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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旅游回来后转到另一所学校，也在莫斯科近郊森林，有已经毕业行将离校的一些西班牙同学。
学习结业，张明敬和杨天云、谭振文第一批分配回国。三人临行前被告知，学习期间的讲义、笔记，都不能带走。他们由学校翻译菲力波夫陪同，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等候了一个星期飞机。这期间，给他们起了名字。张明敬在新兵营的化名是张绍青，俄语名叫喀力，在这里又让他改为韶青。他们还被告知回国后和中国共产党不发生任何联系，说这是一条纪律。他们乘飞机到达迪化后，留在飞机上等别的乘客离开机场，无人后接他们的车才来，一直送他们到边务处总电台。
总教官马兰切夫来看他们，电台主任教官瓦尔纳科夫交代了注意事项，由报务主任徐祖德翻译。总电台还有一位苏联教官马尼可夫，还有报务副主任贾跃生。报务员朱岫春，是边务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的爱人；陈凤仪，是蒲犁办事处主任盖佩斌的爱人。给三人发了履历表，填写了一套假履历，让他们记住。张明敬表上的姓名是韶青，籍贯是四川宜宾，军衔是中尉报务员，是督办朋友李培天介绍从昆明来的。张明敬留在总电台任报务员，杨天云去和田办事处任电台台长，谭振文去哈密办事处电台任报务员。
总电台主任徐祖德被捕了，紧接着副主任贾跃生被捕了。前电台台长张鲁丝被遣返苏联前，来电台和同事告别。张明敬才知道她是边务处第二副处长陈培生的爱人，陈早已被盛世才驱逐回苏。不久朱岫春和陈凤仪也以叛逆家属的罪名，被迫离开了电台。朱的丈夫武佐军后来被盛世才杀害在狱中。张明敬和朱岫春接触时感到她很友善，她告诫张的话，张一直记忆犹新。她说，年轻人，许多事你不懂，今后要多注意。一时间，电台人员骤减，变得冷冷清清。
从地方电台调来李元芬充当电台副主任，主管技术工作，又从独山子调来了王跃昌，也担任副主任，主管行政工作。从二里子河调回报务员王学礼、王积箴，并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技术训练班。
电台的工作按部就班，非常单调。一般是边务处派专人早上从电台拿走夜间抄收的电报密码，晚上送来发往各地的电报密码。电台对收发报密码内容，毫不知情。由于组织关系，张明敬和电台教官联系较多。张在苏联学了点俄语，在一起勉强可以通话。教官给他一项任务，就是在指定时间，抄收一电台的密码，秘密径送教官。他猜想这个电台可能是党中央电台或共产国际在中国某地的地下电台，总之是为革命而工作的电台。教官要安装一台100瓦的发报机，也让他做副手。教官给训练班上技术课，临时也让他做过翻译。教官每月去苏联领事馆领工资时，也给他代领一份，由他签字具领，发的是关金券，数额80元，每元折合新疆币3元。关金券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缴纳关税用的证券，后来作为货币流通。这份工资超出他边务处工资两倍还多。这期间，总教官还找他谈话，让他做好准备，即将调往关内兰州去工作。原计划要以兰州为中心，把重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的地下电台组成一个网。在兰州设立一个枢纽电台，负责这个网的联系，再由另一个电台与边务处总电台联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2）
新疆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盛世才决心投靠蒋介石，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43年，苏联教官被遣返，边务处被撤销，派往各地的人员都调了回来。李保华和刘淑明从若羌边务办事处调回迪化。李保华原名高布泽博，刘淑明原名胡敬宜，夫妇俩1937年7月由苏联来新疆，参加边务处工作。他俩由若羌回到迪化，李保华单独报到，刘淑明奉指示以家属身份隐蔽下来，未报到。至此，由共产国际派在边务处在新疆省内工作的八个共产党员全部集中到迪化，在新疆境外工作的未见回来。他们被分别派到警务处和参谋处等单位监视起来。7月份又把他们几个分配到外地。张明敬和杨天云分到塔城警察局任事务员，谭振文分到伊吾警察局，刘庆南分到绥定警察局，杨文先和王振坤分到阿勒泰，李保华留在警务处户籍科。他们没有分到外地前，搞到情报就去迪化苏领馆联系。张明敬和杨天云到塔城后，也曾去苏联驻塔城领事馆联系，但没有接上头。他俩在塔城仅三个月，又被调回迪化。
苏联专家撤离后，李保华、刘淑明、刘庆南、王振坤、杨文先、张明敬、谭政文、杨天云八个人，失去了组织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文先与领事馆人员接上了头，约定了时间，确定由李保华去接头。李如约独自去城南荒凉的乌拉泊，苏领馆的汽车也向乌拉泊驶去，见李后邀其上车，甩掉了跟李的尾巴。在车中领事馆人员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八个人编为一个小组，由李保华任组长，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集中起来由组长和组织联系，并确定李保华如果被捕，就由刘淑明负责与组织接头。为了让领事馆接头人员认识刘淑明，又约定时间，让李保华陪同刘淑明去城隍庙逛市场，领事馆人员也去逛市场，认清刘淑明。
1944年3月17日，警务处来人以处长请谈话为理由，请杨天云和张明敬坐上皮包车（载人马车），径直送入由刘文龙公馆改建的监狱。入监四个月，一天早晨狱卒突然找张明敬，问他李保华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不知道。看那家伙惊惶的样子，他估计李保华越狱逃出虎口了。
李保华越狱逃到南梁苏联领事馆。苏领馆人员将他藏入木箱中，以外交官行李装入飞往阿拉木图的飞机行李仓中，飞往苏联。他1945年底回国，见到乌兰夫，又投入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国民党中央陪审团来新疆，清理盛世才羁押的“罪犯”，释放了不少人员。他们当然不在释放之列，但狱规比较松弛了，“犯人”可以在院内晒太阳。这样，许多战友又会面了。张明敬在交谈中知道了边务处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后，电台人员宋侃夫、王子刚、荆振昌等，都到电台值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抄收新华社新闻；总电台台长张鲁丝到新兵营无线电班教过课；张明敬到总台后，根据教官的指示，抄收过某电台密电码，直接送教官。这些情况都说明总电台与党的关系。40多年后的1980年，有人问当年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搞联络工作的冯铉时，冯说：“当时背着盛世才，通过与苏联有关系的边务处电台，用密码向党中央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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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
