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心中委屈的韩庆生和妻子前后几次上北京“鸣冤”，《光明日报》等3家媒体获悉后找来采访。此后，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带队，三报记者参与，中央派人到武汉。三天后，没有开庭，省高法宣布韩庆生无罪，返上缴的全部报酬。“我偷偷瞄了一眼我300字的申诉状，隐约看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签字。”韩庆生说。
恢复名誉后，韩庆生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工作依然不能调动，而厂里已没有合适他的位置。冬天，他穿着46个补丁的棉裤，给工人发手套，安排水电维修。直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广罗人才，他的人生才有了质的改变。武大通过省委组织部直接下发调令，韩庆生调入武大设备部搞科研。武大期间，韩庆生向全国各地企业转让了十多项技术，有两项技术获得了个人专利。每项转让技术，他抽取10％作为报酬。
退休后，韩庆生技术入股，担任武汉一家环保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他个人股份占到30％，每年却能为公司创造700多万产值。这个穿过46个补丁破棉裤的韩庆生，终于依靠技术获得了不菲财富。几年前，他花40多万买下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
如果把镜头再次浓缩到个体，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体操王子李宁。李宁的一生，也是海水与火焰的交融。他为人们所熟知，源于体育上夺目的成功。但体育上的猝然失败，如海啸般瞬间吞灭了人们对李宁的希望与寄托。
世间事，从大起到大落，易；从大落到大起，难。同样是平凡人的李宁，由易而难，在商业上再次点燃冲天烈焰。
1982年，一部日本电影《血疑》，让本是中国后裔的日本影星山口百惠走上神坛，满大街“幸子衫”，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商人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同年，20岁的李宁在第6届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赛上，一人独得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单杠6块金牌，创下国际体操史上的奇迹。第一个体育明星就此诞生。不过李宁“名人效应”的能量，要在十几年之后才发挥出来。
1982年，奥运会领奖台上意气风发的李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9）
改革开放之初，体育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含义，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形象的重要舞台。春节，影院中放映的是，展现上一年女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上艰难夺冠的纪录片《拼搏》。1月20日，北京一场文艺界和体育界的新春联谊会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应邀参加。而到场的文艺明星纷纷表示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与郎平同坐一桌的刘晓庆说：“女排打开世界冠军大门的关键在于她们具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我想今后在表演上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要求自己，要创造各种类型的人物。”演员沈丹萍说：“在拍摄上一部电影时，暴露了我很多弱点，娇气、软弱、缺乏信心。今后我要学习女排运动员那种刻苦练好基本功的毅力。”
在那种环境下，李宁成为公众偶像是必然。但他后来成为商业领袖则是偶然。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体操赛场，带着叱咤体坛十数年，赢得百多枚金牌的荣誉，李宁轻松地走向赛场。中国人期盼着，“王子”将神话继续。然而，掌声中，25岁的李宁从吊环上摔了下来。那一刻，时间为之凝固。
丰碑，顷刻崩塌；偶像，忽然死亡。全国各地发来的谴责信堆满传达室，甚至有死亡的威胁。退役，是李宁唯一的选择。退役后，李宁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入体制内。他放弃了进大学、出国任教、当官员的机会，接受李经纬“出任健力宝集团总经理特别助理的邀请，”完成了人生又一次不可思议的跨越。
年初的暴风骤雨，让很多个体户“草木皆兵”；下半年的和风细雨，则又给了很多个体户发芽的土壤和成长的欣喜。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9月举行。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
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于这样的表述，即使在今天，大家也将其意义限定在为私营经济定性上。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种宏大的话语，可以被缩小成一种商业上的合作模式：借着新政策的利好，高德康的山泾村服装厂，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上海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联营单位。
80年代，上海货走红全中国。“上海制造”成为时代流行语，任何产品只要贴上“上海制造”无一例外地会成为抢手货。上海有一家拥有“圣诞老人”品牌的服装企业因产品供不应求，希望找合作单位帮助扩大产量。当时，高德康每周都要骑着他破旧的自行车往返200多公里，奔波于常熟和上海之间联系业务。
一条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高德康以每小时十多公里的速度“狂奔”，来回十六个小时。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粮。当他得知国营服装厂信息后，立即带着样品，直接上门洽谈业务。国营服装厂检验员打量着高德康带来的样品，没挑出一点毛病，这才稍稍放心，给了他800件服装加工订单试试，生产期限七天。
高德康连夜赶回山泾服装厂。订单只有800件服装，但对高德康人数不多的小厂来说，绝对是个艰巨的任务。熬夜通宵、废寝忘食，又是一次与意志力的抗衡，终于在最后一天，800件服装按时完工。样品送到后，国营服装厂检验人员看了赞不绝口。从此，“圣诞老人”送给了高德康一件礼物。他可以在自己的乡村厂房里每天生产出数十件“上海制造”的“圣诞老人”棉袄罩衣，每件挣加工费6元钱，月收入上万。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0）
钱赚到手，高德康第一件事就是给山泾服装厂艰苦创业的位员工，每人配备了辆二手自行车，从此员工们不再是“步行军”。高德康增车事件轰动了白茆镇，很长时间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还是在9月，国务院放开160种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0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在地理既不便利，又无资源优势的浙江中部山区义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即使当时的环境是经济整顿、“打击投机倒把”，义乌还是提出了至今仍被当作信条的“兴商建县（市）”口号。
今天的义乌是“波浪鼓”里摇出来的。囿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义乌人用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鸡毛换糖”这种原始传统的商业活动维持生计，追逐发家致富的梦想。1982年，一位叫谢高华的政府官员，从衢县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时年56岁。正是在他短短三年的执政时期内，义乌发展成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通过民间流传的版本，谢高华做出“兴商建县”的决策，似乎与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农妇有关。
