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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大返城，使得知青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在这种意义上，李晓华和宗庆后的个人奋斗史，可以说是一个底层知青的成功史。但从更大范围内看，更多的知青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改变命运。有人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这股强大的就业压力，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全国。即使是中国最为富裕的城市上海，也难以应对它。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压力，也首当其冲地在化解这股压力。
1981年，上海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前程远大。因为还在1975年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就亲自来上海考察过他，要将他调任北京。一个仕途坦荡的聪明人怎甘心放弃一切？但王正华毅然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他在街道贴出招聘告示，两天有1600多人报名。报名费一元，然后开班上课费，一人40元。这样，凑到3000元，成为春秋旅行社起家的家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际上在内部系统对国内旅游采取“不鼓励、不提倡、不支持”的“三不政策”。所以，80年代初，中国的旅游限于接待外国人入境游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奖励游。但外国人入境客源被有外宾接待资格的国有旅行社垄断，单位奖励旅游市场也由各个单位系统内部的旅行社瓜分完毕。王正华只好将旅行社定位在以散客为主。
自费参加旅游的散客数量有限，春秋开出的第一班旅游线路上海到苏州，就亏损：一辆30多座的客车，必须卖出25张左右的票才能保本，但他只拉到18个客人。亏损的现实让王正华必须求变。经过反复思考，他将门店换在了上海大世界的附近，那里不仅地处闹市，更是来沪人员必经之地。事实印证了王正华的选择，店面还没有完成装修，只是在窗口挂上了旅行社的广告，询问的人络绎不绝，开张一个月盈利。
1984年，在机关与商业之间行走了3年，王正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春秋旅游。十年后，国家旅游局把年度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颁给春秋旅行社，“有想法”的王正华却又做起了航空梦。这一梦，又是10年。
“错杀”与“正名”交织，知青返城的疯狂，个体在宏大历史事件中的蜕变，遮住1981年的半边天。这一年，灰色的基调很重，但无论如何总有温暖的色彩，在观念的冲击中、转型的阵痛中，不断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
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的过程，在国有与民营不断变革、裂变的作用下，经济这盘棋盘最终盘活。而在苏南，最先盘活经济这盘棋的是“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那是一个民营经济的理念被引入，并萌生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急速膨胀的奔腾年代。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6）
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经过调查，费孝通写出了《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费孝通的观点被提到全国人大，引发激烈争议：苏南的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
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革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势必会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所以，并不是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但是，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尽管他的步伐稍显凌乱甚至踉跄。于是，人们跃跃欲试，却又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
每个时间点，都有先锋出现，出现得越早，其魄力与勇气就越大。在“苏南模式”成型并被放大的过程中，蒋锡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前台。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知道成绩后，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性格好胜的蒋锡培觉得已无脸再面对昔日的老师。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成为他寻找颜面的唯一道路。当时他的目标是能赚够5万，“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每年吃利息，一年花销就差不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5万元钱，顺利实现当初定下的“最大目标”时，蒋锡培的自信和“野心”被激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蒋锡培
1981年，邱光和、李晓华与蒋锡培这些以个体经营为起点的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不断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后，终于开始了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尽管如此，个体户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传统观念带来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们。民间和舆论的争议让他们承受着时代的阵痛，时刻胆战心惊。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时3个月，至同年8月30日，发表21篇讨论文章。
讨论中，有人引述*《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也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 “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舆论的交锋中，华南师范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郑炎潮悄悄完成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毕业论文。论文中“私营经济”这个概念，接近三十年后重新见诸文字。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7）
