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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深圳的世界真漂亮，什么都新鲜。我喜欢这城市的节奏”。
与徐水这个封闭的县城相比，城市巨大差距带来心灵的冲击，一次有意的远行和无意的震撼，让求伯君决心辞去工作，“单位不让辞职，我不管那么多了。为了尽快出去，户口、档案都不要，先出去再说。”揣着自己编写的软件盘，求伯君离开了徐水，并且再也没有回头。不过，他的目的地却不是深圳，而是选择了北京。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一月九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
*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他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
……
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邓取消了毛的公社制度，代之以把土地租给个人的制度。每个农民在交纳公粮以后可以任何价格出卖余粮。他把理论动机引进了农业，取得了惊人的结果。
改革始于农业，但允许波及非农业领域。农民们被允许用新的财富去开办一些小型地方企业。一个买得起拖拉机的人可以用它为邻里代为耕地。别人则可以去开办一家小饭馆。
改革从那里自然地扩散开去。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
邓先生上台后，工业产量也急剧增长。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
这是历史上最悄悄的革命演变之一。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
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据说，江苏人车建新最喜欢两张照片，一张是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以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为背景的正面像——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因为毛的气魄与智慧；另一张是被许多媒体刊登过的手抚下颌畅然而笑的个人像。
车建新自评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初中没毕业，满脑子想着赚钱的事了”。16岁，他独自进城，先在一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一年后学做木工。吃饭时帮师傅打饭，休息时给师傅搬凳子，下班后给师傅洗衣服、洗鞋，农忙时到师傅家帮忙割稻子麦子。所有的师傅都很喜欢车建新，因此他出师很快。
第一次揽活是在西安。漫无目的地在路边坐了一个多月，车建新揽到一桩活。为了得到认可，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席地而睡。正长身体的他总感到吃不饱。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吃完肉夹馍后，捂着干瘪的口袋进行思想斗争：“该不该再吃一个？”一年的打工生涯让车建新吃尽苦头，也让他悟出“道理”：“给别人打工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他返回家乡，自己做老板，本钱是姨父准备盖房的600元钱。
吃了许多闭门羹后，车建新拿到第一张家具图纸——给一家综合市场的老板做组合家具。这次，他净赚200元。到后来，他做出的家具受到欢迎，图纸越接越多。于是，他创办了红星家具城。 。。
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4）
这年，选择自己做老板的还有蒋锡培，创办了一家为大钟表厂生产零配件的仪器仪表厂。多年的从业经验并没有为蒋锡培经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借鉴，他很快就遭遇到生意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和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输得血本无归。势单力薄的民营企业和有政府支持，掌握庞大资源的国有企业相比，绝不是同等量级的博弈对手。计划经济的强大优势，让民营企业不得不承受政策和环境限制带来的代价。
为了等待法院的判决，蒋锡培和父亲在皖北一直等了7天。钱耗光了，从10元一天的旅馆搬到5元一天的旅馆，吃饭由一天三顿减少到一天两顿。本来为了和解而带给国有企业领导作礼物的宜兴茶壶和烟灰缸，被父子两人沿街出卖，换取生存费用。最后，法院一审和二审均告败诉，100万元瞬间不见踪影。回家路上，父子俩只剩下一毛钱，再三恳求司机后，得以欠钱乘车到无锡。
回到家，破产负债30多万元的蒋锡培酝酿着东山再起。此时，他在电缆厂工作的大哥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上海和江苏的电线电缆市场需求量巨大且销售价格日益增长。向朋友借了10万，蒋锡培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经销部，做电缆买卖。从浙江到江苏，沿途有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拦截。一个深夜，蒋锡培在离关卡很远的地方下车侦察，发现没有人，但当他返车冲关时，执法人员突然现身——对不起，罚款五万。后来，蒋锡培被抓的次数多了，学会融通，也就习惯了。
虽然进入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仍然掩盖不住。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在磨难和教训中，蒋锡培就总结出两条定律：第一要守法，第二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积累了3年销售电线电缆的经验后，蒋锡培决心要从卖电缆转到做电缆。一家由他控股、注册资金180万元的家族式企业“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前身）”成立。建厂之初，流动资金之困成为命门，一笔20万元的贷款差点断送了塑料厂的前程。塑料厂需要银行贷款20万元，但银行坚决不肯贷，蒋锡培找到乡党委书记出面给银行做工作，最后以乡财政作担保，才获得贷款。
贷款事件给了蒋锡培极深的震撼，他反省出，“民营企业单打独干难以持续成长，塑料厂要发展，必须顺应环境、借助外力，尤其是政府的力量。”于是，蒋锡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的身份，在庞大的民营企业主中比较少见且显眼。人们对他本人政治和官方背景的猜测，给生意场上的蒋锡培增加了一个筹码和信任度。
