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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可以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在撒谎了。当主人说那瓶酒50美元一瓶，你就知道其实它的售价只是2美元”。
可是很多人不会满足于只能用于娱乐的测谎仪。《连线》杂志说：“我们能够把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测出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呢？就像太空计划在冷战期间被认为是能够击败共产主义的东西一样，测谎仪好像是我们击败恐怖主义所需要的东西。”
传统的测谎仪显然担任不了如此重任，科学家们说现在有了比波动扫描器更可靠的手段：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它测试的是大脑中的氧气，氧气又跟血液流动有关。血液流动增加说明神经的活动增多。而在1996年有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撒谎时大脑有14个区域处于活跃状态，而讲真话时活跃的大脑区域只有7个，因为讲真话不费脑子。
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也没有它初看上去那样神奇。原因之一是大脑中跟说谎有关的部位是因人而异的，文化、语言、个性、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性别、用药情况和健康状况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fMRI很容易对付，它检测的是大脑消耗的氧气量，被试者只要深呼吸或者憋住呼吸就能使检测无效。
2月2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cGovern大脑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主题为“测谎是否有科学依据”的讨论会，与会的教授们认为他们有责任阻止所谓新型测谎仪的应用。一位教授说：“跟法律相关的神经科学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行为，而非大脑中血液流动的图像。大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人。”其实早在4个世纪之前，蒙田就已经指出了测谎的困难之所在：“真相的背后有十来万种形式，而且没有固定的范围和限度。”
说不尽的脱衣秀
有一则报道曾提到，法国一家久负盛名的内衣店为了确保售出的商品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请来专业的脱衣舞演员免费向女顾客传授脱衣技巧，因为“女性买内衣是为了穿，更是为了脱。要想在脱长裤的时候不显得滑稽并不容易”。在国外，更有一些健身中心开始教女性跳类似脱衣舞的健美操，据说这样可以让女性坦然接受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自信。给自己心爱的男子来一段表演，已经变得跟写一封情书、唱一段情歌一样自然、普遍。
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人还没那么开放，在自己家里是看不到脱衣舞的，要“晚上跟伙伴们一起从窗户爬出家，赶往新奥尔良看街上舞女上演她们的固定剧目，然后在母亲叫我们起床前钻回被窝，她们敏锐的鼻子往往能闻到我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烟味和酒味。我记得我看到了坎迪？巴尔，可那也许是坎蒂？巴尔，或者是坎狄？巴雷，谁知道呢，一个人走红了就有无数人叫一个发音类似的名字。如果当初知道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我会看得更多”。《说不尽的脱衣秀》（Striptease：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Girlie Show）的作者是戏剧学女教授雷切尔。她眼中的脱衣舞跟流行的色情表演不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30年代，多数表演者“在台上走来走去，仿佛是在琢磨浴缸是否放满了水”。也有人跳起来像是“晚餐吃的是炸药”，旋转中裙摆被转到无法超越的高度，当时报纸的戏剧评论说：“她看上去就像一架双引擎轰炸机。”
脱衣舞让女性在台上展示自己的妩媚，让乡下姑娘也得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脱衣舞娘都是德艺双馨的。罗西塔？罗伊斯训练了7只鸽子，表演时它们振翅飞翔，衔走她晚礼服上七七八八的零碎，后来这7只鸽子被人用气枪打成了筛子，众人的目光都对准了“美酒姑娘”Tirza，因为她曾为自己用酒洗澡不及罗伊斯驯鸽子那么有创意而发愁。这位姑娘到底是被冤枉了还是就是真凶已无从查考，但妒火中烧的伊万杰琳确曾用斧子砍碎了德文娜能容550加仑水的水槽———表演时她像美人鱼一样在里面裸泳。
