、芦山时，我第二次进通讯学校，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新兵营第一期训练班上课不多，主要是复习，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我记得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我们第一期学员1938年初回延安以后，新兵营又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徐明乐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原和我们一起学收发报，徐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汪和我都被挑选为飞行员。我因感冒，没有去成飞行班。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进入螺旋，没有改出来，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
我离开家乡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参加红军，转战川陕，长征跋涉，西征河西，一路走来，居无定所，从没有机会给家里写信。新疆新兵营比较安定，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识字不多，写信吃力，刘寅说“我帮你写”。后来听说父亲回了一封信，但我没有见到信，那时我已回了延安，是别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篾匠，母亲双目失明。我四岁时母亲去世，跟奶奶和父亲过，十岁时奶奶去世后，我给人家放了一年牛，此后跟着父亲串户干活。父亲生在河南，逃荒到了安徽，祖上三代篾匠。我小时在家吃红薯、包米、大米饭，有时缺粮，也吃麦麸子。父亲认为干篾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