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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细心、刻苦了，经常一个人包一架教练机，连续带飞四五人次不下飞机。通过严格泼辣的传帮带，帮助学员解决了许多技术难点，纠正了不少痼癖动作。红军学员也学到了苏联红军飞行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好思想、好作风。
盛世才的航空队军官，都是苏联教官训练出来的，因而完全依赖苏联教官主持航空队的训练。苏联教官按照他们的飞行条令、大纲和操典，全套运用，因而小小的新疆航空队成了当时苏联空军训练模式的缩影。其训练方式还是卓有成效的，诸如：重视理论先行；注意循序渐进；平时“少吃多餐”；强调从严从难；培养学员气质等等。
1938年10月，24名学飞行的红军学员以平均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完成Y…2型初教机所有课目的训练，转飞P…5型侦察、轰炸机。P…5型飞机是当时新疆航空队的主要机种。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最大航程1000公里，升限约4000米。飞机上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其中两挺固定，一挺可旋转射击，翼下可挂两枚50公斤的炸弹。飞机是双座舱，既可以教学，又可以执行战斗任务。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6）
教官在P…5型飞机上，带学员飞了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天气逐渐转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机场。刚开始，飞机在薄雪上滑行，还飞了几天。后来，积雪厚达半尺，机轮陷在雪地里不能转动。当时没有扫雪机，要用人工把一个偌大的草地机场打扫干净，这在人口稀少的迪化市郊区，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家被迫停飞了。
教官很会想办法，安排了三天滑雪课。大家高高兴兴地穿上一米半长的滑雪板，先在平坦的机场雪地上学滑走，然后到三五十米高的山坡上往下溜。两天后，大家就滑行如飞，还组织了比赛。
正当每一个人都发愁怎么飞行时，教官下达了飞行任务。晨曦掀开了夜幕，大家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机场，一看飞机都乐了。飞机的两个前轮不见了，装上了两块30多公分宽、两米多长的木质雪橇板。尾橇也改装成小雪板。大家驾着带雪橇的飞机又开飞了。
土豆块萝卜块
1938年冬，在转飞P…5型飞机以后，盛世才曾考虑利用空闲的初级教练机，再办一期飞行班。邓发闻讯后，马上请示*中央同意，将大革命时期去苏联学习航空，1938年9月回国路过迪化的共产党员常乾坤、王弼留下来，准备送进新疆航空队任教。又将1938年8月从延安抵迪化的郑德、吴元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组织起来，准备送进航空队第四期飞行训练班学习。
盛世才做事波诡云谲，变化莫测，见*学飞行的人员先后到达迪化，忽然改变了主意。虽经邓发再三商谈，他都以种种借口不同意再办第四期飞行班，也不同意让常乾坤、王弼进航空队任教。邓发又提出，能否让延安来的人插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借口回绝了。
邓发遂于1939年春，电请*中央同意，将当时在迪化的已学过航空和准备学航空的组织起来，在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驻地，举办了一个“航空训练班”。训练班一边组织自学航空理论，
*在新疆航空机械班学习的学员与老师合影一边继续等待进航空队的机会。在国民党空军学过飞行的共产党员郑德，担任了航空训练班的班长。常乾坤、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学员有吴元仁、林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以及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刘风、王连、李凡、刘春、王占山和王田，其中刘风、王连等在苏联学过飞行。
航空队和航空训练班，在航空业务方面经常来往，互相学习。航空队学员利用去党代表驻地汇报工作，开支部大会的机会，向航空理论造诣较深的常乾坤、王弼请教理论问题，请他们上理论辅导课。常乾坤、王弼等还翻译了盛世才航空队没有的一些苏军飞行教材，供他们学习参考用。他们也向航空训练班的学员，介绍飞行的实践和体会。
1940年，盛世才对*态度明显冷淡，航空训练班的人已不可能再进新疆航空队。这部分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当年夏天，分乘两辆汽车返回延安。其中常乾坤、王弼、刘风、王连等乘坐的汽车先行到了西安。跟在后面不远的郑德、李凡、刘春等乘坐的汽车，却在甘肃平凉被国民党无理扣押。郑德、李凡被杀害。
随着飞行课目难度的不断增加，航空理论教育内容也越来越深。他们24名飞行学员，除了夏伯勋高小毕业，其他多数只上过几年的初小，有的是参军后才摘掉文盲帽子。从新兵营来的人，由于突击学习了半年文化，能勉强跟上航空理论学习进度，但成绩一直悬在3分左右；从延安来的人中，有几位连乘除都不能熟练运算，在越来越多的数学概念、计算公式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连续几次测验都不及格，急得直搓手。如果阶段性的航理考试和补考都不及格，就不能参加新课目训练，这就意味着失去继续飞行的资格。驾驶飞机在蓝天上战斗的梦想绝不能破裂，怎么办？只剩下华山一条道，坚决攻克航空理论这只“拦路虎”。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7）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个小本子，将定律、原理、公式都记在上面，有几分钟空，就掏出来背几句；还利用集体智慧互帮互学，互当“考官”，比比画画，互考互答，切磋交流。
每次上完理论课，教官一出教室门，夏伯勋等几位“小教员”就走上讲台，给几位文化底子差的同学“开小灶”，帮他们赶队。可是，一则小教员的能力很有限，再则那几位同学基础实在太差了，连立方体概念也搞不清楚。小教员急得抓耳挠腮，看到窗外有一堆土豆，灵机一动，拔腿奔出教室，不一会儿蹦蹦跳跳地走进来，高声嚷道：
“同志们，这就是立方体模型！”
大家一看，都乐了。原来，小教员手里捏着一个用小刀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块。
“土豆块太小了，用萝卜可以切成大的立方体。”机灵的陈熙冒了一句。
陈潭秋他们真的从食堂、菜地找来了大萝卜。小教员不但把萝卜切成立方体，讲解体积、乘积，还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讲解几何图形、概念和计算公式。小教员还把萝卜切成不规则的圆锥形，拦腰割了几层，讲解航空图上等高线概念。如此等等，萝卜块成了多用途“数学模型”。