原本城市户口的冯爱倩在60年代迁到农村。她见证了义乌穷困的过去，“农历十月，义乌人就挑担走街穿巷，一头是红糖，一头针头线脑，各地都去换鸡毛，换回鸡毛，卖给供销社换钱。”冯爱倩从1980年做小买卖，每个月农历初一、初四、初七赶集，其他日子在义乌城摆摊。
露天摆摊，按政策，是要“割掉”的。冯爱倩因此在摆摊时常遭受驱赶和罚款。作为全家生计的主要来源，摆摊的艰难让她很恼火。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跨着货篮子直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不摆摊我吃什么？”谢高华态度诚恳地解释国家的政策，冯爱倩却不以为然。她不明白的是，自己没工作，做点小买卖，为何要被赶来赶去，还要罚款。两人的谈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谢高华说了两句话，“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二我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
谁也不会想到，一位义乌农妇与刚到任的县委书记的一次“争吵”，无意间促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诞生。谢高华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冯爱倩的话：开放市场对解决人们的生活出路有所助益，但国家的政策却不允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集贸市场到底应不应该开放？
雷厉风行的谢高华派了工作组，组织干部对当时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县城摆摊者进行查访。结果表明，就地摆摊“是老百姓为了生存找出路，是一个好现象”。经过大量调查，义乌县委做出决定：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一号《通告》随之出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县委还出资在县城稠城镇的朱店街两侧搭起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也即为人们所熟知的“草帽市场”。谢高华用自己政治生命来赌义乌民众的未来。
值得庆幸的是，决策受到了上级领导支持。金华地委和义乌县委共同做出“关掉红灯开绿灯”的决策，全力支持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地委书记厉德馨亲自指示金华报（现金华日报）为义乌建设小商品市场创造舆论条件。金华报以《生活里的一条彩色河流——记义乌小商品市场》为题，采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率先在全国报道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随后，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沈祖伦也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义乌兴商建县发展经济的模式明确表示支持。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1）
就这样，尽管只有700多个摊位，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谢高华等人支持下诞生了。20多年过去，如今的义乌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007年成交额突破300亿元，连续17年蝉联全国工业品市场桂冠，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指向标，并在连接中东和中国两大经济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义乌小商品市场近照
义务，凝聚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关键词。它热闹得不可思议，成为一条小商品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具象的回忆总是易逝，但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这个海水与火焰交织的年头，改革还是结下了累累硕果：
这年，北京有了“超级商场”。全国电视机保有量也增加了1000万台，人们逐渐养成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的习惯。《新闻联播》加大了国际新闻播出比重。通过电视，中国人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可以看到相同的画面，中国和世界近在咫尺。可是在陈丹青的日记中，中国与世界又如此遥远。这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陈丹青，获得公派留学美国的机会。他在日记中写道：飞机降落在美国，纽约下着小雪。我上街发现，整条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喇叭裤，啪挞啪挞地甩着走……
陈丹青的美国经验，是无数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不适感的一种表现。无论如何，中国、中国人正在以各种方式与美国发生着接触，拉近着互相的距离。社会的不稳定，离中国越来越远，各种*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出现在国际新闻中的内容：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夺回了一些被苏联占领的地区；中东，阿拉法特逃过了以色列人对他的暗杀；伊拉克，萨达姆遭枪手袭击，两伊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南美，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和英国爆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战，战争以英国获胜而告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赢得“铁娘子”的称号。可就是这位“铁娘子”，借着刚赢得海战胜利的大国余威，来到中国与*会谈香港主权问题，却碰了个强硬的“钉子”。“铁娘子”提出，香港要繁荣只能靠英国。*毫不客气直接回绝：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此后，中英两国历时两年，经过激烈谈判的二十二轮，香港于1997顺利回归中国。
回到国内。改革进入政策领域。北京市妇产医院出世的一个男婴，成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第一个公民。以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中国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达到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人”。计划生育政策由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新《宪法》：城市，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农村最多两个。年底，统计表明，年度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三。
改革进入教育领域。中国大学第一次授予学位，36万人被授予学士学位，其中就有23岁的经济学学士冯仑。随后，他来到北京，读中央党校研究生，向着自己的理想大大迈进了一步。在中央党校，冯仑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马鸿模导师。8562人被首批授予硕士学位，六人被授予博士学位，六人都是理工科。128万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