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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多少钱？’”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王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他记者的勤奋和敏锐，捕捉和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历史瞬间，不禁令我们慨叹、唏嘘。下面就让我们跟着王军记忆的脚迹进入他今天的演讲《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大家欢迎。
谢谢光明先生，谢谢文学馆的邀请，谢谢大家今天能到这里来。
怎么说呢，他刚才念的那一段确实让我很难过。粤东新馆1998年被拆毁，我写了文章呼吁保护，没有成功。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拆粤东新馆的包工头老汪对我说，只要给我钱，拆故宫，我们也去拆。大家在我的书里会看到，有一节专门谈1958年那会儿真有想改造故宫的事儿。历史似乎有了某种联系。
我是贵州人，1987年来北京读书，读了四年书之后，到新华社工作，搞城市建设的报道。在北京读书期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概念。
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里，历史是在天上飘着的，历史跟空间不发生联系。可在北京这城市里边走，到处都和历史相连——比如安定门大街，它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进北京城的那条街，但很少人知道那段历史与这条街的联系。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北京城的概念，不知道北京还有个城墙。1988年我第一次去故宫时，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特别野蛮。我看不懂：这么多人，这些房子长得都差不多，有什么意思啊？太和殿那么大的房子，就一个太师椅摆在那儿。那时候我真是个特别野蛮的小孩。
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说特别重要。我说这是本自我忏悔的书，写完这本书以后我终于活得像个人样了，因为我能理解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了。这种理解就好像我对我的父母亲有一种正常的情感了。
我的书里也写到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写的那些话：拆城墙、城楼就像挖我的肉剥我的皮！写完这书之后，我也真实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所以我有些不敢进二环之内的老城区了，因为到处都在拆。昨天我应邀去西安驻京办事处，在新街口那里。之前，我还犹豫去不去呢，因为我知道那儿正在拆。最后还是去了，挺难过的。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2）
怎么说呢？这种痛苦并不是我王军个人的思古之幽情所致，因为这样的拆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以通过数字计算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拆除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善，请问大家现在的生活方便了么？就城市交通和空气质量而言，是更多的不便与不安了。我记得我读大学时，海淀区的白颐路绿化得多好！没那么多小汽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用公共交通来解决问题，把道路面积的大部分拿给公共交通用，少部分拿给小汽车用，他们的交通就不堵啦。我们要是这样做，白颐路的那些树都可以留下来，多美啊！
但现在整个城市拆出的那么宽的马路，在高峰时段几乎都被小汽车淤死了。这个城市在一种高密度的建筑环境下居然想用小汽车来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没有成功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老北京肢解了，代价是什么？我今天就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还会来追问这个问题。
我是个记者，《城记》这本书我理解它是个长篇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有两个读书人提出了一个保护老北京、建设新北京、新旧城市分开以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这两个人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因此也被改变。城墙、牌楼等大量珍贵的建筑因此被拆掉，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掉。
这本书主要就谈这么个事情，我就完成这么一个报道。这里边有很多我对当事人的采访，还有一些档案的整理。我这书里全是有根有据的东西，包括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和私人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交待材料。
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我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一下子走到历史中去了？
小时候我在贵州，喜欢画画，就画天安门。来到北京看天安门的人，都会拍张照片。但仔细一看，问题就出来了。（大屏幕显示天安门东侧建筑景观）你看故宫的东面，这一块，是学术界争论最大的，北京饭店东楼，盖的那个高，这是“文革”期间盖起来的。后来大家都拼命向北京饭店东楼看齐，于是故宫的东面，王府井那一带完全形成了一道混凝土屏障，势压故宫啊。整个儿把故宫比小了。这是北京城很大的一个矛盾。
北京城就这样变化着——老的被推倒，新的起来了。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老人往往是最不幸的，一旦离开了这个城市，一旦没有了周围的朋友，他们怎么过呢？他们没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被拆迁的老人离开城市，到郊区以后，周围没有好朋友了，非常抑郁，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人在拆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长安街一百二十米宽，几乎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大街了，但它居然经常被堵成停车场，这是为什么？这么宽的马路，如同平躺的墙，使步行者难以穿行，街道逛不起来，商气也就没了。
（大屏幕显示宣武区观音院过街楼被拆除情形）这是北京城区内惟一一个古代过街楼，1998年北京市文物部门说把它异地保护，最后竟是用推土机直接铲掉。
