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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思想空间和活动空间。
第十二，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风格的艺术与文学。古人的文章写得很好，记述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文体。诗学尤其发达。书法艺术很独特，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在书法中找到。
第十三，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一些比较特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比如阉官制度、有太监（明代和晚清的太监作恶多端）；实行一夫多妻制，可以娶妾；女人裹小脚，等等。这些恐怕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不好的东西了。
我仅仅是为了讲述问题的方便，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的现象列出了13项内容，远不能概括于万一。这些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但中国文化也有另外的特质，我无法在一次演讲中穷尽。
文化传统的更新和变异
但如果说到文化传统，就是另外的概念了。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有的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它不能传之久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至少应该传衍三代以上）。文化传统当然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中，但它更多地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能够集中地体现具有同一性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的文化现象，就是传统的文化典范。我们面对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或一个古村落，人们有时也说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实际上看到的是传统的遗存物，这些遗存物所涵蕴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才是传统。但能够留存至今的遗存物本身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典范，里面藏有该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
对于文化传统来说，信仰的因素非常重要。因为传统之所以被称为传统，往往由于这些传统有一种神圣的感召力，希尔斯把这现象叫做传统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即传统所具有的某种权威性和神圣性。可以说，如果没有信仰的因素掺入，能否形成真正的传统，都不是没有疑问。即使缺少信仰的成分，也必须融进崇拜的精神，才能凝结为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用儒家思想编织起来的纲常伦理，对家庭的结构和文化传承来说就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它里面的崇拜的成分大大超过信仰。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5）
但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儒家思想，在先秦、在两汉、在宋明、在清代，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成分添入。希尔斯说，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事实上，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的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但新增入的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弹。除非已经进入传统变异的另一情境，即固有传统和新成分实现高度融合，人们已经无法分清楚传统构成的新与旧，甚至以为新成分原来是旧相知，传统就成为既是现在的过去又是现在的一部分了。
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唐代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所以有佛教的传入、有和西域文化的交流。
到了晚清，国家处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完全弱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更不要说文化的濡化了。张之洞算是有心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也不过是“应变”的一种方式而已。其实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之间有好大一个时间差，西方已经是建构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国还没有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转过身来，双方没有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正常吸收，必然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冲突的结果大家知道，是中国文化打了败仗。
中国的近代何以开始的那样晚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为走向现代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我说的是“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没有笼统地说中国文化本身。因为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论问题。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为什么我们的“近代”开始得那样晚？到1840年鸦片战争人家打我们才开始“近代”？
宋朝和明朝，城市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相当繁荣，有的研究者论证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自己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说明朝的中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萌芽，历史材料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但如果说将来可以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只能是学术上的一种假说。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予验证。事实是中国始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三千多年。我以为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大的破坏。元朝时间短，只有97年，这里先不去说它。清朝267年，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
就是所谓“盛世”时期，问题也堆积如山。满汉矛盾是个大问题，乾隆时期，任用官吏，督抚中没有一个是汉人。再就是大兴文字狱。何况对外交往的“闭关”，就是“盛世”统治者的决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想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带了许多礼物，据说价值一万三千英镑。两广总督郭世勋奏报，说英国人听说皇上八旬大寿，特来“叩祝”，并带礼品“进贡”。既然是“进贡”，当然可以接见。但在觐见时如何行礼，发生了争论。中方坚持，一定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方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国国王也才行单膝下跪吻手礼。马氏农历七月十五到京，争论一个多月，最后中方妥协，同意屈一膝觐见。对所提的贸易要求，清廷一律拒绝。
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正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碳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但中国还在为外国使臣要不要行跪拜礼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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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6）
到晚清，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中国已经落后差不多三百年。我很诧异：现在的我们的史学家，为什么要花那样多的气力去歌颂所谓的“康乾盛世”。即便是“盛世”，又和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何况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了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器。正面地看，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使得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还有其它一些综合因素，比如皇权过重，统治者虚骄、妄自尊大，等等。还有更主要的，是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等到江河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总算知道有世界了，还是囿于传统、放不下架子。
曾纪泽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之前，先写信给法国使馆，提出要求：说他此行带眷属，但他的妻子只可以与西国的女宾往来，不能与男宾“通拜”、“通宴”，尤其不能行握手之礼。他说此事与中国“名教攸关”，希望对方能“委屈商酌，立有一定规矩”。林畏庐有一首诗叫《瞌睡汉》，其中说：“华人只争身份大，铸铁为墙界中外。挑衅无非在自高，自高不计公家害。”本来已经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说法，仍然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它国家不过是“四夷”。
中国的关着的门户刚被打开的时候，有人甚至认为，英国人是鹰嘴、猫眼、腿长，只能站立、不能奔跑；眼睛呈绿色，畏惧日光，中午的时候不敢睁眼。中外通商，西方人买中国的商品，以丝绸、茶叶、大黄为主。于是有人说，大黄和茶叶关系洋人的性命，一旦没有了这些东西，洋人的肠子就会堵塞、眼睛就会瞎掉。知道了有世界，还不肯正视，用臆想蒙骗自己。这样的文化，能不发生危机吗？
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统
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两部分。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个直接的概念。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它既包括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又包括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即文化传统。现在我们使用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古与今、传统和现代，都连接在一起了。
三、 现代文明体系的建构与文化传统的流失和重建
中国的20世纪的一百年，或者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封建制度作祟，是不是还有国民性问题？也就是在文化上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五四和反传统思潮
晚清大敌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有了新的推动力。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