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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宪章的话不久便得到印证。
1994年，我国科学界泰斗黄汲清、翁文波提议，为陈贲出版纪念文集。石油老人闻讯后纷纷解囊资助。我作为编委参加了文集的编辑工作。
1995年5月，文集编撰完毕，定名“清气长留”。此后，蹊跷的事情出现了。
文集主编拿着文稿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一位领导的批条到石油工业出版社，请出版社总编审阅，并说明，所有出版费用已筹集好，无需出版社破费。两个月后，那位总编将文集主编和我请去，向我们提出三个出版条件：一是文集不许出现“反右”的文字，因中国共产党中央一直未完全否定“反右”斗争，陈贲虽已平反，也不宜宣传；二是书名“清气长留”太刺激人，要改；三是必须有总公司总经理对文集出版的签字，或者那位前领导曾明确指示可以出版此文集。如果没有这三条，他不敢批准出版此书。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右派”问题改正十七年，陈贲平反十六年后出现的咄咄怪事。这只可解释为陈贲在石油系统许多人心中还没有实际的平反。这挟山超海的三条是绝然做不到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可能去涂改历史；为了逝者的尊严，我们不可能去迎合权贵；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身份的总经理负责文集的出版，更不可能请那位石油工业前领导人作出指示，因为他已去世两月有余。因为怕翻“旧账”，得罪陈贲的那位同学，为中国石油工业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任总地质师，只有走出石油系统让人们纪念他了。
也就在此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的历史被“封杀”的原因。
纪念文集是在三峡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编接稿到出书仅用两个多月。载有陈贲“陆相生油”说的文章，在新中国第一次公布于众。
纪念文集出版后，在石油系统的老油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是搞政工的还是搞技术的，都怀着庆贺的心情向主编道谢，感谢他为石油工业做了件大好事。石油工业出版社的那位总编对此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从没有发生总编所担心的事情来说，可以看出陈贲在石油人的心中占有多么重的份量。中国的历史毕竟已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文集编撰最紧张的时刻，我曾托朋友给陈贲的那位同学送过一封请求采访的信，信中婉转地告诉他，陈贲八十岁的妻子黄佩文为了文集的出版，已从湖北来到北京。我相信“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充满了人类对和平与友爱渴望的古训，作为暮色中的老人，会对过去的一切有大彻大悟的反思。我甚至幻想他能见见黄佩文，那将是人间最为动人的时刻。但他的秘书转告我，他已走近人生的终点，不能说话了。不过，这位秘书还告我，他在能自理时，曾深情地回忆说：“陈贲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位干将。”一个月后他去逝了。
更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纪念文集的顾问和主任编委黄汲清、翁文波在文集编撰过程中相继仙逝；童宪章根据翁文波的心愿，代他为文集作序。谁料苍天无眼，在文集出版之日，童宪章也撒手尘寰。
黄汲清在文集编撰之初，曾为文集题诗一首，这是黄老93岁之躯的绝笔之作，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此诗可看作本章提纲挈领的要文。
英姿飒爽气昂昂，眼神正视剑眉长。
白龙池畔曾聚会，涉水登山君争光。
河西探油相随好，同行美年和庆昌。
大家欢聚老君庙，石油车队走四方。
刚正不阿遭人忌，随波逐流非你长。
自然科学家本色，不同见解有主张。
天长地久浩气在，大家学习好榜样。
戈壁悲歌
戈壁悲歌
陈贲的人生悲剧就在于他不趋炎附势，阿谀取容。
老人们都说，当时只要他向那位同学低一下头，就可以躲过噩运，在自然科学上有更大的成就。
