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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小例子，非常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前不久。
世界杯比赛——意大利和法国的决赛，在座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即便是没看过，在世界杯落幕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有很多报道提到了齐达内用头撞人的事，也可能都知道。有很多的球迷甚至在对那场球的记忆中，齐达内的“铁头功”超过了这场比赛本身。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叙述吧？观众从电视上亲眼看到了齐达内撞头的那个瞬间。这个历史瞬间被摄像镜头记录下来，假不了，太真实了！可他为什么撞？猜测出来了，不同的版本出来了。他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一定是马特拉齐“得罪”了他。但怎么得罪了他？后来有不同的版本。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巴西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的口唇专家，根据马特拉齐说话的口型对出了马特拉齐当时说的一句话：“你是意大利人养出来的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得罪了齐达内；还有的说“你姐姐是个妓女”；还有的说“你是恐怖分子的后代”，三个版本出来了吧？作为读者，在看到这三个版本的时候，信哪个？能够判断吗？不能，而且我们做不了判断。
再后来，仔细来分析这个事就更有意思了。当法国媒体采访齐达内时，问他马特拉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齐达内说他无法把马特拉齐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因为太难听了。他用这个理由不肯把马特拉齐的话再重复一遍。因此，我们无法从齐达内的嘴里知道马特拉齐怎么说的。齐达内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在几天之后了。他有没有可能已经调整了心情？马特拉齐可能当初没有说那么狠的话，而他想在媒体面前把马特拉齐的话描述得狠一点，这样的话他的同情就会更多一点，人们对法国队的同情也会更多一点儿？但他又没有把他可能编造的话说出来，而是用这样巧妙的外交辞令来说“我不能把这段话再说一遍，他说得太难听了”。所以，我们都无从知道那句难听的话到底是什么。
然后，又有媒体记者去问马特拉齐，你到底说了什么，让齐达内一头撞向你？马特拉齐说，我没有侮辱他母亲。记者问，你是不是提到了他姐姐？马特拉齐的回答是“基本不否认”。大家看有意思吧？这是我们从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对这件事情的报导。马特拉齐也很狡猾，他没有跟媒体说，我那句原话是怎么说的，而是说“基本不否认”。对于这个历史事件，马特拉齐是怎么激起齐达内的火，齐达内怎么一头撞向他，原因就复杂了。当事人只有两个，各说各话。
又过了些时候，马特拉齐面对媒体说当时的一种情景，这个齐达内也不否认。可那个话，媒体并没有说马特拉齐当时是怎么说的，只说在马特拉齐防守齐达内的时候，马拉着齐的衣服，齐开玩笑地、调侃地、或者也许带有挑衅口吻地跟他说，如果你对我的上衣感兴趣，等比赛结束了，咱们可以交换。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齐的身上。不过，马特拉齐还了一句话，还的那句话到现在我们都没搞清楚。过了些时候，媒体又一次报导，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特拉齐说“我更希望你姐姐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又后来的报导。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但是已经是历史了，能说它不是吗？它刚刚发生啊，而且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是看直播的人亲眼所见。我那天晚上也看的直播，当时都愣了。这是一个事。
我再讲下面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依然来自《作家文摘》。《作家文摘》转载的面很宽泛，读者可以看到很多纪实的报导，或者小说的转载，等等。
2006年7月25日——又是前不久的事——它转载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争论。
束星北被誉为是我国天才的物理学家。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束星北的文章——这是口述的，由当年《光明日报》科技部一名记者把束星北的口述记录下来，像我做口述史一样，——文章的题目叫《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如果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会想到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在怀念他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从作者的名字、从题目，我们已经深信不疑了吧？不会有任何质疑。文章回忆自己于“1928年5月”——大家记住，时间非常重要，人物也非常重要——他讲自己去柏林大学见到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说自己“也帮助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大家记住这段话。这篇文章由束星北口述，时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宫苏艺整理。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8）
现在，质疑来了。质疑来自曾经做过束星北学生的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许良英先查核了束星北本人填写于1954、1964、1965和1983年的四份履历表，发现这四份履历表当中，在有关1928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再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又发现了束星北回忆文章中存有许多破绽，认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但得找到证据啊。之后，1997年10月，曾作过许良英学生的另一位科学家胡大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第一句话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认为此句的中文意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由此推断，“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这是确凿的吧？当时《南方周末》继而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样的故事，做出了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年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这也是留给我们的疑问。
然而，与当事人有关的另一方，束星北的女儿以及束星北的另一些学生和浙江大学的老校友，提出反驳，不接受许良英的质疑和结论，并提出对这个的反证。我们来听，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年采访束星北的那位口述记录者，曾在当年的采访笔记上记录过“爱因斯坦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研究助手工资很低，“每月120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这个证据是说口述者在当初采访束星北的时候，束也跟他在说这件事。但束是口述，他是不是口述时就已经在编故事呢？