10年后，了解蒋锡培成长经历的一位宜兴市高级官员分析：党员蒋锡培和人做生意，合作者会感到踏实。党员的身份让蒋锡培生意做得得心应手，而戴上“红帽子”则成为远东塑料厂的一个起点，也形成蒋锡培“市场＋政府=成功”的独特经营逻辑。帮助过他的乡党委书记找到蒋锡培说，你把企业变成镇办的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几乎没有犹豫，蒋锡培答应下来。
500万元资产毫无保留地送给国家，同时失去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亲戚朋友认为蒋锡培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但蒋锡培显然更看重与政府的联手。 。 想看书来
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5）
带上“红帽子”的蒋锡培和宜兴市政府官员间的联系迅速密切起来。他获得成为党员后的第一个行政职务，被地方政府任命为乡长助理。回报不止于此，改制后的企业立刻脱解了困扰民营企业的税收、银行贷款等等问题。两年时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亿元，总资产增长10倍规模……
改革是全国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江浙一带经济活跃，四川也有人把个体经营做得红红火火，但有些地区却遇到些许障碍。
2月，乍暖还寒。
同自然气候相仿，温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来自民间的力量掀起一股股商品经济的热潮，同时这种蓬勃的生机却被推上姓资姓社争议的风口浪尖。“同样人多地少，也同样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对温州的看法却有大分歧？”
1986年，费孝通视察温州
带着疑问，2月底，费孝通来到了温州。在四周窗玻璃残缺不全，冷风丝丝吹进的乡政府接待室，76岁的费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袖管，不时抽手做记录。温州的变化，触动了费老的学术灵感。作为此行的一个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小商品 大市场》一文，为温州经济正名。当时苏南、珠江、温州都有争议，但前两个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温州比较例外，资本主义、假冒伪劣都推给了温州。所以，在温州人的眼里，费孝通这篇文章的发表被视作高层公开的支持。来年，国务院确定温州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性章程和法规在温州相继出台，其中包括《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温州人王振滔每次提及费孝通，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因为几乎就在费孝通来温州的同时，王振滔卖起了皮鞋。
在王振滔的记忆中，一位长者的话令他终身难忘。村里一户人家盖房，王振滔极不情愿地被叫去帮忙递砖瓦。看着他有些懒散的样子，一位长者说：“这孩子长大了干不了什么事的。”当时王振滔懵了，接着他递完最后一片瓦，马上离开。就这样，17岁的王振滔走出家门，到外地闯荡。他坐船到武汉，跟随堂舅学木匠手艺，走家串户给人做家具。
对年轻的王振滔来说，居无定所的“游方木匠”生活艰苦且赚不到大钱。不想满足于成为一个手艺人的他投奔远在福建的舅舅。在福建，王振滔找到了赚钱的机会。那时温州许多生产纽扣的家庭作坊对马口铁需求量很大，而在福建做罐头盒的废铁皮却没有人要。王振滔以100元一吨从福建回收废铁皮，到温州500元一吨出售，供不应求。从此，王振滔往返于福建和温州，倒卖铁皮赚取差价。不过，很快他发财的方式引起更多温州人的注意，竞争对手多了起来，利润越来越薄。
1986年，王振滔从武汉回温州过春节时路经南昌，随朋友参观了一个展销会。他注意到，皮鞋卖得最好。老乡也告诉他，推销皮鞋比较稳定，利润较高，可以尝试。
心动的王振滔春节一过，带着温州5家皮鞋厂的产品，回到武汉，走进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国营商场。国营体制、供销方式的种种局限，再加上王振滔小贩游商的背景，国营商场通通拒绝接纳这些主动上门的温州鞋。无奈之下，王振滔做出决定，提前交纳承租费，不让商场承风险，租借国营商场的柜台。终于有商场负责人同意租半个柜台给王振滔。面对千辛万苦争得的半个柜台，王振滔非常细心地记下顾客对皮鞋款式、尺码、颜色、质量的意见。顾客要什么样的鞋，他就打电话给温州的厂要什么样的。这样，他半个柜台的销售额，比商场10个柜台的销售额还高。
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6）
仍是在1986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成名后的王振滔愿意与人分享的一段经历。他背着一个装有2000元现金和一些衣物的皮包，跟车从温州往福州运货。货车路过苍南县境，一名老人坐进驾驶室，搭便车去福建。到达福州已是晚上，道别后，王振滔住进一家旅社。在旅社，他打开包，顿时惊呆了：里面竟有厚厚的一沓钱，整整11万元。他明白过来：乘便车的老人拿错了包。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的王振滔，拉上司机到各旅馆一家一家地去找老人。当欲哭无泪的老人看到王振滔拿着皮包出现时，一时哽咽，当即拿出1000元表示感谢。王振滔谢绝了，“我如果想要你的钱，就不会来找你了。我只想取回属于我自己的2000块钱和皮包。”
企业生命同样印证着盛衰交错的生存法则。每一天，经济新芽冒出，也有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夭折，日薄西山的老枝枯萎。年中，中国青年报记者郑鸣拍摄了一幅叫《倒闭后的滋味》的照片，引起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照片上的人物石永阶随之一夜成名。
《倒闭后的滋味》
8月3日是厂长石永阶刻骨铭心的日子——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所造成的冲击无异于一场地震，石破天惊。石永阶不幸地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破产厂长”。
器械厂破产始于一年前。沈阳市政府正式通过“破产倒闭规定”。然而，面对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规定”，仍没有一家报社敢予以刊登。最后，“破产倒闭规定”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在了《辽宁经济日报》上。厂破产后，石永阶在家闭门不出整整半年。外电报道，“石一病不起”，但石永阶却说是 “实在是没脸见人。”
不甘心被别人称是“无能厂长”，石永阶借了1400元钱，一个老钳工给凑了100元钱，带着1500块钱，他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领全家人当起个体户。刚开始，石永阶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