脱衣舞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爵士时代到上世纪60年代性解放时期盛极一时的娱乐，刚开始它更接近于歌舞杂耍而不是色情表演，后来有了裸体芭蕾，演员遮遮掩掩地拿着羽毛扇，舞台上放起气球充当肥皂泡。1907年，歌舞大王、百老汇顶级的制作人佛罗伦兹？齐格飞对法国的舞台表演加以美国化，率先推出“富丽秀”（Follies）。他还抛出“让美国姑娘光艳照人”的口号，安排男歌手对着姑娘们唱“可爱的姑娘像动听的歌”。
193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歌舞大王齐格飞》讲的便是齐格飞的故事。同年，罗斯？李在一场富丽秀中唱道：“要想当好脱衣舞娘，先读几年圣贤文章。”这一唱让脱衣舞变得很有文化、很高深，她本人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史、古典芭蕾和人类学，到40年代她开始为《纽约客》创作短篇小说。
作者说美国人跟欧洲人对待裸体有着不同的态度。1868年英国“金发女郎”表演团让美国观众一怔，英国姑娘个个体形丰满，而且是越丰满的跳起来越震撼、越性感。1899年，另一个表演团的经理吹嘘说他手下的姑娘个个体重超过200磅。在法国，裸女会摆出各种造型，丽都俱乐部的特色就是歌舞女郎精心摆出舞台造型。就在几年前，丽都的姑娘们光着身子摆出了兴登堡空难的场景。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里都有莎乐美的身影，最初是《圣经》里的记载：希律王被莎乐美的七重纱舞给迷住了，愿意满足她任何要求，结果她提出的要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为了给母亲复仇，她要施洗约翰的头颅。后来又有了王尔德的剧作、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埃拉？内吉姆瓦出演的电影。莎乐美以脱衣舞的形式在美国上演时，连很有身份的主妇都被打动了，人人都想看复仇女神如何摘掉她的七重纱。
到20世纪50年代，脱衣舞成了男性知识分子最喜欢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法国。罗兰？巴特分析脱衣舞的神话内涵说：“女人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性感只有在冲突与矛盾中才能成立，它永远只能是引而不发的。”又说，“赤裸是女人一种自然的衣装，它到最后会累积成重获一种肉体完美纯洁的状态”。当日的盛赞如今成了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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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利森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海盗组织的法律和经济学》，他的结论是，虽然海盗是残忍、凶暴的罪犯，但海盗船却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漂浮着的暴政机构。相反，由于海盗们很清楚船长独裁的危险，因而海盗船发展出了后来西方民主的雏形。
跟黑手党不同，海盗不受种族和家庭纽带的约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种族。他们也不靠暴力挟持别人加入，很多都是自愿的。1630…1730年间是海盗的黄金时期，他们占领了当时主要的航道。在海盗船上的船员有一两百人，同时期的商船却只有一二十人。有些海盗组织大到一只船装不下，他们会用若干条甚至数十条船组成一支舰队。
海盗主要来自海军和商船。这两种合法的船只按照严格的等级秩序加以组织，船长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比如决定在哪里停泊、何时发起攻击。一旦船长犯错误或者脾气不好，无法忍受的船员就会被迫去做海盗。在船员得不到充足的水和食物的情况下，船长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船长和少数官员拥有单独的住处，船员的居住情况却很糟糕。海盗们都是霸道的海军和商船船长的受害者，因此当他们自己组建队伍时，就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海盗船由很简单的规则所统治，规定船员的权利和义务，处理纠纷的规则，保证船员英勇作战的激励和保险赔付方案。但仅有规则是不够的，海盗们需要防止首领把他的个人利益置于全船利益之上。
首先，海盗采取了分权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作战时船长是至高权威，因为争辩和不同意见会降低效率，带来危险。作战之外的时间里的负责人则是司务长，负责纪律、食物和战利品分配。通常分配规则是明文规定的，且相对平等，船长所得只是普通船员的两倍。船长和司务长是船员选举出来的，船长如果不够勇敢、判断失误或者超越其权力范围，就会立刻遭到罢免。船员们经常在罢免掉船长后，让英勇、热心的司务长取而代之。这样在官员之间存在着竞争，会阻止他们滥用权力、鼓励他们为船员的利益服务。在海盗船上，不同于军舰和商船的是，船长的待遇和薪水跟普通船员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闯进船长的房间，咒骂他、拿走他的一些食物和水。因此海盗的队伍会不断扩大，省得在商船上受船长的气。