这就出现了一个残酷的选择：成就与人格，二者必居其一。一个科学家为了生存和继续科学事业，必须先要失去人格，否则就失去自由。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科学家若不维护科学的尊严，还能有科学家的人格吗？陈贲自然选择了后者。他不服对他的野蛮的批判，与他的那位同学相互拍着桌子喊。据说，最后是陈贲甩袖子走的，他的同学也气得脸色青白。这便成了他们同学情谊的决裂。
没有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陈贲的处分却是最重的：极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青海冷湖油田。黄佩文告诉我，陈贲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她说，如果档案材料有认罪的签字，那一定是假的。拒签，体现了陈贲人格的力量。
陈贲唯一内疚的是对不起他的妻子黄佩文。黄佩文回忆说，自1942年与陈贲结婚到1966年陈贲去世，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掰着手指也就七年。陈贲的心都献给了石油，献给了荒原。陈贲错划为“右派”后，曾两次提出与她离婚，为的是不连累她和两个女儿，均遭到她的回绝。不过，她也令陈贲做了件违心的事，让他去拜访他的那位同学。陈贲怀着负债的心情，听从了她的话。
那日，陈贲敲开了那位同学家的大门。门卫问明来意后，进去通报，回来时，对陈贲说：“首长刚开会回来，现在要休息。”
“那我看看他的爱人。”
门卫再次返身去汇报，出来后又说：“××（那位同学的夫人）同志也要休息。”
那位同学的闭门羹深深刺痛了陈贲的心，从此，他再也未见那位同学，黄佩文也再不劝陈贲去作受辱的拜见。不久，黄佩文作为右派家属，调离石油部机关，下放到四川油田大山里的南充地调处自贡基层队，两个女儿仍在北京读书。一家四口，从此天各一方。
冷湖油田地处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海拔近三千米，高寒缺氧，荒漠无垠的戈壁上不但人迹绝无，连地表植物也难觅到。缺少水源，进入戈壁一旦迷失方向，就有被大漠吞噬的危险。四十年过去了，这里仍然是我国生活与工作最为艰苦的油田。
陈贲到冷湖后，还是有许多机会回北京的，因为大庆油田已开始大规模开发，正是用人之时。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一直关心陈贲的命运，据说他曾托人捎话给陈贲，让他回北京认个错就行了，但陈贲死不认错。1962年，余秋里到冷湖视察，特意让陈贲参加座谈会，并在两期演示文稿上登载陈贲的发言。1963年底，余秋里又亲自安排陈贲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这是陈贲落难五年后第一次与亲人相会。令余秋里失望的是，数年的期望，没等到陈贲一句认错的话。余秋里职位再高，也无能为力了。
除余秋里外，陈贲的亲朋老友劝说他认错的话更是不绝于耳，但都被陈贲所拒绝。眼看一批批的“右派”被摘帽重新安排工作，陈贲的故交只好写信给黄佩文，恳请她劝说陈贲认错，好早日回来工作。信中动情地说：“我们需要他。”
1964年，陈贲在老君庙的好友、地质学家杜博民到冷湖油田出差，专程去看望陈贲。他提出想与陈贲认真谈谈，谁料竟被陈贲拒绝。事后，与陈贲一同落难的一位青年技术员劝陈贲接受杜教授的谈话。陈贲低沉地说：“他要谈的无非是关于如何撤消我的处分的问题，要我写一份检讨，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罢了。历史会作出结论，我不能为了早日撤消处分而违背良心去说假话。”
此言虽说自戈壁荒野，但其所折射出的人格的力量却如九鼎大吕，令世上多了几分做人的尊严。
后来得知，石油部曾给青海石油局去函，请他们找陈贲谈话，只需他写一份简单的检讨，就可以解决他的“右派”问题，但遭到了陈贲的拒绝。心如铁石，气若长虹，陈贲这种为了真理宁折不弯的性格，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富有社会理想和肩负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所展现的一幅幅悲壮的画卷，从屈原放逐汨罗江到林则徐罢黜新疆，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以爱国、守节、清贫、修身为处世之本的优秀品质，强烈地闪现出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但伏清白以死直，那些对生活怀有原则的人，却往拄只有令后人哀叹的悲凉结局。