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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叉，想找东西时却又摸到烫火炉”。
说脏话连英女王也不例外。1992年12月对英国王室来说颇为不顺，家里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被大肆报道：婚外情、自杀传闻等等。英国女王在发表圣诞演说时得承认那一年过得很糟糕，但要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年，总不能说“天杀的够烂的一年”，于是拉丁文前来驰援，说那一年是“annus horribilis”（可怕的一年）。“这是一个精彩的发明”，改自较常见的“annus mirabilis”（奇迹之年），拉丁语中的“annus”（年）跟英语中的“anus”（肛门）很接近，更增添了此词的效果。“annus horribilis”是女王在无损尊严的前提下所能说出的最接近咒骂的话。这种解读是否可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上有很多资料显示，男人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蒙特古说荷马《伊利亚特》中的各位英雄一定都咒骂过，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士兵向来都会咒骂。他认为自古以来士兵和水手特别精通咒骂的艺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人，而咒骂能舒缓压力。虽然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咒骂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生理机能来说，咒骂的构造对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但男人仍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这是因为男人握有更多权力（另一方面，泼妇骂人更口无遮拦，这其实也是大男性主义的表现，男性更爱面子，甚至好男不屑跟女人争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进入以前为男性垄断的行业，规则也随之改变。以前招聘面试时一些女性被拒绝，理由是“我们很愿意雇用你，但这里脏话太多了”。到“二战”期间，军工产业雇佣了大量女性，费城一家飞机厂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咒骂，可能有绅士在场。”
很多脏话是世界通用的，但也有文化上的差异。胡说八道我们叫“狗屁”，西方人叫“牛屎”，“至于‘牛屎’的语源，这仍是个谜。大部分人自动认为该词与牛有关（一定是牛的某些特质让人有此联想），但有些人认为它跟‘boule’有关，而这又联结到多个不同的概念，如球、议会、装饰性的木制品和白面包”。
一般说到某个人外语好，就说他能用外语跟外国人骂架。但露丝提醒人们：“很少有比出自非母语说者之口的辱骂更难听的话了。所以要是不确定该怎么说，就用你自己的母语咒骂。音调和语气也能够传达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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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统治的世界
迪迪？迈尔斯在这本书中说：“因为女性知道，更多的女性进入公共生活之后，我们能够解决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是说她们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凭着她们的技巧和力量，我们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迈尔斯还在书中说，目前女性掌权仍面临着强大的阻碍。她成为白宫新闻发言人时只有31岁，没有在华盛顿的工作经历，而克林顿又需要让人看到他的政府中有女性官员，所以他虽然把这个职位交给了她，但同时削弱了这一职位。她的级别和薪水都比较低，责任重，权力小。美国女权运动先驱葛洛丽娅？斯泰纳姆说，目前在美国女性仍被另眼相看，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孩子仍主要由女性来抚养，以至于男人在跟强大的女性打交道时，总感到他们又退回到了童年。
女性赢得选举、获得权力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她们必须证明自己足够强硬，能够胜任领导职位；但是如果她们表现得太强硬，人们又觉得她们太具有进攻性，不够有女人味。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罗莎贝斯？坎特说：“要被人认为既是一个好女人又是一个好的领袖甚为困难。”对此迈尔斯的建议是，女性应该相信和展示自己的本领和成绩：“踢球被认为是锻炼领导能力的方式，带孩子则不是，这种观点一直令我啼笑皆非。带孩子确实会让我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要说服两三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看同一个台需要相当的外交技巧。”
“由于女性的权力欲不是特别强，人们将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会议室里体会到女性统治世界的效果。随处都能吃到蔬菜沙拉也许不像一场革命，但传达出一种关心生活质量和个人感受的文化。”有人畅想：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友好、更整洁，食物更加美味。那将是一个女性的世界，男人要学会适应。工业设计将以女性的体型为基础，男人不得不努力将自己缩进公交车的座位，弯下腰去取超市货架上的物品。餐馆里食物标准的分量将变小，那些想多吃的男人要多花钱。以女性为主的老师们将拿到更高的薪水，以男性为主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将不能因为只是在电脑上动动一些数字就每年挣几千万美元。街道上会有更多警察，女性晚上独自行走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迈尔斯说，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母亲们不会让她们的孩子去战场上互相残杀。“很多母亲曾经把她们的子女送去打仗，去为某种事业做出牺牲。但开战的门槛会更高，寻找其他解决方法的动力会更足。男人的暴力倾向更严重。”可是从历史上看，撒切尔夫人、以色列女总理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都曾把她们的国家带入战争，她们更为人所知的是她们的勇气而不是做出妥协的能力。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女性并不比男性的进攻性弱。西班牙女作家罗莎？蒙特罗在《女性小传》中说：“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历史上也出现过残暴的女君主，这表明妇女也可以是邪恶的，人性跟任何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的事情。”心理学家们说，男人通常是比较直接地通过打断别人的发言、无礼地指责对方来展露他们的进攻性，女人则更有可能使用集体控制手段（流言、中伤、放逐）来达到她们的目的。
关于女性的暴力倾向，有这样一则笑话：美国中央情报局要面试3位间谍候选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在最后一轮测试中，他们把第一位男性候选人带到门口，递给他一把左轮手枪，跟他说：“我们要确定你会遵守指示，不管是什么指示。在这间房间里，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坐在椅子上。杀了她。”“你不会是认真的吧？”男人说，“我永远都不会杀我的妻子。”“那么你不适合干这个。”中情局的人说。第二个人被给予了相同的指示，5分钟以后，他含着眼泪走了出来，说：“我做不到。”最后，那个女的接受测试，跟她的丈夫一道。她拿着枪走进房间，枪声响了，然后是尖叫声和撞击声。几分钟之后，她走了出来，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你们没有告诉我枪里的弹夹是空的。”她说，“我只好用椅子把他砸死”。