在限制了船长的权力之后，还要限制司务长的权力。为此，海盗们制定全体一致同意的宪法，明文规定战利品的分配方式。当一些战利品无法分割或者对其价值有争议时，海盗们会予以出售或者拍卖，这样就可以分割了，免得司务长趁机做手脚。
其次，海盗规则禁止那些会影响战斗力的行为。比如要求船员保持武器能够使用，禁止醉酒者吵闹好让没在值班的海盗得到充足的睡眠，禁止打架斗殴、禁止赌博，禁止妇女跟船，以免船员之间争风吃醋，禁止在火药附近吸烟、点蜡烛不蒙上灯笼。
由于海盗规则往往很短很简单，不能涵盖到所有可能的情况，当发生重大事件时，船员们会集中起来，像一个法院那样确定法典的施用。
规则是经过全体海盗一致同意的，这也是他们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海盗们明白，遵守规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由于海盗们在出航之前都认可这些规定，一旦需要按照规定办理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
根据对海盗的历史记载，海盗们比很多殖民者、商船船员和战舰士兵都更有秩序、更和平、更有组织。虽然他们是凶狠的强盗，但是他们要在内部实现正义才能顺利协作。有人说海盗这样的犯罪组织是一个可恶的群体，但不管有多可恶，它仍然是一个群体。
《纽约客》的文章说：“海盗船上的制度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洞见为基础：那些善于作战或者处理危机的领袖不一定是杰出的管理者，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通常会导致错误的决定。有趣的是，虽然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华尔街的合伙人把这个洞见深深地记在了心底，他们的高级经理人都是选举出来的，权力也很分散，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大部分公司的经营都更像皇家海军，运营总监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公司的运作雇员没有任何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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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界的真相
《经济学家》说：“会计可能会很无趣，律师可能很贪婪，但是医生通常被认为很冷酷，把忧心忡忡的病人变成医学标本。”《纽约时报》的书评说：“人们都说医院是个危险的地方：病人说治疗带来了很多并发症，医生警告说要小心那些只会在病房感染上的抗药性感染病源，经验丰富的护士会提醒你千万不要在7月份住院，因为那时医院里新来了很多实习生。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人能够康复，这真是奇迹。但病人确实能被治好。过去五十年里，癌症的存活率升到了70％，中风的死亡率下降了80％，心脏病的死亡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哈佛医学院毕业生、41岁的葛文德（Atul Gawande）在给病人做手术时不仅戴着放大镜，还用iPod插上小音箱播放摇滚乐，声音不大但也足够麻醉师随着节奏摇晃脑袋，护士用脚打着拍子。这位新潮医生在新著《康复》中分析医生如何能够做得更好。写这本书时他不只依据自己的从医经历，还去印度了考察防治传染病的问题，访问了给犯人执行死刑的医生，去军医院了解了士兵救护措施的新进展。“外科医师的书写风格一向是华丽的、英雄色彩浓厚的，本书反其道而行，以最低调但犀利的笔法触及每一个外科医师内心最痛处，勇敢面对每一个医师都可能碰见的噩梦：并发症、医疗纠纷、名利的诱惑，更多时候是自己面对疾病的无能为力。”
在第一本书《并发症》的序言中，葛文德说：“医学是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个瞬息万变的知识体，我们得到的信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业务的人不免会犯错，同时面对的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我们所作所为的确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我们也依靠习惯、本能，有时也得猜测，碰碰运气。在我们既有的知识和我们的目标之间，永远有一段落差。”由于供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可能会被病人起诉，医生对如何改进缺少有效的交流。葛文德相信医生公开自己的错误对病人也大有好处。
在新著中，他说医生做得更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