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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孔子是一个职业的教育人士，孔子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教育来挽留已经没落的周王朝统治，但是如果没有孟子的出现，我认为孔子的治国理论还是一团乱麻，无头无序。可是，在宋代以前孟子其实是很难走进儒家学说的中心位置的，毕竟孟子主张的“民重君轻”思想和“君命天授”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种中心理念，孟子与孔子还是生活在两个年代的人，即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无法到现在发展的速度，但与春秋时期相比肯定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矛盾也有了很多的变化，主要就体现在地主集团更加强大，奴隶主集团越来越少，所以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会日趋显露。但是，宗教的力量就更加显示出他的活力，尤其是按照地主阶级重新洗牌后的宗祠力量的强大，就成为决定社会的主导力量。对儒家思想进行必要的修订，尤其是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修订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我们敢怀疑《论语》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可以。虽然，《论语》真实地再现了孔夫子在那个年代进行讲学的情景，而且有根有据地表明许多孔子的看法与智慧，但是，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去世后，《论语》传到汉代已经有三种版本，他们是《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而且内容是他的弟子根据自己的记忆或传说编录而成，这样的一本书能全面反映孔子的思想吗？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则，甲对乙说自己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乙就把甲的话这样传给丙：“甲不小心划破了手指，血流如注。”而到丁知道此话时已经变成甲不小心砍掉自己的手臂，等到戊听到丁对甲发生的事时，已经变成甲不小心砍掉手臂，并且死亡。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就完成了。然而，甲依然活着，当他听到自己死亡的消息，可能已经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了让自己的宗师成为“圣人”，我个人的看法是完全有可能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凭自己的想象和塑造能力创造一个完美的人，毕竟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太想进入政治的中心了，而孔子完美的形象是他们进入政治中心的前提。孔子以历史为根本创造的教育系统也是统治阶级希望看到的内容，考据和注解孔子编著的经典也是他们能步入上层社会的根本。
既然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没有他的理论进行试验的场地（主要是社会条件不允许，阶级矛盾与他的看法有出入），那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不会由于他的理论相适应的社会条件。答案是肯定的。战国末期，各路诸侯最想实现的是尽快摆脱其他诸侯国家对自己的威胁，孔子的教育治国的理论是长治久安之计，却不是在诸侯对立中战胜对手的根本方法，那么社会基本稳定后，社会矛盾已经不是以夺取政权为主的时候，贵族基本是由一个或多个联盟组成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利用“君权天授”或“代天牧民”的思想却不失是一个好办法，甚至也可接受能迷惑受统治阶级的“君轻民重”思想，因为儒家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万民臣服的社会秩序，而这恰恰就是奴隶主贵族彻底失去统治地位之后的统治阶级最想要的东西。
秦孝王不会用儒家思想，因为当时孟子还没有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融汇到儒家理论体系之中（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356年，此时的孟子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他可不希望整天耳边有一个嗡嗡的苍蝇来评论朝政；秦王嬴政不用儒家思想，因为赢政要的统一四海的国家，要的民富军强的国家，而且秦国的兴起的根源来自法家思想，并且在奴隶主贵族还没有彻底消除之前他还得要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加上落在这位千古一帝身上的重担是经济、文字、宗教的统一（包括度量衡的统一），他没有强硬的军事力量来保证，没落的各国诸侯贵族还是有能力来推翻他的统治的。（更加据体的原因详见绌著《殉道十五年》）
刘邦灭了秦王朝后也没有立即采用儒家思想，那是因为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当时的社会矛盾还处在于秦国统治时期差不多的状况下，毕竟秦王朝的统治仅仅十五年，还没有机会把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强大实力消除，并且在他执政的十二年里，他还忙于镇压统治阶级内部造反，强大的军队是完成这些事情的基础，也就是这个原因才有了吕雉的朝野势力。汉文帝刘恒是一个统治阶级民主选择的皇权继承人，他也不可能也不会激起社会变动的，选择无为而治是势在必然；汉景帝刘启生活在爱好黄老之说的窦太后的阴影下，也是不会改变父亲的政治政策的。而恰恰就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三十九年的无为而治的历史缓和时期，新兴的封建势力彻底打倒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为汉武帝刘彻创造了一个展示身手的机会。“文景之治”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而且创造了一个封建贵族强盛起来的时期，它体现的不仅仅是与民休息，而且孕育了一个社会变革。就在刘邦建立汉王朝66年后，我们的汉武帝刘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赵绾、王缰的建议下，汉武帝进行了一次虽然是不成功的改革，但树立皇家权威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信念已经根深在刘彻的心中。为了进一步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他在维护皇家尊严上依然采用秦王朝的法家思想，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上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第一次进入统治阶级的视野，在我国历史上开始了“士”途之路。
虽然，汉武帝开始了开科考试的仕途之路，但他并没有废除百家，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其他学说并非像儒家学士而言的无用，这样又给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走不进皇家殿堂的其他学说还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国家统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学理论在这时就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魂魄，他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产生活，也成了我们识别其他民族的重要表现和标志。