我们曾经批判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身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陈贲，以他的悲剧与历史上的悲壮画卷连缀成幅，就不能不说我们今日为结束这种反道德历史而进行的席卷神州的改革大潮，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陈贲在升华他的悲剧人格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他的地质学家的责任，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他毕生追求的石油事业工作，继续研究和丰富他的“陆相生油”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去指导冷湖油田的开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于1963年完成了“勘探侏罗系寻找新油藏”的论文，并根据论文中阐述的理论，在青海陆相侏罗系地层找到了丰富的油流，从而掀开了青海石油勘探开发的新篇章。陈贲这篇论文的价值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三十年前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话，陈贲因这一理论贡献，是必定要捧走奖杯的。
但冷湖毕竟是一个小油田。我由此想到了大庆油田，想到了胜利、辽河、华北、大港……如果陈贲不被陷入樊笼，作为石油部总地质师，他将作出何等大的贡献。人类社会没有比浪费人才更大的浪费了。
陈贲始终对他的“右派”问题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怀有希望，但文化革命的风暴在冷湖戈壁上卷起的尘埃破灭了他的希望。有传闻说，他死前曾被毒打，实际上，他刚刚受到点名批判时，便冷静地作出了选择。他一定认为生前再也没有恢复真理的可能，只有玉碎成仁了。
1966年6月15日，地质学家陈贲以石油部头号“右派”之身自缢冷湖。
就在陈贲的灵骨孤寂地在戈壁的风沙中度过了14个春秋后，一位石油老人的骨灰从北京飞越千山万水，安葬在他的身旁。
两个并蒂的墓碑，为人间又刻写了一段感天动地的故事——
还要回溯到1958年春的“反右”运动。当时石油部曾附会出一个反党的“陈、黄联盟”，陈，就是第一大右派陈贲；黄，便是那位安葬在陈贲墓旁的老人黄先驯。
陈黄二人抗战时期曾共事玉门油矿，解放后又同为新中国初创的石油工业奔忙。今天看来，他们不仅有着相同的经历，而且还有着相同的理想，相同的性格，相同的学术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同，便是黄先驯比陈贲更加不被驯服。至于政治联盟，实属扑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一切源于黄先驯在担任石油部勘探司地质室主任工程师期间，制订了一份《中国石油勘探方针》，文中支持陈贲的石油勘探以探明储量为目的的观点，拥护成立储量委员会，公开说：“打不打井应由储量委员会决定。”
黄先驯的“反党倾向”比陈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不能不与陈贲一起下地狱了。
他与陈贲一样，拒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为此，他与陈贲的结论也如出一辙，因为态度极端恶劣，而被定为“极右派”。
陈贲放到了大西北的柴达木。
黄先驯放到了东北边陲北大荒。
东西万里，关山重重，俩人今生从此再无音讯相闻。
辗转曲折，我找到了黄先驯的长女黄嘉明。她是中国影协的研究员，虽然已是50岁的中年人，却依然光彩照人，丝毫看不出命运给她留下的伤痕。但她告诉我，父亲走后，全家八口人没有一分钱收入，全靠国家最低的救济金生活。陈妈妈（陈贲妻子）、童妈妈（童宪章妻子）曾在夜晚送些衣服给他们度寒，除此，她便要在寒暑假带着四个弟妹去干零活儿挣钱。
气氛很压抑，但黄嘉明一直未停顿地向我讲叙父亲的故事。四个小时的激扬与泪水，也使我始终沉浸在对一个伟大灵魂的追忆中。
采访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由于生活的困苦和政治的压力，黄嘉明对父亲做了至今仍感内疚的事情。她率弟妹集体给父亲写了封划清界线的信，抗议他的顽固。宽宏而仁慈的父亲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写了一封影响他们一生思想的信。信中写道：
“你们不要惧怕艰苦的生活，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