“我们谁也不靠谁！”
他们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发颇有点诡秘。组织上只告诉蔡博是跟毛泽民乘飞机去苏联，哪几个人去？如何集合？都不知道。蔡博的姑妈是蔡畅，姑爹是李富春。她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转送到西安办事处，打算去延安。因为胡宗南的特务专门在西安一带搜捕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她就按姑爹李富春的意见，既然姑妈蔡畅、表姐特特都已去了苏联，马上又有由苏联运送医疗用品的卡车大队从延安返回苏联，最好趁此机会去苏，比较安全。她到迪化，被安排在新兵营俄文班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
1939年5月，临行的清早，蔡博和*原夫人张梅被送到机场的飞机里面。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名叫“岳菲”。蔡博以后知道他就是李天佑。他们被叮咛静坐等待，别被人瞧见。机外人声纷杂，蔡博一抬头，看见“老太爷”登机进舱，坐在了最前面。那时，人们习惯称毛泽民为“老太爷”，他到苏联去看病。毛泽民是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这次以考察苏联农业的名义出国，他的外交护照允许携带家眷。蔡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问题就出在护照上。护照只准带两个人，而他们却是三个。迪化起飞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躲在机舱里，没人进来检查，到苏联阿拉木图就出了麻烦。
毛泽民“你们护照上写着携带眷属两名，为什么有三个人？”苏联边防军官面带笑容质问。
毛泽民只是微笑着假装说：“不懂俄语，不懂俄语！”
苏联边防军认真起来，把他们送进市里一家旅馆待命。在阿拉木图等待的几天里，他们实在闲得发慌，也找不到一个翻译，和苏联机关方面谁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种窘境下，蔡博觉得也许能应用几句学到的俄语，但口语很差说不上来。她用钢笔写了一句“我们要吃饭”，拿去给苏联军官看。苏军官一看连连点头，立即帮他们安排了吃饭的问题。蔡博来了兴趣，又写了一句“我们要看电影”给那位军官。军官很快给他们买来了《列宁在十月》的影票。
毛泽民没料到蔡博在新兵营学了点俄语，派上了用场，高兴地直夸奖她。
经过几天的联系，边防军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请示后，终于批准他们前往莫斯科。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他们是坐火车，走了三四天。他们的车厢是软卧，两人一个房间，中间有个盥洗室，实际是一个单元。毛泽民和李天佑一间，蔡博和张梅一间。这样高级的安排大概是照顾毛泽民的吧。火车开动后，他们庆幸地议论起来：边界上的纠缠终于化险为夷了。火车在轻松的议论声中奔驰着。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无拘无束。被大家尊称为“老太爷”的毛泽民，诙谐逗人，平易可亲，见广识多，无话不谈。他皮包里带了几本书，有中文版《资本论》，不时拿出来翻看。蔡博第一次见到《资本论》，顿时起了好奇心，顺手拿走一本，回到车厢里反复看。毛泽民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亲切地考问她，究竟能不能看懂，有什么想法。毛泽民发现她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多少有点入门时，表示很满意。后来毛泽民还把她看《资本论》的事告诉了姑妈蔡畅，姑妈给她送了一份礼物——《资本论》。在火车上，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他们几个人总想知道点毛泽民与毛泽东兄弟关系及一些家庭情况，而毛泽民总是冷冷两句：“他当他的主席，我当我的党员，我们谁也不靠谁！”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2）
火车平安到达莫斯科近郊的克桑车站。他们被接到莫斯科郊区的中国干部居住点库钦诺。这里是中国干部来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都曾在这里住过。病员和休养员一方面在这里学习，一方面等待皇宫医院的治疗。蔡博的姑妈蔡畅以及杨之华、欧阳钦、贤诚、马明芳、刘亚楼、*等都在这里。
毛泽民带着蔡博从食堂走向宿舍，寻找她的姑妈。突然，在宿舍走廊通向草地的90度拐弯处，一位穿着苏式布拉吉的中年妇女，使劲推开走廊的玻璃窗门，高声喊叫：“老太爷，老太爷！”三步两步跑到毛泽民跟前，双手挂在毛泽民的脖子上，两只脚蜷缩着离开地面。毛泽民抱着她举了两举，窘迫地笑着说：“蔡大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蔡畅转过身来，仔细端详了蔡博一番，然后一只手搂着，一只手拉着，亲热地领着蔡博坐到了阳台的凳子上，抚摸她的脸，详细询问家中和路上的情况。库钦诺的干部招待所并非蔡博应呆的地方，她应该去设在莫宁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集中了中国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经迪化送往苏联的。
毛泽民是1938年2月21日乘飞机到迪化的，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经锻炼的理财专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总金库主任，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国工农*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
深蓝色的天宇上闪烁着繁星，寂静的财政厅院内，毛泽民独坐在办公桌前。改善新疆财政的念头，拥有了他的全部热情，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心里装着一团火，开始了艰难的理财旅程。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财政机构，培训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