中情局秘闻
1994年，CIA在危地马拉军方中的朋友窃听美国驻该国大使的卧室时，听到她跟墨菲讲了一段情话。她的女秘书名叫墨菲，CIA的人就传言说这位大使是女同性恋。这个轶闻在华盛顿被广泛传播。但后来得知这位已婚的女大使并非同性恋，也没跟她的女秘书上床，墨菲是她那只两岁大的贵宾犬的名字，窃听器录到的是她爱抚她的狗的声音。
“不仅美国的敌人，很多看过相关电视节目和电影的美国人也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全知、全能。上当的人中包括大部分现代美国的总统。依靠诡计和相对较低的成本，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不但能够侦察美国的敌人，还能影响国际事件——这样的许诺太诱人了。当总统们最终要面对这一机构一错再错的现实时，肯定会感到难以接受。”艾森豪威尔在回顾他两届总统任期内CIA的记录时，对当时的局长杜勒斯说：“我忍受了中情局8年的失败。”他认为他为继任者“留下的遗产将是一片废墟”。爱读间谍小说的肯尼迪在接见被CIA的高官誉为他们的詹姆斯？邦德的威廉？哈维时吃了一惊——他有梨子一般的体型，身为酒鬼的他连路都走不稳。
蒂姆？韦纳的书《废墟般的遗产：CIA的历史》（Legacy of Ashes）8月7日开始公开发售。美国中央情报局于一天前发表了一篇声明，对此书提出严厉批评。声明说韦纳的书“给中情局的过去描绘了一幅过于黑暗的画面。他依仗断章取义的引语、一概而论的断语和对负面信息的沉迷，忽略、最小化或歪曲了中情局的成就。书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蒂姆？韦纳能广泛获取各种资料，本有机会为一个复杂、重要的主题写出一部公允的历史。但他没有做到。他的偏见压倒了他的学识。人们从《废墟般的遗产》中读不到CIA真正的历史。”
美国媒体认为中情局此举反而有助于这本书的销售。对于中情局的声明，该书的出版方道布尔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那些顶尖的长期负责报道CIA的记者和研究CIA的历史学家都给予了本书好评。这是一部权威的CIA历史。”
关于CIA的书有一个特点：“通常在考古时，你挖得越往前，情况变得越晦暗不明。比如我们对公元前500年的希腊的了解要多过公元前900年的希腊。但对于历史的一个特殊的分支中情局的研究，这个顺序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最机密的文件要几十年之后才会解密，我们对中情局在1950年的行动的了解要多过对它1995年的行动的了解。因而虽然韦纳的书声称一直写到了今天的CIA，但它对肯尼迪时期的记述要强过对克林顿时期的记述。”
韦纳为《纽约时报》报道了20多年的情报问题，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在书中引用了CIA档案中的5万份文件，采访了300多位中情局过去和现在的职员，包括10位前任局长。他列举了CIA一长串失败，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打造出一个一流的情报部门。
60年前，杜鲁门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训，组建了中央情报局。1953年，中情局向莫斯科派出了首名间谍，但他太不称职了，被他的俄罗斯女佣、实则是克格勃的人给勾引了。当美国人在苏联外交官、科学家和军官中间发展间谍时，苏联情报部门并没闲着，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派出假装叛变的忠诚的官员提供虚假情报。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发展苏联间谍不难，难的是要认出渗透进来的人。
韦纳将CIA的失败归咎于一些该部门的高官。一位情报分析员说，该局最著名的局长杜勒斯按照情报报告的厚度而非内容来判断其重要性。50年代的局长维斯纳是个精神病，后来自杀身亡。但CIA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一个是向总统汇报收集到的情报，一个是在境外实施秘密行动。前者是一项长期的、技术性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后者则惊天动地，所以中情局一直更热衷于后者。结果呢？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一位领袖自豪地说：“我们是坐在美国人的火车上获得权力的。”火车上也坐着萨达姆。
哲学和流行文化亦敌亦友
因为《星球大战与哲学》、《辛普森与哲学》、《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图书的出版，英国的《现在学哲学》杂志做了一期讨论“大众文化和哲学”的专题，美国的《高等教育纪事评论》也刊发了一篇文章，讨论能否通过影视节目等大众文化有效地普及哲学。
哲学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风趣的说法，不懂哲学的人还是很难体会其中的妙处。比如，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93节“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项证明，即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沮丧失望，而每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错——这是康德的一个秘密的玩笑。他写文章反对有学问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见；但他的文章是写给有学问的人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对比较了解德国观念的人来说，读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尼采对康德的评论很有意思，但普通读者则会茫然。尼采在这里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上帝、自由、永生这些东西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又说，为了确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终能得到幸福，必须预设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对于启蒙哲学家康德的这种出尔反尔，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批评者。海涅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中说，康德之所以又请出了上帝，是因为他在破除宗教之后，出去和他的老仆人散步，突然间觉察到这位老人热泪盈眶，于是他动了恻隐之心。鉴于他的老仆人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得有一个上帝，要不然他们就会郁郁不乐，他为了显示自己不仅是大哲学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这三大预设，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威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嘲讽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应该叫“先验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