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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戍失陷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孙越崎立即从重庆局本部赶到老君庙，召集各部门开会。他满怀豪情地说：“美国订购的炼油装置依靠不上了，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国内自己设计制造。”
重庆的一些人士对战时投资巨款办油矿本有意见，今日又遇到如此困难，担心500万美元付之东流，因而散布出诸多蜚语。孙越崎不以为然，他鼓励大家“要知难而上，做出样子给他们看看”。
孙越崎在会上宣布：为了支持抗战，1942年要生产汽油180万加仑，比1941年的产量增加九倍。为完成这一任务，在重庆自行设计制造四组阶梯式连续甑炼炉。
回到重庆后，孙越崎向资源委员会正式申报180万加仑的生产任务，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180万自愿撤职处分。
孙越崎的决定的确使不少的人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在美国的炼油装置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一年内增产汽油九倍，岂不是好大喜功式的吹牛。落井下石者在后面备好了巨石。
越是困难越显示出孙越崎的毅力魄力，这正是他成为杰出实业家的特有性格。
他做出的决策总是出人意料的。
1934年，作为中国第三大煤矿的焦作中福煤矿濒临倒闭，连撤几任总经理也无济于事。蒋介石亲召翁文灏上庐山，授命他整顿中福公司。翁文灏因车祸身体还未全愈，但为感恩，只好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下庐山后，他飞往西安，将正在开发延长油矿的孙越崎召到西安，将中福这个烂摊子又交给了孙越崎。孙越崎同样感翁文灏的知遇之恩，放下延长，奔赴焦作。
到焦作后，孙越崎井上井下考察了一个星期，随即向翁文灏递交了一份一年内完成“产、运、销、盈”四个一百万目标的计划。一个因亏损已呈倒闭之象的煤矿，一年内要盈利百万，这岂非天方夜谭？但与孙越崎交往近十年的翁文灏相信他。翁文灏将孙越崎带到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计划。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见孙越崎，他恐怕最初并未看重这位绍兴书生的计划，以为也是吹牛，但总比那些一上任就无信心的人强。孰料，一年后“四个一百万”的目标竟全部完成，这使孙越崎在蒋介石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旷世奇才孙越崎七年后，又以他的睿智和胆略，开拓起中国石油工业的事业。
此时的孙越崎不但是甘肃油矿局的总经理，还兼任四川天府、威远、嘉阳、石燕四个煤矿的总经理，工作担子之重可想而知。他提出玉门油矿年产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后，更为呕心沥血。他从重庆家中出来时，动情地对夫人王仪孟说：“我一出这个家门，就忘了自己是个有家的人了。”一天，因为劳累过度，他昏倒在重庆的办公室里。
孙越崎要求每个油矿员工要记住“180万”这个生产目标。每天清晨，只要他走进办公室，就向勤务员发问：“我们今年的生产目标是什么？”勤务员听到这句话，便大声回答：“180万加仑！”孙越崎走到路上遇见员工，也常这样发问，听到的都是响亮的“180万”！一次，孙越崎在路上遇到几个油矿小学的学生，问他们：“你们知道我们油矿今年的生产目标吗？”小学生马上高声回答：“180万！”
孙越崎在这里又开了一个先河，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在企业中实行目标管理的人，而且是将宣传鼓动于生产的第一人。
在孙越崎的带领和鼓动下，玉门油矿员工为支持抗战实现“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展开了劳动竞赛。这也是很新鲜的事，因为这种促进生产的形式我只是在新中国的今天才听说，但在半个世纪前的玉门油矿为支持抗战，的确真真实实地开展了劳动竞赛。石油老人在向我回忆当年竞赛的情景时，仍禁不住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不啻他们人生中最为激动的一页，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曾多次为我国石油的大发现做过贡献，但这次是他们青春活力的第一次迸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一位老人甚至这样对我说：“我曾长期为没有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而产生羞愧的心理，但在为180万加仑奋斗的日子里，我的精神解脱了。”
与劳动竞赛一样，“自力更生”这个词在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人的目光中，总以为是个新名词，索根寻源也仅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用过，绝然不会想到五十年前的抗日时期会有一个孙越崎与毛泽东同时提出这个口号。
当我了解了玉门油矿，了解了孙越崎和他领导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后，我这痴书生成熟了，因为在我认识到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和高尚的精神并非全部由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时代所产生的时候，我并没有颓丧，反之为我们民族历史的厚重而自豪。
孙越崎领导甘肃油矿局职工自力更生建炼厂的情景的确使我联想到新中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时代——
承担炼油装置图纸设计的工程师，吃住在办公室，昼夜操劳，日本飞机来轰炸，便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出洞继续工作。
图纸完成后，大后方一百多家工厂承担制造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订货合同。
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钢材来源断绝，大部分厂家一时不能开工制造所需部件，油矿局便发动职工想办法，四处搜罗钢材。
他们找到了自来水公司，购买地下废弃不用的管材。
他们想到了长江里的沉船，组织人力打捞上来，拆船取钢。
他们还与设在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联系，购买他们已无油可储的储油罐。
炼油装置在重庆造好后，油矿局用自己的车队，翻万重山，穿千里戈壁，运到2500公里外的老君庙。