1956年前共和国的话语体系里，“私营经济”曾经出现过一次——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临时宪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1956年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不仅现实中的私营经济不再有合法容身之地，概念和话语上的“私营经济”也完全消失。
郑炎潮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分配至陕西汽车大修厂。在汽修厂企业工作的日子里，郑炎潮目睹了国营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而渐有起色的个体经济，让他看到了一种新经济形式的活力。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第二年，郑炎潮考入华南师范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时，他和导师黄家驹与丁家树教授反复讨论后，把论文方向确定在“我国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上。
拿着300元论文经费，郑炎潮走访了杭州、上海、大连、重庆、武汉等地的国有企业，调研了当时几乎所有广东有名的个体户。
调研过程中，郑炎潮了解到，虽然按照*主义的观点，“雇工人数不能超过八个”，但很多广州第一批个体户雇用的人数早已不止八人。以“周生记太爷鸡”为例，一天销售100只鸡，就必须有劳动力来辅助采购、宰鸡、调料、烧炉、运装、销售工作，超过8个人才能运转正常。否则，全靠老板本人一天卖二三十只鸡，且不能保本。类似情况，绝不止一例。面对不可阻挡的个体经济趋势，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的落差，郑炎潮既想找到解决办法，又想在论文中对其定义。最后，他花费心思，给这种复杂环境下，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界定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3月，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郑炎潮完成论文初稿，交给了导师。看完十万多字的论文初稿，导师对郑炎潮说，“调研的仔细，资料详实也有说服力，但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过于敏感，与现行政策不符，不符合*理论，建议删除，如果不删除，论文答辩可能无法通过。”听了导师的建议，郑炎潮犹豫不决，“删除的话，很可惜，毕竟是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删，过不了答辩，研究生念了白念”。
“是放弃还是坚持”，郑炎潮很痛苦。这年，和郑炎潮一样痛苦的还有任仲夷书记。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来之后就遇到了难题：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问题到底怎么处理？”任仲夷百思不得其解，指令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听到任仲夷的提议后，郑炎潮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中内容最敏感的一章打印稿，没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仲夷。一周后，任仲夷打来电话，约郑炎潮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他办公室面谈。
第二天，郑炎潮赶到省委，直接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见面后，郑炎潮简单陈述论文的基本观点、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任书记听完介绍后说，‘个体经济超过*的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管错了，会压制新生力量，给经济带来损失。我们正在苦恼，你的论文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任仲夷语气激动地对郑炎潮说：“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我们准备在广东先行一步，制订支持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若有可能的话，我到北京后将会向中央领导反映广东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的体会和具体政策，希望能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8）
和任仲夷见面后，郑炎潮需要修改的毕业论文，最后顺利通过答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提法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私营经济”。
1988年，*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个别条款。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内容。此时，距郑炎潮和任仲夷首倡“私营经济”，过去了整整6年。
“雇佣”、“私营经济”，如此敏感的词，被多次拿上桌面已不足为怪。让个体户们庆幸的是，毕竟没有人要霸道地给他们盖棺定论为“资本家”。决策者、理论家们为此谨慎地争论，恰恰说明了焦点价值的所在。甚至诸如任仲夷这样的官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支持立场，个体户的路也就不那么难走了。正是因为有任仲夷这样的主政官员的存在，广东省许多小企业的起步顺畅了许多。这中间包括身处经济特区的TTK磁带公司。它的初始规模和家庭小作坊差不多，但是在创办人之一李东生的带领下，这家个性并不张扬、胸中却自有丘壑的公司越做越大，而后更名为TCL。
故事从几位不甘寂寞的惠州人开始。他们凭着借贷来的5000元“创投”资金，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创业。他们当中的李东生甚至没有毕业，还是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无线电班大四的学生，“我大学就加入TCL，大概有40多人。”
李东生们租了一间破旧的农机仓库，成立TTK磁带公司。没钱，另一位创办人张济时找到外商，提出“我们出厂房你出设备，做录音磁带，一起挣钱。”最后，外商掏了100万港币，双方股份比例五五分。由此，TTK磁带公司成了第一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
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接下来的三年磁带公司都赚了钱，生产“TTK”录音磁带，基本不愁销路，且受消费者欢迎，至今很多人记忆犹新。83年底，外商增加了50万美金的投资，李东生则当上了铺带车间的主任。
1981年，很多第一次在中国和世界诞生，日后潜移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