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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正在与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就其经营方式展开讨论这一事实，巴奇的行为已构成丑闻，至少对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来说是这样。巴奇法官对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出了令其满意的解释。但即使按照最宽容的解释，巴奇在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职务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他上任才6个月的时候，接受高薪业界职务的草率行为，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树立了最糟糕、最打击士气的榜样。可以预见，他们效仿了这一榜样。到5月，对如此多出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辞职，巴奇法官开始表现出惊恐和疑惑。
到1969年秋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才储备和士气都达到最低点。尼克松任命的两名新委员，一个纽约州北部来的会计师和一个保守的毫无证券业背景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加强了放任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的对股票经纪收费的听证会仍然悬而未决。巴奇法官欢欣鼓舞地向华尔街保证，它将进入“自我监管”，从他的办公室不会发出对它的干预。一名醒悟过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员工发出听天由命的保守评论：“监管正在放缓。”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并未放缓。从证券登记、颁布新法规而不是实施现有法规的意义上讲，证券交易委员会比以前更繁忙了，新的股票和证券登记申请滚滚而来—7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有1 000项申请，金额达到120亿美元—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办理申请的商人们需要领取号码来确定顺序，就像拥挤的肉铺门前的消费者。与其他登记机构一样，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前来登记新发行证券的公司收取费用。收费的目的是弥补员工成本，并为委员会的执法、监管和计划等其他活动提供资金。196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收费颇丰，而支出颇低。于是，本应该由于其对华尔街的监管工作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报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这一年年终，自己的盈亏线却显示—盈利。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1）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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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20年代的相似性来讲，1970年年初与1929年春末非常相似。这两个时期，全美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甚至全面萧条的迹象，共和党都刚刚步履蹒跚地执政一年左右，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政治客户—商业界。这两个时期，二流股票都出现了陡然下跌—一种隐性崩盘，因为流行的股票指数无法使之显现出来。这两个时期，投机情绪都继续高涨，银根却出现历史性的紧缩；这两个时期，政府一方面试图压制投机和通货膨胀，一方面试图带领经济走出衰退，联邦储备委员会都疯狂地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却收效甚微。
但至少二者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1929年，股票市场空前绝后地成为全国性狂热，随着它的瓦解，人们对它的兴趣反而上升；而在1970年，投资者的情绪却是一种宿命的情绪，华尔街在遭受股票价格下跌的同时，还遭受了交易量的下跌。
道琼斯指数年初为800点左右，比1969年年初下降了大约15％。整个1月，市场都在缓慢而无情地下跌，到29日，道琼斯指数降至768点，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2月和3月，出现微弱反弹，但交易量仍然很低。以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例，交易量日复一日地创下本年最低纪录，尤其是3月纽约市邮递员罢工期间。终于适应了1968年和1969年每天数百万股交易量的经纪公司，由于成本高昂，现在需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到1 200万股才能赚取足以弥补成本的佣金。现在他们正在快速亏损，到4月的第一周，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得不同意对所有1 000股以下的交易征收15美元的附加佣金。有的人，比如汉斯·瑞尼西（Hans Reinisch），一个自诩为证券业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① 的年轻人，认为在大机构投资者近来被允许支付较低佣金的情况下，为了无法盈利的经纪公司这样惩罚小投资者，既荒谬又不公平。但必须迅速采取某种措施，而这就是华尔街领导层和尼克松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应该做的。
几乎就在同时，股价下跌的速度突然加快。4月22日，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股票出现突然而神秘的崩盘，罗斯·佩罗遭受历史性的损失。两天后，道琼斯指数缩水至750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中大约1/4都跌至全年最低点。到4月27日，道琼斯指数跌至735点，经济分析家艾略特·简维（有人称他为“灾难简维”，因为他是华尔街最热衷于预测灾难的人）认为，它必然会跌至700点以下，甚至大幅低于这一水平。28日，道琼斯指数落至724点，尼克松总统试图力挽狂澜，他说，假如他有闲钱，他会立即购买股票。
（请注意：1929年10月25日，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胡佛总统说：“全国经济基础……仍然坚实，并且前景良好。”胡佛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有钱投资于股票，但5天之后，也即股市出现进一步灾难性下滑之后，老约翰·D·洛克菲勒说：“我和我的儿子几天来一直在购买基本情况良好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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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970年的主席，注定要成为华尔街毁灭性动荡中的关键人物。他就是伯纳德·J·拉斯克，他一直被叫做班尼，是个高个子，外表像运动员，59岁，有一种正规军高级军官敏感而半疏离的奇怪领导气质。从性格和背景来讲，他与他1929年的同任，人们忌讳提起的理查德·惠特尼，形成鲜明的对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比。惠特尼的出身对这个国家来说高贵得无可挑剔—17世纪马萨诸塞州定居者的后代，父亲是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叔叔曾经是摩根的合伙人，毕业于格罗顿和哈佛，岳父是联合俱乐部总裁；而拉斯克的父亲是海狸街一名海绵和海羚羊的犹太进口商，那是一个蜷缩在高贵的华尔街的影子下的一个古老而破旧的商业区。惠特尼毋庸置疑的领导能力来自他对于他认为比他低等的人们的傲慢和轻蔑；而拉斯克非常平易近人，他的领导能力来自一个雄心勃勃而心胸广阔的商人无可比拟的执著，当然，惠特尼会称之为“顽固”。最后，拥有出众外表和美国圣公会教徒气质的惠特尼最终被曝是一个惯盗，而举止直率的拉斯克则绝对是一个有坚定的责任感和正直的职业操守的人。
