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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员欧建平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大英博物馆马克思读书的桌子底下到底有没有坑？至少我小时侯看对马克思读书破万卷的描写时，都说马克思天天去那儿读书，读的时候不停地思考，脚老在地下蹭，时间长了，底下就有一个坑。这当然对于鼓励学生像革命导师一样，去贪婪地读书，贪婪地汲取知识，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欧老师告诉我们，他去了大英博物馆，问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并亲自到那个椅子底下去看了看，没有坑。图书管理员告诉他，当年常来这儿看书的享有一种优惠，不是说每次坐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前排。前排是一排，不是某一个座位。
另外我们还见到过书上的画儿，画的是马克思在那儿读书，边上是大窗户。欧老师又告诉我们，边上没窗户，窗户离地面多高呢？好几米呐。看看，我们所接触到的艺术的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可能离那个历史本真细节的真实差得太远了。可是这样的历史真空，怎么样来填补呢？很多种情形下，根本无法也无力填补。我们常是被动的，甚至被动到了毫无还手之力。人家告诉你，就是这个，你信吧！
再比如，我小时侯从报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报导，比如说英雄人物救了人，记者第二天写出报道，他要描写英雄人物在救人之前瞬间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想到了谁，想到了什么语录，想到了小时侯受到什么教育，想到了父母曾经以什么什么话告戒我要如何如何做人，等等。但当时很少有人在看报导的时候想一想，他要是在救人之前想这么多，那个被救的人会不会早就死了？现在再有这样的报导时，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是相对真实了。而且，很多救人者也跟媒体很真实地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根本顾不得想，这是真实的。但是事后我们可以附加上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不加思考地挺身而出。我们在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做时，可以联想到后来说的那些什么教育，成长，背景之类的。因为他受过这样的教育，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刻这样做；而不是把后天的东西安到他救人之前的那个瞬间。这应该是历史还原的做法吧。
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痕迹吗？美国有两个口述史学家，是师徒俩，师傅叫米尔曼·帕里，徒弟叫洛德。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远非荷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他们经过前往当时还流传着很浓厚的口述传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探察，并把探察的录音带回来加以详尽的分析，认为史诗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词”当中、背后掩藏着他们的一种发现。第一，发现这种演唱风格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他又发现，正因为是这样的演唱传统，所以荷马史诗是历代地、叠加地、不断地创造、再创造形成的。
其实，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这些问题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很像《红楼梦》。“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就像现在，对《红楼梦》的作者，我们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断。有的说是曹雪芹，有的说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有的说根本就不是他们写的，而是一个抄书者——这个也当成一个笑话，有一个红学家，好像是陈维昭吧，在某次讲座时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曹雪芹”这个名字是“抄写勤”的谐音。当初因为《红楼梦》的流传版本很广，很多人抄啊抄啊，流传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个抄书的人抄得特别勤，抄一部给人一部，后来人们就把抄写《红楼梦》的这个人叫“抄写勤”，“曹雪芹”是这么来的。这已经是笑话了。其实，这说明学者们也常是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根据很多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推断荷马史诗是多人写的。当然也有认定《荷马史诗》是一人写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现在也还是这样。帕里和洛德提出了一个观念：荷马史诗是经过历代的歌手不断地传唱，不断地添加，而且在传唱过程当中又反复地使用那个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词，这个没有变。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0）
这很像我们远古的神话。今天看中国远古神话，通过什么来了解呢？有一些得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对吧？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黄帝蚩尤大战的时候，史料从何而来？从上辈、上上辈，一代一代地，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唱流传下来，也有民间的记录记载，民间的歌手在传唱时可能添加进了自己的想象。但传唱的过程当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词在保留着。这个没有变，一代一代都没有变。等到了后来，由写定者将这些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远古神话，跟《荷马史诗》在这个层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史记》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它都有着那种文学的历史真实。而我们从文学的历史真实当中所获得的那种历史感，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了真的历史事件所给予我们的那种触动。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机会，或者说并不愿意，没有那个习惯，去探寻真的历史事件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获得的。
事实上，很多写得好的史书是以文的角度来写的。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是最早搞口述史的华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张学良等口述自传。他讲到口述史，讲到历史书写的时候，曾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写回忆录时，描述他曾经跟希特勒差一点儿会面。因为在会面之前丘吉尔的某些言论让希特勒不高兴，会见取消了。丘吉尔怎么说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说Since he h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从此就失去了见到我的机会”。唐德刚用这个例子来说，历史要写得活生生，要写得让人爱读、好看。如果史家来写，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计划跟希特勒会面，后因某某事，约会取消。这是历史的记载吧？如果我们查历史档案，或许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没有错，是确凿无误的，记录了某个历史的真实瞬间。但这样的历史好看吗？我们不爱读啊！丘吉尔的这样一句很幽默的话，把丘吉尔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对于希特勒的某种看法——我替你遗憾，你再也见不着我啦——活画了出来。
