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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被蹂躏，甚至是粉碎。再回首已是无语凝噎，唐万新第一次想到了放弃。
梦想没有高低贵贱，却有大小。当有小部分人为万元户而“魂牵梦萦”，并成为万元户时，吴仁宝已经带领着华西村确立了“亿元村”的目标。
8月上旬，华西村接到江西南昌郊区人民政府的邀请，出席被舆论称为中国农村“六雄会”的会议。参会单位除了东道主南昌顺外村外，还有天津大邱庄、河南刘庄、上海马陆村、广东联星村，都是在当时中国农村赫赫有名的农业先进典型。
接到邀请，吴仁宝派出代表参加交流会。会上，大邱庄的介绍让华西村的代表颇为震惊——1983年，大邱庄的工农业总产值即达三千零二万。会后，主人安排游览，华西村的代表坐不住了，赶快动身返回向吴仁宝汇报情况。汇报激起了吴仁宝的忧患意识，“大邱庄能如此出众，必有高明之处。”他感到莫名的压力，随即召开全村会议，激动地说：“不登泰山，不知天高地厚。大邱庄的成就告诉我们要在荣誉面前找差距，成绩面前找不足。华西村离事业的颠峰还早着啊。”
8月19日，赤日炎炎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群雕前，一群来自华西村的农民肃然而立。吴仁宝站在队伍前头，缓缓举起右拳，带领党员、干部们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华西的一百多名党员和村民代表，今天，面对先烈庄严宣誓，我们和华西的老百姓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三年，目标一亿，谁若三心二意，老天不容，百姓不容……
宣誓尚未结束，吴仁宝泪流满面，身后的人也都热泪潸然。突然，雷声大作、骤雨倾盆，泪水、雨水交融一起。吴仁宝继续面对着一群老少爷们，大声说：“我们跑了两百多公里的路，来向革命先烈宣誓，就是要实现我们制定的亿元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关键是我们这些党员和干部……我们搞经济、搞建设，也要像革命先烈那样，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我们要不怕牺牲，克服困难。党员、团员打先锋，干部、骨干挑重担。决战三年，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5）
雨停了，这群华西人裹着一身湿漉的衣服乘车回到华西。次日，吴仁宝主持三年承包合同的签字仪式。他带头签字，如果完不成目标，家产全部归公。接着，干部、党员一个个跟进，八十名承包者逐一立下军令状。之后，华西村总产值达到了2700万元，第二年达到7500万元。第三年产值超过1亿，实现“苦战三年，目标1亿”的誓言。
神采奕奕的吴仁宝
1985年，大邱庄与华西村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于禹作敏和吴仁宝的故事。
吴仁宝去过大邱庄，禹作敏的作为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某种程度上，吴仁宝很佩服禹作敏，但又看不惯禹作敏唯我独尊的作派。他感到禹作敏身上潜伏着某种说不清的危机。私下里吴仁宝对禹作敏直言相劝，话中甚至带有告诫的成分，“老禹，你这一辈子小事是出不了，谁想轻易动你，难。可要出事就可能是大事。”禹作敏一声不吭，抽着烟凝神静听。
“你我这样的企业家是靠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了，我们要头脑清醒，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吴仁宝说着拉了拉禹作敏的手，“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共勉！”禹作敏的喉结动了一下，却听不出说了什么。
吴仁宝担心得到应验，禹作敏因窝藏罪和妨碍公务罪被捕。之前，当辗转打听到禹作敏愚顽硬顶，有关方面可能要“动”他时，吴仁宝派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专程去大邱庄面见禹作敏，以劝说挽救。副书记对禹作敏说：“吴书记非常关心你目前的处境，要我转告三句话，一要头脑冷静清醒；二要认错检讨；三要一切按法律办事，贡献再大也代替不了法律。打死人的又不是你，别护着，交出去，事情就不会那么严重。”
“谢谢，”自以为是的禹作敏话没听完，将手头的半截烟掐灭捻碎，硬邦邦地说，“我一不出卖大邱庄，二与大邱庄共存亡，准备死在大邱庄！”副书记黯然返回。吴仁宝闻讯，叹道：“他太张扬，锋芒毕露，太不顾虑后果。法律就是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触犯。”终于，禹作敏死在狱中。消息传来，吴仁宝深为惋惜。
如果为吴仁宝与禹作敏赋予经济角色，他们都是改革的产物。然而，相同的改革环境，却产生了*两重天的经济作品。这，恰恰印证了改革开放所带给社会的跌宕起伏。
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环境有关，更与每个个体相关。由于个人机遇、品行的不同，他们的命运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驱动下，奏出不同乐曲。所以，改革，成就英雄。
1979年《时代》周刊说，*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他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7年后，*再次当选1985“年度风云人物”。这一次是因为他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1985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从前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领导人。
《时代》周刊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遴选于11月。最先被提出来的人物是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在周刊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四人都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这时，*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正巧，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他大力举荐*，并谈了四点看法：*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得中国人心，世界1/4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有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还是反面，都将影响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6）
