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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是从晚间七点开始，第二天凌晨结束。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匀出来陪我的儿子。虽然每次回家我都很疲累，但是，一见到我的大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伸展着柔软的小手小脚，试探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甚至觉得，我以往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给儿子换尿片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我津津有味地乐在其中。这在日本的男人世界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当久美子把我对孩子的悉心照顾告知她的父母和兄长时，她的家人都纷纷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让我感到微微有些烦恼的是，久美子对我的爱已明显地变淡了。她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我转移到了儿子身上。我们家庭的重心就是孩子。孩子哭闹时，家里就会乱成一团，给他喂食，检查他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或者捧出一堆玩具逗他，而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家里也如沐春风，其乐融融。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3）
看着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日本最好的教育，成为日本最上流的人。于是，我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中，去捞取更多的资本。
正在这个时候，歌舞伎町的犯罪阴云越来越浓。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嗅到贪婪和欲望不断增长的气息。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我只有拼命工作。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中央大街上等待客人。从靖国大街方向大摇大摆走过来七八个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我当然照常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中国人吧？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有意思的店。”
他们的容貌给我一种预感——他们是一伙福建人！其中的一人刚开口说话，立即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用福建腔很重的普通话回答：“有意思的店？你说什么店？”
我一下子被这帮福建人给围住了，我本来只想像往常那样招呼客人的，但他们的表现却像是要找我的麻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我姓李，是歌舞伎町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包涵。”说着，我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然不是所有的福建人都不好，一般福建人都很努力，也很能吃苦，有更多的福建人在日本都不哼不哈地努力工作。还有那么多认真的留学生，他们中也不乏福建人。眼前的这群福建人虽然不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来歌舞伎町，内心有点紧张，本能地表现出敌意罢了。想起自己刚来这儿时也同样表现出紧张和好奇，而在这几年的导游接待中我知道，大部分第一次来这里的中国人也都因为紧张脸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不过，他们蛮横的动作让我的戒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一个人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名片，递给同伴，然后说：
“这位兄弟说要带我们去有意思的店，走，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有意思！”
他说着发出一阵怪笑，然后斜着眼睛看着我，接着说道：“正好！我们正想到哪儿去喝上一杯呢！怎么样，就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啦！不过，如果不像你说的有意思的话，那到时候你可小心着点儿！”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好人嘴里是不可能说出这种威胁人的话的。这是在日本的繁华大街，又是在红灯区，能用这种口吻说话，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痞子做得出来的。我开始紧张了，虽然还谈不上怕他们。
我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整整五年，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对手没有见到过，何况当时的我背后已经有了颇具威力的靠山，别说对方仅仅只是些乡下小流氓，就是黑社会的我也有对付他们的自信，何况眼前这群人的感觉还看不出是黑社会成员，充其量不过是乡下来的一帮恶棍而已。
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带到店里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们在店里找茬闹起事来，或者不付钱就跑掉，那我的信誉可就没了。
我犹豫了片刻，打算带他们去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家名叫“倾心”的上海酒店。我用手机打电话给那位老板娘，悄悄地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她听后回答我：“按说不愿意这些人来，但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客人很少——你还是带他们来吧！”
他们进店后仅仅过了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我站着的中央大街上，一伙人将我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大骂：“什么有意思的店，你居然敢骗我们！好大的胆！”
“怎么连一个陪酒的小姐都没有？”
“里面怎么就一个上海老女人？你这混蛋，我宰了你！”
我一边劝阻他们不要发怒，一边马上打电话给那位上海老板娘问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娘哭着诉说：“我告诉小姐们马上要有一帮福建人来，她们一听就都给吓跑了。以前也有福建客人来过，不满意小姐的服务态度，抓着小姐的头发连踢带打，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福建人就害怕。他们刚才没有付钱就走了。”
没有办法！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万日元才算了事。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两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就是我介绍那伙人去的那家倾心酒店的老板，被两个福建人给杀了。我想，莫非就是这伙福建人干的？那我岂不成了引狼入室的人了？我慌忙去打听消息。因为和这家店有回扣约定，关系又比较熟，各方面的消息都自然汇集而来。原来，犯人并不是和我发生争执的那帮福建人，但是跟他们是否有关就无法查证了。
“倾心”店是由一对上海兄弟一起经营的，老板娘是兄长的妻子。事件发生当天，兄嫂两人出外度假，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店里。据我掌握的情报所知，其实兄弟俩和那两个福建人早就认识，不但认识，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这兄弟俩过去就和福建人一起做着制作和贩卖假护照的非法勾当，这次是因为分赃不均，彼此发生了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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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4）
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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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5）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