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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进中国，怎有佛珠？”因此改之。（18）
毛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酷爱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甚至在横扫“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七五、七六年之间，为了满足毛泽东的需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牵头，先后调集了津京沪三地著名的戏曲家李少春、李和曾、关肃霜、高盛麟、张世麟、厉慧良、俞振飞、蔡瑶铣、岳美媞进京录制经典唱段，如岳飞的《满江红》、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南乡子》、《水龙吟》、张元干的《贺新郎》等等。乃至1974年董必武去世，毛听了一天《贺新郎》，还将末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莫回顾”。（19）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时是矛盾的，比如1920年，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在全国方兴未艾之时，毛却去到了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庙和孔林。再比如毛一边口口声声提倡新诗，一边却如琢如磨创作旧诗，还不无风趣地宣称：“我不读新诗，除非给二百块大洋。”这是毛的兴趣使然还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致？值得我们另作专门研究。
分说了书法和诗词之后，现在我要来一个总说。即传统文化的四性：稳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盖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学界风行之后，我们经常谈所谓“大历史观”。其实，所谓大历史观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长度问题，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里研究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应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货币政策，面对当下，可能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比如人口政策，“只生一个好”，其实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误的一个反拨，矫枉而过正，不得已而为之。只生一个是不好的，因为它打破了两两相传的人口平衡，现在小两口来赡养四个老人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会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再过三十年、五十年，可能我们就要调整到“只生两个好”了，这就是一个小历史观，大概以百年为期。生态问题，就至少是个中历史观了，起码得以五百年为期。文化的调整周期更长，至少是以千年为期，这就是大历史观了。
大家回想一下，最近以来，不管是李敖还是连、宋还是慕郁明来大陆，发表演讲尽量要多背一点唐诗宋词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唐诗宋词是好东西。《水浒》、《西游》、《三国》、《红楼梦》是好东西，国民党说好，共产党也说好，毛泽东喜欢，蒋介石也喜欢，这就是文化的超越性和稳定性，它超越党派之争，稳定于意识形态之上，不管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尖锐对立，但一追溯到传统文化，就相互认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去中国化”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唐诗宋词、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深重底色，它已经渗透进了中华子孙的血液和骨髓，它是属于大陆的，也是属于台湾的，它是属于中国的，又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
我们再讲“穿透性”。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要说这个人皇帝当得很窝囊，政绩、人品，无从谈起。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一首《虞美人》足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流就流了一千多年啦！何况，李后主的妙语多多，什么“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什么“离愁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相信，只要汉字不灭，这些无上妙词就会伴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流传下去。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8）
再说说“覆盖性”。譬如古代战例有很多，什么巨鹿之战啦、淝水之战啦、长勺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夷陵之战啦等等，但是哪一个战役的知名度最高呢？赤壁之战。为什么？因为有《三国演义》，但更早是因为有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就够了！虽然今天在湖北有两个赤壁，苏东坡所咏赤壁可能还不是真赤壁，赤壁之战到底是在哪个赤壁打的也搞不清楚，这都没关系，文化“赤壁”已然名扬天下。
再举个更小点儿的例子，江西赣州的郁孤台，原本毫无知名度。而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也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八百多年前，一代词人辛弃疾被下放到了那里，很郁闷，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有一天转到了郁孤台，凭栏远眺，悲从中来，大发感慨：“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够了，出了两个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此，郁孤台——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脱颖而出。今天谁去了赣州，一定要去郁孤台。其实就是个小土台子，真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文化积淀，谁也不敢小看它。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文化的穿透性、超越性、稳定性和覆盖性，这是一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就是名山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啊！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我前面说的乾隆号称传世三万首诗，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高产诗人，尽管很多诗作是纪昀、和剩脊榈角∶拢∫克抢创腊 Ｊ藓檬蚊鹞尬拧Ｕ嬲鸬搅舜雷饔玫氖恰扒∮省保潜椴济酱蟠ā⒎缇懊ぃ阆攵愣级悴豢氩恢蓝疾恍小；褂心歉觥对沂椤罚Ы撕椤⒀钪剩致碣刨蹋蛞故椋焯炫目炻硭偷降淖又侗驳淖魑摹３Ｑ缘溃又螅迨蓝叮套佑蟹剑鼋浚募沂榈笔本鸵衙锾煜隆Ｋ凑庑┘沂槭保忻挥幸恢执酪馐叮忻挥幸锤煜氯丝吹囊馐叮课铱词怯械摹７裨颍颐蔷筒豢赡芏恋饺绱送暾⑼昝馈⑼瓯傅摹对沂椤贰Ｔ倬僖桓觥逗嗜占恰贰：手甏用拦缏妆妊谴笱Ф镣瓴┦炕毓晌钅昵岬谋贝蠼淌冢晌挛幕硕牧煨洌拿恳馐队腿欢Ｋ娜占怯忻挥幸锤煜氯丝吹囊馐叮忻挥幸锤笫揽吹囊馐叮课铱词怯械摹７裨颍颐蔷筒豢赡芸吹饺绱送昝馈⑼暾⑼瓯傅摹逗嗜占恰贰�
毛泽东更有这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即又可以做皇帝，又可以做教授。他对文化的重视超乎寻常。他有三种经典表述：一、“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二、他在长征路上，不管如何艰难困苦、轻装简从，他的马背上的褡裢中始终背着文房四宝，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家后面再闻其详。三、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专门给她题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语出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论及康、梁的舆论作用，“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借用此说是对丁玲过去文学成就的一种认可，更是对她到延安以后的一种期待。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泽东刚刚写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之后，心情愉悦，上班的时候，他的卫士张仙朋进来给他倒开水，毛泽东就问，小张，你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小张当然不知道，看着毛主席傻笑。毛泽东很有兴致地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看他还是似懂非懂，毛泽东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给人民留下点儿文就行了。”（20）为了留文，毛泽东确实殚精竭虑。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来信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陈伯达、康生、吴冷西、胡乔木、田家英等党内大秀才们参与起草，但最终均由毛泽东钦定。这不是因为毛乃党内一把手，而是因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筹。在1965年，修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毛在其中亲笔加了一个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1）13年之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这是毛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9）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2）
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连、宋来也好，李敖来也好，都在谋求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所以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这个人是一辈子从不服输，从不认错，他只能顺毛捋，谁逆着他来都不行。彭德怀的悲剧，很能说明问题。从1959年7月2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吹风会上定在批左倾、批瞎指挥的基调到7月下旬罢免彭德怀，20天内翻云覆雨的惊天巨变，和彭耿直的性格有关，和彭刚刚出访东欧八国的见闻感想有关，和党内党外的舆论有关，和国内尤其是国际大背景有关，更和毛泽东的好斗性格有关。若干因素凑在一起，彭德怀在劫难逃，这就是时也命也。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处就不再细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都无济于事。（23） 毛泽东一意孤行，谁说都没用。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凤凰卫视做了个节目，叫“林彪叛逃之谜”。凤凰台经常做一些比较微妙、敏感、前沿的题目。他们采访了当年中国驻蒙古的一个参赞，这个人是第一个赶到林彪坠机现场的中国人。他出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赶到现场一看，看那个三叉戟飞机的右翼上有个斗大的圆洞，我心里一惊，心想是不是被导弹打的呀？！
这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了许多年，他等于是以目击人身份又提出这个疑问。凤凰台很会做，后来话锋一转，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又回到传统说法，说周恩来监视屏幕，看着飞机出了山海关，继续往北飞，然后马上报告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