当我们谈到组装炼油装置时，又不能不说到一个熟悉的名词“人拉肩扛”。老人们告诉我，大庆会战中这种全国闻名的自力更生生产方式，在抗战时的玉门油矿因为缺少吊运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了，不但平时装运钻井设备要人拉肩扛，这次炼油厂的全部装置也是由人拉肩扛组装起来的，不同的是，一个对付的是苏联的背信弃义，一个对付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封锁。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视察了玉门油矿。蒋氏的西行是专为解决新疆盛世才问题而来的，虽说是顺便来矿视察，但对孙越崎的一生是极为重要的。当蒋介石徜徉在这奇迹般的石油城中时，便决定了领导创造这奇迹的人必然走上政坛的命运。蒋介石上台后，一直想组织一个他领导下的学者政府，但都未能成功，想投靠他的人，只会空谈；有实干之才的人，又只想作学问，不愿投他门下。翁文灏是第一个被他拉上政坛的大学问家，孙越崎便是继翁文灏之后的又一个人物。实际上，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翁文灏与孙越崎是以“科学与实业救国”的两面旗帜被蒋介石拉上政坛的，他们被政治所利用，又被政治葬送了他们的事业，但在当时，他们的确感谢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蒋介石回重庆后，给孙越崎寄来一份他的专用密电码，要孙越崎直接与他联系。这是在向孙越崎表明，他已成为了他的亲信。6年后，孙越崎坐上了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位置，不过，1942年的孙越崎依然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书生，即使手握着不知多少政客梦寐以求的蒋氏密电码，也未想过抱佛腿作官之事。孙越崎用这个密电码仅做了一件事，给蒋介石拍了个请求支持空油桶的电报。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命令军队后勤部拨三万个53加仑空油桶到玉门，解决了炼油厂储油的问题。
1942年11月中旬，经过甘肃油矿局近七千员工的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老君庙召开庆功大会，象征胜利的汽笛声响彻石油河两岸。心情激动的员工拥到孙越崎身边，把他高高地抬起来，伴着欢呼声，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总经理扔到空中。
玉门汽油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1943年，日军集聚重兵，企图强渡黄河风陵渡，攻占陕西。玉门的汽油供应苏联援华的汽车队，通过数千公里的运输线，将军火运抵陕西前线，阻挡了日军的进攻。有资料表明，美驻华空军基地地勤也使用玉门的汽油。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再回笔提及本章引言所提及的“基石与大厦”的问题，因为180万加仑与今天的年产一亿四千万吨相比，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我相信读者，当读完此章后，只会被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和创业精神所激动。
只有民族的敌人和别有用心的小人才会嘲笑180万加仑的渺小，因为180万加仑所托起的是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意志！ 。。
老君庙精神
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位追随翁文波到玉门油矿工作的学生童宪章，半个世纪后，他已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石油专家。我与他长谈了两天，头一天，他向我有板有眼地讲述了玉门油矿的生活经历，很像导师辅导研究生的样子。或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第二天我们之间已如古代忘年之谊的孔融、祢衡，竟无话不谈了。他不再向我讲玉门，而是叙说他解放以来的痛苦与欢乐。
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苏联背信弃义将专家突然撤走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各条战线的经济建设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石油工业建成了大庆油田，大踏步地前进了呢？
问题对我是如此新鲜和具有吸引力。我从没有考虑过，在这位大科学家面前更不能用马列主义的大话来吓唬人。我只有缄口静听。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已有了一批比之苏联专家毫不逊色的石油专家和这些专家培养出来的石油青年技术人材。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一切都是空谈。而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员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玉门油矿培养出来的。
我立即连声叫好。很久以来，我便对大庆的奇迹大惑不解，因为将它说成是精神的胜利，实在有悖马列主义。童宪章的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完全一致，无疑具有马列主义的水准和高度。
童宪章告诉我，他向来看不起苏联专家的目空一切。五十年代，他因说了句“苏联专家也就那么回事，比我们强不到哪儿”，而被大大地批判了一阵。他没有详述批判的经过，只递给我一份三号仿宋体字打印出的材料。这份材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石油考察组在对前苏联石油工业进行考察时，被称作西西伯利亚石油之父的前苏联著名石油地质学家特拉菲穆克院士在欢迎会上的讲话。特氏50年代曾作为援中专家在我国工作过。他在讲话中诚恳地说：“在陆相地层中找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达到中国这样高的水平。我当时到中国做了微不足道的帮助，时隔三十年，我认为我们应该虚心地到中国去学习了。”
这位特拉菲穆克院士是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真理面前没有说假话。这恐怕也是童宪章让我看这份讲话的目的。
童宪章随后对“陆相生油论”的介绍，使我对特氏的讲话产生了更深的认识。
自十九世纪末，由美国和前苏联为先导发展起来的石油地质学一直认为，石油是由古海洋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生化成的，因此，石油必须在海相生油岩系中寻找，这便是“海相生油论”。这个传统的生油理论，是美苏等国的地质学家根据以往所开发的油田都是海相生油岩系这一实际情况而总结出来的，而中国的地质状况，则大部分是陆相，因此，外国地质学家根据“海相生油论”曾断言，中国缺少石油资源。这是由于当时科学的局限性而作出的结论，并无阶级斗争方面的恶意，科技史上的这种“科学的误解”也是不胜枚举的，因而大庆油田开发时曾引发出的对“中国贫油论”的批判。目前，我国石油地质界对此看法已取得了以上的共识。
三十年代，那位跟随翁文灏首次考察玉门油矿的中国经济地质学奠基人谢家荣，根据中国石油地质的分布情况，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非海相生油”的观点。1941年，同为翁文灏门下的潘钟祥在美国留学期间，根据在祖国的地质实践，发表了“非海相生油”的论文，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陆相生油论”的诞生。几乎在同一时间，继翁文灏之后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为玉门油矿地质工作倾尽心力的黄汲清，在祖国组织地质调查队，对以玉门为重点的河西走廊和新疆的石油地质进行调查，归来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更为周密的古大陆上湖泊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也可生化出石油的“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