邓肯所举的理由说服了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不过还要得到周刊总编辑格伦沃德的首肯。格伦沃德提了几个问题：*的政策会不会失败？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支持，高低潮也许会出现，但是回到“*”时代却不可能。中国农村新房屋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好，就用*吧。”格伦沃德下了决心。而*语录之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被摘登在了《时代》周刊之上。
如果说，*是当年年度的国际风云人物，那么在国内企业家中万冠华和姜维的风头则是无人能及。1月23日新华社福州电，“农民企业家万冠华最近被福建省闽侯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任命为副县长。”
万冠华1962年创办双龙工艺厂，初期资金180元，工人7人。“*”中，工厂几乎人散厂毁，几经起落。直到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双龙大队把工厂的*、财权、生产权完全交还给了万冠华。他设置了50多名推销员，一方面推销产品，另一方面收集全国小商品信息，形成一套信息网络。在市场上许多厂家因材料缺乏停产一些民用产品时，万冠华反其道而行，利用替代材料予以填补并独家生产。锈花圈和羊毛针产品，曾创下了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或近一半的记录。他还制定有关生产、销售、成本等管理制度，出台了100多条奖惩条例。自己严格自律，对亲属更是严格要求，有亲戚在推销产品中弄虚作假被开除。重新回到万冠华管理的工艺厂，一年能签订近万份合同，产品甚至远销英美国际市场。但九十年代初，万冠华盲目强力扩张，致使企业高筑债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工艺厂的产品失去竞争力而淡出市场。为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工艺厂破产，万冠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年春天，为了有一个法人身份，从而能与港商合资，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营级干部姜维是其中之一。在等待安置工作的8个月，姜维感到了烦躁。他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想法一说出来，姜维的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一直到冬天，姜维才说服父母，借了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上世纪80年代初，姜维在公园门前摆“照照看”摄影摊。
第一天挣了三元，可仅81年劳动节一天就挣到了500元，顶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虽然钱挣得不少，姜维却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随便找点茬，就能像训儿子一样训他。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1983年严打，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样被清出营业场所。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他很想但没去，“想到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1983年8月30日，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传来*的声音：“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泪水瞬时冲出眼眶。第二天，姜维和几个认识的个体户买了登载*讲话稿《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大连日报》。几个人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边读边哭。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姜维抬起头说：“*说我们是光彩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7）
阴霾为之一扫，“姜维影术社”正式在大连中山路挂匾开张。市委书记胡亦明见到姜维，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三国的大将今天登场了。好好干，闯出条路来，带动更多的人走自谋职业的道路。”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姜维情况后，愿意与他合资经营。但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北京，辗转奔波近三个月，姜维无数次被拒之门外。终于，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王兆国的安排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在家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的谈话，王任重说，要将事立即报告给*，同时写信给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仲林，要他妥善考虑姜维的要求。于是，国家工商局，有了四位司局长与姜维的一段谈话：
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说：“那就变”。
任仲林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另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着说：“不要着急，正是耀邦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这次谈话过后，姜维借住在北京朋友家里等待消息，一天突然家里来了两个人：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的儿子胡德平。经过交流，胡德平蹬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走了。临走时，告诉姜维“很快就会有结果”。果然，第三天姜维接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相关人员。
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4月13日，大连市工商局，一位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私有经济的局长，极不情愿地发出了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通稿：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