拉斯克1910年出生于纽约市，在西区大道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上过私立走读学校。老拉斯克在儿子14岁时去世，海绵生意几年后就被杜邦的人造海绵摧毁，家里再没有钱供拉斯克上大学。于是，17岁时，他在华尔街当了赫施欣龆荆℉irsch，Lilienthal and pany）的一名送信员。他按部就班地往上爬—买卖部、订单室、客户经理、分公司副经理—193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最终，他成为拉斯克兴雇ㄐ斯特恩公司（Lasker，Stone and Stern）的合伙人，后来成为高级合伙人。这是家专业公司，成员几乎都从事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业务，从事套利、股票经纪和场内交易，从不直接与公众做交易。按照事情的自然进展，拉斯克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管理层：1965年进入管理委员会，1967年成为副主席，1969年春天当选为主席，接替古斯塔夫·利维。拉斯克毫不掩饰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以及自己在这个权威机构中的职位的热爱，全心全意地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中心。他立即投入到没有酬劳的主席职务当中，在履行志愿职责的同时，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司事务（实际上，惠特尼也曾如此）。但他上任之时，并不清楚这些职责会有多么繁重，它们所要求的精力和能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具备，也不知道它们会如何依赖于他与理查德·M·尼克松的长期私人友谊。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2）
与许多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人一样，直率的班尼·拉斯克是一个好战的保守派，总是热切地赞美慷慨培育了他的自由企业制度，每当有人批评它时，他总是立即跳起来反击或者进行耐心的解释。实际上，人们很容易把他看做本能上甚至信仰上的共和党人。如果遇见一个共和党人，拉斯克会自动把他当成朋友；相反，如果发现他本能喜欢的某个人不是共和党人，他会觉得很奇怪。有时，这种原始的信仰形式会导致失望。比如，1965年，拉斯克（虽然心怀疑虑）曾担任纽约市共和党市长候选人约翰·林赛的财务主席，但竞选胜利几个月后，当林赛市长决定增加华尔街的证券交易税时，拉斯克对林赛的好感顿时消失殆尽。总体而言，他对共和党及其成员的信仰似乎对他大有好处。在他与尼克松的关系当中，则绝对如此。他最初是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出资人与尼克松建立了联系。第二年，当这位失利的候选人造访纽约时，他拜访了拉斯克，感谢他在竞选中的努力，并提议从未碰面的他们现在见一面。两人在广场饭店见面，一见如故。尼克松从未去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于是拉斯克带他去了。前总统候选人对眼前的景象非常着迷，于是留下来吃了一顿很长的午饭。然后，当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利，跌至政治生涯的最低谷，并暂时放弃政治，来到纽约从事法律工作时，拉斯克夫妇或多或少地照顾了这位新来纽约的人：他们帮助尼克松一家找到了一处公寓，拉斯克夫人则帮助尼克松夫人找到了一个裁缝，两家人还经常一起吃饭。然而，拉斯克1964年才在无意之中让未来的总统欠下他最大的人情。尼克松后来说，正是拉斯克说服他放弃在那个民主党大行其道的年份再次竞选总统，才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
于是，当拉斯克196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时，交易所在政府拥有了一位朋友，这从总统为拉斯克的当选发来的电报可以看出来，拉斯克后来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亲爱的班尼，我昨天已经说过，我非常高兴你当选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领导人。你的领导能力和品质使你成为此时当选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我和帕特都祝贺你，并向你致以热切的问候。理查德·尼克松。”同时，他对共和党的信仰开始出现新的异常。拉斯克无法回避在管理工作中最亲密合作的人，交易所的带薪总裁罗伯特·哈克，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一个性格与拉斯克大相径庭的人。另一方面，和蔼可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巴奇法官是共和党人，因此也是拉斯克感到亲近的人，据说这种亲近与证券交易委员会1970年4月同意那15美元的附加佣金大有关系。于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没有与他逻辑上的朋友，交易所的行政长官，保持良好的关系，反而与他逻辑上的敌人，执华尔街牛耳的监管机构的领导人，发展了异常良好的关系。使事情进一步复杂从而达到完全讽刺地步的是，哈克与巴奇合不来，原因非常奇怪，那就是这位华尔街人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太右了，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认为华尔街人太左了。
人们很难想象，假如拉斯克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而华盛顿政府是民主党政府，在1970年大危机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与政府的关系将会怎样。事实证明，尼克松是对的。从华尔街的角度看，拉斯克确实是此时此刻的不二人选，因为他获得了总统的欣赏和信任，总统在电报中向主席表达的信任将不证自明。4月29日，美军入侵柬埔寨，这一天股票价格继续下跌。拉斯克开始动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在拉斯克的建议和尼克松的准许下，他和一批华尔街其他领导人在白宫会见了一些顶级政府官员，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双方相互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美林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后来说：“会议的基调令人沮丧。”不过，它开通了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在未来的几周将发挥关键作用。
5月初，华尔街的情况进一步恶化。5月3日，曾经专门撰书研究1929年大崩盘的加尔布雷思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与1929年的一系列惊人相似之处：过度投机，控股公司过度负债，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