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这有两个意思，查英文词典，一个是“相识”，还有一个是“深交、熟识”。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认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应是指“深交”，而并非简单的“认识”。上海理工大学的王伯年教授按《英华大辞典》和《汉英词典》对acquaintance有“相识”和“熟人”的两种解释，将那句话分别翻译成：“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和“真遗憾，我至尽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如果是后者的话，意味着束与爱尚为达到“熟人”的程度。由这个一推断，就可能对了，尽管做过助手，但并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还没熟识呢。没说谎啊！尽管如此，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认为，这并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内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愿意相信束的，从acquaintance这个词的细节，来替束辩护。但我们现在一联想刚才1928年的那个叙述，能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反问，就是“熟识”的译法是说不过去的。回头看，想当年1928年8月的情形，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而且，“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难道不熟识吗？以后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得以这样的分析头脑去把它像剥葱头一样层层剥开，那样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第三，据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分别从别人那里听说，束星北是曾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中国人。但又有口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提出疑问，问他束在40年代有没有可能就编造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回答，绝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设问，不是实证。这个事情最早的质疑者许良英推论，如果当年束星北真的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为什么不在履历表中填写，而要“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呢？没有道理啊。
大家看，历史就是以这样复杂、多元、多角、多侧面、立体、超乎我们想象、纷繁、错乱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面对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哪怕是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联想，您长到这个岁数，肯定在单位遇到过很多事，比如曾经有人在您面前说“某某某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您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还是说我冷静下来核实一下再说？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实，那个人会告诉你，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这么说你，是谁谁说的。就又复杂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气冲天地找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那个人也许会说，你冤枉我了，我才不会那么说呢。对吧？这样的事情可能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发生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认识这个之后，假如说我们再听到某个同事跟我说某某说你坏话了，咱就甭言语了吧。如果是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觉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让时间去证明吧。何必非要为自己去讨一个说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觉得已经说它无用了，就由它去吧。我们听朱向前讲解读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汇报林彪要叛逃的时候，毛说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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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9）
关注细节，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的判断给否定了。这里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不久看某本书的时候一滑就过了的，我竟忘了书名，太可惜了。关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当看到任何书中对此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过。“五四”学生游行，最后“火烧赵家楼”。说到游行学生领袖的时候，常会提及一位叫傅斯年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描述历史的衔接上，常常是这样的，至少我看到傅斯年展览馆的介绍是这样讲的，说傅斯年是当年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然后文字就跳到“五四”运动和“火烧赵家楼”。如果我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傅斯年跟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一起去火烧了赵家楼。这个联系是必然的吧？不会有错吧？至少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我前不久看的那本书里写道，傅斯年确实是学生领袖，而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也去了赵家楼。但当学生们要火烧的时候，他劝阻，不让烧，认为是过激行为，认为不能用这种火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当学生们执意要烧的时候，傅斯年走了，没有参与。但现在又没有任何史证来证明这个描述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描述是真的，那我们对于傅斯年的判断，可能因为这一个小的细节而做出非常不同的评价。傅斯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这个瞬间做出了离开而没有参与的行为，这对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态度、想法，并由此牵引出他的知识背景，受教育的背景，等等，就都可以做纵深的分析和探讨。
还有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员欧建平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