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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被封建统治集团利用过得到教与佛教可谓是泾渭分明，三百里秦川包括成都平原基本都是道教的天下，当然也有佛教的踪迹，但不会站到绝对的上风，已过天祝的午梢岭，佛教即与统治集团联系在一起，成为藏传佛教的统治天下，就连当今世人梦寐以求的敦煌莫高窟都不例外，是一个典型的藏传佛教圣地。汉武帝的“陇”是不是就是现在甘肃，我看不会，应该是除甘肃外，还包括现在宁夏、青海的大片土地，因为河西走廊几度被中原诸朝失守，会不会有人为了守住心中的圣地——“泰”，伪造一个“泰”呢？我国造假的水平确实很高，而且对心中的圣地造假，以便寄托对精神的寄托，本来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无可厚非。
《汉书》在阐述王母宫的位置时是这样描述的：“西出至塞外，有王母宫”。西王母这位道家的最高统治者，连玉帝都要让她三分的道教尊神，被她的不肖子孙安排住在昆仑山上，议定她管辖西北或者这样说，让她管辖诸女神，玉帝就只有管辖东南或男神们。无论怎样说这两位道教的最高统治者都住在昆仑山上，据史书记载这应该与汉朝的疆域有关，那么，今天的祁连上脉的部分就应该是传说中的合山（盦兹山），月牙泉就是传说中的瑶池。
汉武帝刘彻是非常注重兴农的，就连他发行的货币都是“五株”钱（株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株相当于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这与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相当匹配，这同时又是封建集团生存的必然条件，更是刘彻的军队生存的首要条件。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史记》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汲田；而关中辅渠，另积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太行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汲田，各万余倾。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其实，汉武帝刘彻是以酒泉附近的祁连山为其战略根据地，蓄马垦荒。所以，从汉武帝刘彻的心中将酒泉周边地区定为道教的根据地是非常符合他统治的需要。因为这些地方原先是游牧民族的根据地，水草丰富奠定游牧民族失酒泉而大痛，那么者阴山在哪儿？我认为玉门附近的马鬃山很有可能就是，具体原因有三：一是马鬃山靠近疏勒河，疏勒河有较大的水系，流域广阔，同时疏勒河广泛的沼泽地是游牧民族生存的最佳根据地；二是马鬃山是疏勒河流域地貌的分界线，马鬃山以北是广阔的沙漠戈壁，马鬃山以南却是水草丰盛，草长莺飞，胜似江南。我们不得不敬佩汉武帝，在他为自己统治寻找理由的时候还惦记着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可见他对道教的驾驭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封建君主，在河西走廊实现自己足迹游动的隋炀帝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才智，后来被人们奉承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康熙大帝就更加无法与他相比，因为康熙留给河西走廊的就只有桥湾古城，而且是康熙帝的耻辱，一个荒唐的梦。
道教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受到啥灭顶之灾，就是在大周时期武则天在为时期也不例外，这确实是道教的幸运。当然这与道教的教义有关，道教确切地讲应该是追求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儒家，以为仅凭理论就可赢得统治集团的青睐；同时道教非常注重如何其他教派的思想，比如在他非常注重与群众的需求结合，以劳苦大众熟悉的任务相结合，不断创造自己的深，但中尊神仍然不变；其次，自汉代后，道教基本就退出了对政治的干预，或者说道教它选择政治生涯的同时就没有注重发展与政治相结合，只为统治集团提供了管理思想。这也是道教教义尽管得不到封建统治集团的青睐，但不致于遭受灭顶之灾的原因。而每一位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总会在道教教义中寻找到自己的年号来表示自己的愿望，即使这些愿望怎么不急于事，他要寻得心安理得，表示自己是多么的安享太平。封建帝王自己称谓的年号除去国家不统一时期共有三百个左右，这些年号无不表示出对道家教义的熟悉，对天的敬意，就连蒙古族获得中原地区统治权、满族入关问鼎中原，他们也开始了年号地称谓。可惜，一代史匠——司马迁却不知道年号的称谓，在他的巨著——《史记》中居然没有一个地方用年号来计年的，就连他最熟悉的人——汉武帝刘彻的《孝武本纪》中也没有一处用年号计年，可见，司马迁也对年号是不认可的。而汉武帝本人是利用了道，却有抛弃了道，他用道教思想作为自己的工具，他就是比他的后来者聪明，用于斯，而不迷恋于斯。
在春秋时期，道家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很纯洁的，就像儒家思想在发展初期也没有什么对思想的禁锢。不过，道家是从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着手，而儒家是从教育学入手。它们开始对神的是对自然的无知和祖先的崇拜，说白了就是对祖先神的崇拜。无可厚非。
谁也说不清对祖先和祖先神的崇拜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负担？最实际的解释可能就是为了便于某一种权利和物质的继承和享用。寻找、成人、崇拜祖先神，可证明自己的血统纯正，可以不劳而获的得到实际利益，不要能力，不要智慧，不要在同等条件下的实力竞争，只要是那个祖宗的子孙，就可以垂手得到一切。对祖先和祖先神讲“忠”、“义”、“礼”、“致”，是一种短平快的取得实际利益的方法，何乐而不为？
言此，道家如果在汉武帝时期没有走进他的事业，过若干年，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加深，自然困惑逐渐消除，仅存就是祭祀祖先，就可以完全还道教一个清白。可是，事物发展的方向不是我们的这种想象，道教走向了被统治集团利用的道路，而且在这条路上只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为了让人们相信上天的存在，它只有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创造神，对上苍的迷惑只有从创造上天神开始。同时也就掀起了道家和儒家的造神运动。这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造神运动。
到了东汉，佛教从西方传入我国，封建君主对佛教的崇拜不亚于对道教思想的领会。但是，佛在初入我国时神也很少，这不符合封建君主的需求，为了达到封建帝王同志的需求，佛教也无奈地加入了造神运动。肯定，道教和儒教更不会甘于落后。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造神运动，起因其实就是道教与佛教的统治地位的争夺，儒教是不甘心与政治无缘。