唐德刚是要用这个来说明，历史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如何书写历史？因为书写者的不同，书写出的给我们看的历史也就不一样。今天看很多史书，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写法很好看。为什么近年来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卖得那么好啊？它的写法似乎跟我们的史家不一样。这样，我们的史家就要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书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观的问题？是不是有写史的结构上的问题？是不是应由那些华人学者写史的方法上，来检讨一下我们的史学书写？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中青年的历史书写者，写史的时候已经跟老一辈的历史书写者不太一样了，我也看过一些，觉得不错，挺喜欢。过去有些前辈的史学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受到当时的特定影响——写出了那种具有特定局限性的史著，今天看来，那样的史著其学术价值已经要打折扣了。这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史家，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在落笔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实就是如何讲史德（或者叫学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样的史家啊，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如实书写，结果被国君杀了。让他儿子来写，依然这么写，再杀了。让他的二儿子来写，还是这么写，国君下不去手了——这是史德。宁肯死，也要把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但在中国的史库当中，像这样真实的史实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这得去问大史学家了。
还有一些，从《史记》来讲，我想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因为中学课本里都选了《陈涉世家》，很多人都读过。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是陈涉在做雇农的时候，曾经跟他做雇农的一个伙伴讲了他超乎寻常的远大志向，说：“苟富贵，无相忘！”那人笑他：“若（你）为佣耕，何富贵也？”你现在是雇农，将来怎么可能富贵呢？还想那么远。紧接着，司马迁的笔让陈涉说出了我们现在也常用它来向看不起你的人所说的那句话，“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两个雇农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的？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记录。是那个雇农在陈涉后来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哎呀，当年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看不起他呢？或者是陈涉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我当年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才有我的今天？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吗？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司马迁凭着他写史时的文学家的想象，告诉了我们文学的历史真实。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很多，随便举一条就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句话不就是“荷马史诗”吗？今天看美国根据《伊利亚特》拍的电影，不过我没看过，它把希腊众神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通过现代影视表现出来。它从何而来？从《荷马史诗》。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改编成一部小说叫《黄帝蚩尤大战》的话，那也是从司马迁这儿来的。而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还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朱熹对此慷慨悲歌谓之：“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里引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项羽被困垓下慷慨悲歌的那四句，我们今天还在传唱。这里的疑问是，当时他已经在那样的境况下了，还有心情作这样的诗吗？即便是作，只有他和虞姬两个人，后来虞姬拔剑自刎了，项羽也自刎江东。这诗是谁给记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记，那就是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是什么？文学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在看《史记》的时候，或者以前在看《史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项羽一定在那样的时候慷慨悲歌了这四句。对吧？由这个，我再来讲下一个例子。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1）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过一件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事，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他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顾颉刚认为历史是经过层累造成的。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能明白，“荷马史诗”是通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其实都是歌手们传唱下来的“荷马史诗”，也就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即杞梁的妻子，很明确。这个杞梁有两个写法，一个是稻梁的梁，一个是优良的良。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为什么？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是最早的原型。
顾颉刚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也就是，她只是说，你在野外悼念我丈夫不行，你得到我家来。这是孟姜女最早的那个原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商业很发达，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