航空队党支部同志之间亲密团结，一人有困难，八方伸出热情帮助的手。胡子昆、王东汉和吴峰等技术上薄弱环节多一些，技术较好的方子翼、陈熙、夏伯勋、朱火华等，就主动用业余时间手把手的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技术难点。周立范患病动了大手术，在住医院和回队养病期间，同志们护理他，替他洗脸擦背，背他到院里晒太阳，早晚帮他补功课，上街也都忘不了买点营养品给他。在全体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曾经病危的周立范终于恢复了健康，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
盛世才不允许他的军队内部有任何党派活动。在森严的禁令下，航空队党支部有巧妙的活动方式。“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政治团体，要求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民普遍入会，广泛建立“反帝会”分会、支部、小组。航空队全体都加入了“反帝会”，他们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凡党的会议都以“反帝会”小组名义召集。偶然，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干部来参加小组会，他们就欢迎“光临指导”，畅谈反帝；等其一走，又变成了他们的党小组会。由于每隔一周半月都以这种方式开一次党小组会，他们曾因“经常组织反帝会活动”而受到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嘉奖。每月的党支部大会，多数是利用星期天到市里洗澡的机会，悄悄地集合到党中央代表驻地附近的一所独立“新房子”召开，偶尔也利用休息时间在教室里开。外人总以为他们又在自学航空理论。党支部每年都按党章要求，通过*选举改选党支部委员会。继吕黎平之后，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等，分别担任过支部书记。
1939年夏天，邓发因汽车事故胸部受伤，中央决定他回延安，由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陈潭秋接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待人谦逊和蔼，满腔热情，给航空队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立范老觉得肚子疼，航空队军医确诊肚子里长了个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闻讯后，亲自四方奔走，多方联系，最后通过苏联总领事，请苏联在盛世才军队医院工作的专家诊治，动了手术，切除瘤子。陈潭秋还用自己的津贴，多次购买营养品送给周立范，还指示航空队精心护理，终于把周立范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1940年以后，盛世才倒行逆施，使新疆经济恶化，物价飞涨。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费却没有涨，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人渐渐消瘦了。陈潭秋看到后非常心疼，请示中央有关部门，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补助航空队的伙食，使大家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8）
机械班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和实习，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航空队按照惯例，在大操场上搭起讲台，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盛世才亲临讲话，和全体毕业学员合影。给毕业学员授军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授衔的先后顺序。红军学员总共18名，除王东汉考4分外，其他都考4．5分以上，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严振刚等两人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余被授予少尉军衔。吴茂林因患肺结核，已于1938年退学养病。
学机械的同学这么好的成绩毕业，使大家心情振奋，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他们决定利用星期天，买点瓜果、糖块，到党代表处的“新房子”开个庆祝会，热烈庆贺党的第一批航空机械人才。
机械班的同学在庆祝会上，激动地回顾了一年半艰难曲折的学习生活。第二期机械班共有34名学员，其中16名是新疆富裕阶层的子弟。有一名当地学员叫袁国藩，是新疆督办公署兵工厂厂长袁国维的弟弟，北京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这些人自恃文化程度高，见到红军学员连基本的数、理、化知识都答错了，就在课堂上哄笑。由于红军学员理论知识差，很难弄清原理，看懂线路，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了故障也难于从原理上找准原因，常常张冠李戴，阴差阳错。最头疼的是考试关，每星期必有一次测验，每个学科结束都要大考。大考场上，铺着红布的考官桌前，并排坐着航空队的苏联机械顾问、大队总工程师和主讲教官。他们事先拟好了一大堆考题，把学员逐个叫到桌前，立正站着，抽题提问。从理论到实际操作程序，要求当场演算、对答如流，稍有“卡壳”，就要扣分。考一个学员时，全体学员都端坐静听。这样的以口试为主、当场演算、当场指证，每个人考不同的题的方法，是苏联教官提倡，在航空队各种考试中通用的方法。每参加一次考试，就是一次全面的复习，使学员没有任何作弊的可能，但也容易使基础差的学员在众目睽睽下精神高度紧张，往往考试一次，汗湿全身。由于16名当地学员和红军学员编在一个班，朝夕相处，比着瞧，赛着干，迫使机械班的同学在学习中跌打滚爬，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中奋斗。
学机械的同学用兔子与乌龟赛跑的寓言激励斗志。每当下午和晚上自习时间，当地的学员见教官不在，就像兔子一样悄悄溜出教室，玩耍去了。红军学员却埋头书桌，不做完习题，不弄懂原理，不写好笔记，就不离开教室。刘子宁、吴峰参军前没上过一天学，他俩就常年坚持每天早起晚睡一两个小时，补习文化，病倒了还拿着书本在床上做功课。终于，红军学员与当地学员在文化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在熟记常用的机械理论、计算公式和各种数据方面，则远远超过了他们。地勤理论课上了半年时间，接着是下厂实习，拆装发动机。在操作实习中，教官讲解线路关系和维护要领，做完示范就走了。当地的学员自以为一听就懂，一看就会，又怕油垢弄脏了白嫩的手，就在实习场地闲逛。红军学员围着飞机爬呀、摸呀，往往弄得满身油垢浑身汗。正课时间嫌不够，又在午休时间悄悄跑到机场去实习。
毕业考试了。当地的学员“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往往抓耳挠腮，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