往后；中国的造神运动又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进行，还有一次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推动下进行的．两次造神运动的目的不同，但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都是一样，那就是多得数也数不清的神．但是，通过这两次的造神运动，却把外来的文化与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彻底地融合了，即实现了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
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石窟文化带给我们的信息进行推断．在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中我们发现佛教神的单一，在整个石窟中仅有释加牟呢的像，与印度的佛教基本一致；而在莫高石窟中，由于它经历了东汉至前清的漫长历史，由于明代对嘉峪关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统治，明代的造神运动对它居然没有一点影响，很少出现明清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留影；龙门石窟却是典型的唐代造神运动的产物，且不说最大的佛像是仿武则天的尊容，就连很小的佛像都显示出唐代的臃肿与华贵；产生于明代后期的石窟，多的是西游记中人物，像陇南的水濂洞．同时，现存的大量寺院，佛得脚下总能找到这师徒四人的踪迹．而且，在莫高石窟中我们会发现，最早的石窟就连观音都是男神，还留着两嘬小胡子，稍后一点的就出现了女身，产于唐代的石窟，观音就变成了武则天．唐代的这位女皇，虽然准确评价她的功绩，可以说不亚于任何一位男人做的皇帝，但在造神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道家思想归于一处就是＂道之道，非常道；名之名，非常名＂．在道家思想产生的春秋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处在萌芽状态，在那个时候以什么求生存？以什么求生立命？几乎没有．靠法律？法律本来就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制约工具．但＂刑不上大夫＂，刑只能用来对付平民．靠民主吗？哪个社会从来不讲民主，统治者要你死，你就的死；要你活，你才能活；能然你活在世上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靠神灵天帝吗？不行．神灵天帝已经被＂正名＂和祖宗神了．说来说去，还是先向祖宗叩首．而且，道家在造神运动中产生的神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又没有什么架子，想用随手拿来，不用随脚踢开．如此而已，何乐而不为？
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这是作为文明古国的最起码的象征。其实，这样崇拜不是我国古代人特有的，应该是世界人民共享的，忘记祖宗本来就是忘记自己生存的根本。就连美国，这样一个以外来民族为主的国家里，对祖宗的崇拜一直延续着。所以，对祖宗的崇拜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是联系血脉的基础。道家的祖宗崇拜也是一样，是为了延续民族的根。但是，自汉武帝以后，道教对祖宗的崇拜超越了民族，它连接了一个文化，一种共同生活的根，为封建君主寻找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
道教追崇的神其实不是神，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它创造的玉皇大帝完全赋予了人的思想，它有喜怒哀乐，它更有家庭生活，不过他的家庭更像封建帝王的家庭生活，但有完全没有向封建帝王家庭一样。这是因为，道教在创造神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了普通人的生活，它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神更多地传递统治理论和思想，这样就能更加让普通人接受自己的神，它的理论才更加充分的体现民族情结。这与佛教、###教、天主教等教派的思想不谋而合，也与这些教派能与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不谋而合，也与教派思想的流传理论不谋而合——毕竟它们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但是，道教与其他教派比较，它崇拜的神比较滥，当然这是中国特色，不过希腊的神也比较多，而且希腊的神除去它们能上天入地外，也和道教的神一样，更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文明古国，创造神其实就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给道教一个很不错的台阶——道教存在神的问题并不是它自身的错，并不能代表道教因为有了神而便成唯心的教派，道教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理论的缔造者。这是因为，道教自始自终坚持发展研究事物发展规律为主的，哪怕有一段时间它走向了研究药黄学术，它毕竟是纯洁的，就是在药黄阶段她对世界物理、化学、药理、天文等学科的贡献也是巨大。
道教自汉代以后基本退出了对政治的参与，这不是谁对它施加了什么压力，更不是他的理论对政治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它的传统就是坚持唯物理论，是因为封建统治集团对它是有爱有恨，再加上此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河西走两于道教的合并（在河西走廊和尚即是道士，这个可能谁也不会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道教离开政坛后，可以说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王朝的政权，这个角度就是在造神运动中出现的神。神在我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神既是道教的产物，又不是道教的产物，这是因为神是统治需要得产物。但道教中的神却是任何人都无法说清的，道教崇拜的神到底有多少，我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三类：祖宗神（祖宗鬼或祖宗妖）、动物神（动物鬼或动物妖）、植物神（植物鬼或植物妖）。在道教中他们崇拜祖宗神，但是祖宗神与动物神、植物神是一样对待的，同时，鬼和妖只要需要就能变成神，这一点是任何教派到无法做到的，唯有道教这样认为。也就是说，在道教中人、动物、植物是平等的，都赋予了生命的神奇，都给与生命的尊重。
在我国，道教能做到与他教派的融合与交汇，在河西走廊道士就是和尚，祛神弄鬼全然就是一家人。当然，河西走廊的这种情形在其他地方是很难看到的，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风情决定的，是任何地方到无法做到的。前边我提到过，河西走廊应该是中国道教的圣地所在，但是，在三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河西走廊几度被中原王朝丢失，成为独立的封建地主阶级集团的领土。而，中国流传的佛教正是从河西走廊传入，佛教要融入中国的政治生涯，必然要学习道教，学习什么？学习神的融合是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