看到这些事情，我始终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可因为北京城又是最痛苦的一对。他们为什么痛苦呢？他们的痛苦就是从这个方案开始的。这是1949年年底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在这之前政府已经在酝酿把新北京摆在五棵松那个地方，利用日伪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础，把中央的行政区摆在那里。我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一批档案，看到当时讲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就在新市区了，政府委托梁思成做新市区的方案了。
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改变了。他们认为应该以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也搞过一个规划设计的国际招标，也有把老城、新城分开的设想，但斯大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厉害。
当时苏联专家说要在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把中央行政区摆在这个位置。开会讨论时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对，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旧城平方公里，130万人口，已经是密度很高了，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要把差不多六平方公里的中央行政区摆进去，那么只能是大量的拆迁，国家没那么多钱来赔偿，而在新城盖的话，拆迁费就省去了，另外老城的社会结构也留下了。
他特别提出这里有很多小商业，靠着小门脸、老主顾生活的老百姓拆迁后何以为生？这是劳民伤财啊。另外，他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能够平衡发展。什么叫平衡？就是居住和就业在这个区域内大体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把中央行政区摆进老城之后，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外迁。外迁后在城外睡觉，在城里上班，每天进出城这个交通量就不得了。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了大问题，这就是祸根。
我一看，他讲得有道理啊。你看东北郊的望京，三十万人口，就是个中等城市了，居然没有上班的地方。北郊的回龙观，三十万人口，也是个中等城市了，也没有上班的地方。大家都得跑到市中心区来上班。试问得修多少条高速路、城市铁路？记得城市铁路开通的时候，有的报道说老百姓特别高兴，赶着乘车，有一个人的鞋给挤掉了。这还被当作一个正面的例子。我说没把命给挤掉就算不错了。几十万人口要在一个时间段赶那几班车进城上班，这是一种理想的城市状况吗？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得很对，你不要都往旧城里面建，把上班的地方匀一匀多好。就好比把东方广场搁到望京行不行啊？让李嘉诚先生也别来故宫边上“捣乱”，让望京的老百姓也有地方上班。这样的话，郊区和市区之间就没会有那么多交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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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3）
中关村要建商务区，干吗非要把海淀镇给拆了呢？你把商务区摆到回龙观行不行啊？回龙观的三十万人口也应该有个就业的机会。这样，海淀古镇就留下来了，整个中关村那种经过近一百年孕育出来的文化气氛也就留下来了。这样的话，老的也好，新的也好，对交通也好。
梁思成的这些思想很深地打动了我，我也明白了我们北京城为什么交通堵得那么要命。从陈希同开始，每个市长、书记都是以修马路为政绩，但这个城市的交通却越来越拥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城市规划的理念出现了问题，这个理念从哪儿出的问题？就从这儿出的问题。
（大屏幕显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所作中央行政区方案图）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故宫，这是三海，这是城墙，这是公主坟和月坛之间的开阔地带，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在旧城外的这个地方集中安排中央行政区。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为国家少花钱，因在城市外边建，没有太大的拆迁量，像今天在旧城内搞建设，拆迁费就占项目投资的百分之六七十呢。第二，周围可以配套足够的住宅区，这些人就没有必要加入远距离的交通了，走着路就可以上班了。第三，老城可以留下来，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特别强调中央行政区的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的，不是后来的那种大屋顶式建筑。后来梁先生为什么去搞大屋顶了呢？是因为他和陈占祥的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中央行政区的房子全要到故宫边上建设，他就特别着急，说要把建筑的高度给控制住，这样从景山上看，还是一片绿海。可苏联专家又反对他说，你不让盖高了，怎么能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呢？于是就往高处盖。梁先生就着急了，因为故宫周围全被这种方格子大楼围着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就建议把中国式屋顶给扣上去，这样从景山上一看，这个城市还是中国建筑的轮廓。
盖大屋顶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追求现代主义建筑的人。可他的退而求其次，却引发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官方就搞了一次批判，批判了大屋顶式建筑。实际上，梁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希望新北京的行政中心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以表现新中国首都的新气象，可没想到这个行政中心却要被搬到故宫边儿上来。
他还在行政区以南相当于今天北京西站的位置，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他认为这个城市由这三块构成市区，即旧城区、行政区、商务区这三块。他认为城墙留下来很好，好在哪儿呢？各个功能区之间需要一个隔离带，城墙可以摆花草，大家可以在上面下棋喝茶，这样老城区和行政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隔离的空间。
他也强调这个城市要为它的环境容量所限制，这个地方摆满了，够环境容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摆东西了，要跳到另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建设一个新城，有机地进行跳跃式的疏散和联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把这个方案完成后，还想做一个大北京的区域发展规划，可方案交上去后，没有了下文。
你看这是巴黎的“梁陈方案”。巴黎也是一个老城，后来也遇到要大发展的问题，怎么办？巴黎在1958年开始，就把新的中央商务区放到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