经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后，儒家思想在统治阶级的充分利用下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统治理论，尤其是在唐代中期的武则天时期，形成了系统的开科取士制度，让地处底层的劳动人民看到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政治地位，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样肯定就会出现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宗教，以宗室制度维持皇家统治，宋代就在这时粉墨登场了。
宋代我们都知道马背上的皇位的故事，陈桥兵变让一位没有任何战功、仅凭能喝酒会说顺心话的人当上皇帝，那么，另一个和赵匡义有相同嗜好的人也能坐上皇位，赵普的那半部论语就显得格外重要。北宋的皇帝其实只是一个拥有半个天下的皇帝，但北宋的国力根本无法与其他边塞国家进行抗衡的，他也就无法实现统一的梦想，而且它也不愿意去统一。虽然，此时的中原手工业已经高度发展，并且已经出现比较强大的手工业作坊主，但这种从事原始手工业的作坊主没有新的市场和动力，他们也没有想到要做强做大自己的产业，他们的目光还是落在利用工业积累的原始资本购买土地，心甘情愿的作一名富甲一方的地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除了无产阶级，哪个阶级都不愿作彻底的革命者。可惜，在宋代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被雇佣的手工业从业者太少了，尤其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虽然他们为了获取更高的财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也是良莠不齐，断断续续。但，自秦汉实现的国家民族统一却根深蒂固的刻入统治阶级的理想，不会在国家实现统一前就急于实行儒教统治，马背上夺天下也就成为中国的特点。
历史告诉后来的统治者：“民为水，君为舟；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显然，仅仅凭借孔子的一套理论来进行统治还是不够的，孟子进入儒家思想的理论也就成了必然。儒家思想终于在宋代开始变成儒教，与国家统治结合起来，变成束缚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巨大铁索，怎样解也解不开。读书—功名—做官—财富，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真谛，“书中自由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就成为一条不言而喻的坦途，也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子弟争相进入的独木桥，尤其在明代、清代更是变本加厉，为了让自己的富贵长久，在袁世凯手中产生了“厚黑学”理论，“厚黑学”其实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伸而已，不过说辞太直白。成功与否，儒家的徒子徒孙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吴敬渠的《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是儒家创造的一个完美形象代表，可以说就在“文素臣”身上他们还在延续儒家思想的力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让我们看到了儒家继承人的更真实的一面。
今天，我们看《论语》也罢，看孔子的其他著作也罢，我认为都要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今天大肆宣传《论语》和孔子的道理，我认为还是有人想利用孔子的儒家思想来进行维持统治，创造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奴役劳动人民。历史是可以借鉴的，但绝对是不能照搬的，还是毛泽东的那个目光，毒害劳动人民的东西我们绝对要反对，但没必要把它赶尽杀绝。无论是孔子的全本《论语》，还是赵普手中的半部《论语》，即使是涩泽容一学习来的《论语》，我们要看清我们要走的路，不要受别人诱惑。我们国家肯定要兴起，但到底需要那种思想、那种意识，中华民族创造了这样丰富的思想，儒家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让我们深受其害的一种，我们为什么要用儒家思想给个别人做一件华丽的嫁衣裳。 。。
从远古传说中散发的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来自一个遥远的传说，我们中国来自盘古开天辟地。“盘古”何人？中华文字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在古文中“盘”从“皿”，是人们日常盛东西器具，在古代人们生产技术极度不发达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的思维，器具首先用于祷告祭祖，我可以肯定的说：“盘古来源于古代人的祭祖行为，盘古肯定是古代人在祭祖行为中创造的祖先”。而且盘古的行为更好的说明这一点，“盘古用手托起天，用脚把地踩下去，混浊的天地才分开。”
盘古、女娲、共工作为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的行为更好的体现人们对祖先奋斗精神的肯定，但更加具有人性的特点。共工撞倒不周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可预测灾难，而女娲采天山的七彩石来补天更能显示出对人类始祖的敬重。其实，共工与女娲之间的传说是诺亚方舟的又一个版本，但共工与女娲却更加显示出人性的特点，充分说明母性的伟大。这于马克思的社会分阶段学说不谋而合。在原始人类生存的环境中，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来自外界的侵扰常常严重威胁人类安全，女性在此时现出的超越男性得生存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是维系人类延续的的根本，再加上有力量的男性在原始人中间从事的是狩猎和防护外来部落的侵扰，其寿命肯定不常，另外在出生之初夭折的本来就多，男性就显得更加难以维持部落的血脉，女娲成为人类始祖就是顺理成章。
在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女娲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西王母，但道教出现的年代毕竟要比古代的传说迟得多，而且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一样，仅仅因为元代的祝英台在埋葬时挖出了晋代梁山伯的骨骸，就能在我们中国人的想象力中成为千古唱绝的梁祝传奇，更何况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道教教义中。其实，这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意识还是不谋而合。佛教不是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华大地吗？但我们中国人就会把在佛教教义中出现最多的观音菩萨从留有小胡须的男性转变为人人敬仰的女性，而且在日常祷告中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观音菩萨，而不是在佛教教义中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这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独创，我想撒度王子一旦得知他在中华大地上的遭遇肯定会吐血身亡，毕竟撒度王子想要的是对自己金身的肯定，对自己在印度国内不公平的王室继承制度不满，谁知在思想和创造能力超强的中国人中间更本不买你撒度王子的帐，中华民族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你创造的佛教的。这儿，或许有很多人不满我的这种说法，不认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是以女性高贵为其核心的。
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道教中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