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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国性灾难。7月初，道琼斯指数开始了长期稳定的上涨，并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终突破84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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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比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变和人们对事件演变的态度，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客观数据。从1929年9月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从1968年12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5月的最低点，该指数从985点跌至631点，跌幅约36％。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与1929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光看这个标准是不够的。道琼斯指数准确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场，那时，不论是油漆匠还是办公室女孩都大笔买进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车和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但很遗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场，因为人们大笔买进的是控制数据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个名叫马克斯·夏皮罗（Max Shapiro）的金融分析师在1971年1月的《邓氏评论》（Dun誷 Review）上撰文，试图构造一个更适应新形势的市场标准。作为代表老时代的道琼斯指数的现代版，夏皮罗列出了一份20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单—10只最大的联合企业股票，包括利顿、海湾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计算机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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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5）
里欣嫉拢？0只技术股票，包括宝丽来、施乐和仙童照相。夏皮罗发现，1969~1970年之间，其中10只联合企业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6％，10只计算机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0％，10只技术股票的平均跌幅是77％。全部30只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1％。即使刨去夏皮罗事后诸葛亮才能选对股票的事实，他的分析仍然有力地显示，以新手投资者最有可能大笔投资的股票的表现来衡量，1969~1970年的大崩盘完全可以与1929年相提并论
并且，按照受影响的人数和他们的总损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盘比1929~1932年严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万美国人拥有股票；1970年，按照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骄傲统计，美国有3 100万股民。至于股民的总损失，1929年9~11月，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丧失了大约30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则损失了数十亿美元；1969~1970年的这一损失，包括在最大两家交易所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总共超过3 000亿美元，是前一个数字的10倍。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共同基金为了获得短期业绩虚增未登记的存信股票的价值酿成的苦果。不过，后一次大崩盘造成的人性和社会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实。这时的美国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场失败者能够更好地消化他们的损失，而且此时更富智慧和责任感的国家监管也保护了投资者，使他们免受轻信和贪婪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惩罚。1929年，政府对借钱购买股票没有任何限制，人们可以随意以10％或20％的保证金把积蓄投入股票，从而面临市场下跌10％~20％就赔个精光的自杀性风险。美联储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高达80％）使得投资者，除少数人发现了极端高明的规避方法外，必须提供相对于他们的风险而言充足得多的现金，这正是防止1929年大规模个人悲剧重复上演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资者很难彻底赔光。实际的结果只不过是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生活出现困苦，而不是遭遇灾难。如果说人们在1970年只会听说股票投资者生活困难，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杀的话，大部分功劳都归于罗斯福新政的一项关键改革性法规，《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它（以及许多别的因素）赋予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理股票市场信贷的权利。在老式自由主义遭到辱骂和耻笑的同时，虽然不为人注意或欣赏，仍然存在的大量老式自由主义卑微却显著地证明，40年来，美国毕竟获得了一些教训。
当然，与其说是由于更加英明的政府政策，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工业力量的强大，与1929年不同，1970年的大崩盘之后没有发生灾难性的萧条。不过，也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萧条。1932年，曾有高达1/4的全美劳工失业，而在1971年最糟糕的日子里，失业率也只是刚刚超过6％。但这已足够糟糕了，尤其是（与1932年不同）大部分失业集中于大城市的黑人区。而在这些区域，失业率有时确实超过了25％。总统1970年的经济报告含糊其辞：它提到“放缓”、“产出减少”、“很多方面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表现，却只字不提“衰退”，更不要说“萧条”。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试图将形势粉饰得光明一些时竟然使用了“增长衰退”这个自曝其短的词。
但对外行人士来说，1970年处处明白显示着衰退的迹象。10月，劳工统计局报告说，全国劳工失业率为，年龄不到20岁的城市男性黑人失业率为。同时，衰退开始向经济阶梯的上层蔓延。经济衰退的潮水从未打湿过富人的衣裳，更不要说把他们浸透—公司老总们凭借天文数字的薪水过得好好的，银行则由于持续紧缩的银根飞黄腾达—但在1970年的秋天，经济衰退的潮水吞没了中产阶级。一名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的组织者曾对撰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编年史的作家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说：“一个在家附近的银行兑现半月一张的薪水支票的人，前几年拿出的支票都是每张300~400美元，现在他只能拿回家150~170美元。”一名22岁的年轻人则这样描述年轻人反传统文化年代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大部分留着长发的人都不得不为狗一样低贱的工资工作。没多少地方能雇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你知道，每小时美元。就像黑人一样。”
10月，航空公司由于预计全年总损失至少为1亿美元，削减了奢侈服务：用三明治取代牛排，用纸巾取代毛巾，减少空中电影，不再供应昂贵的澳大利亚坚果制成的小吃。同月，劳工部确定了35个有“严重或持续”失业问题的主要劳工区；优化商务局理事会（Council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s）估计当前有40万名失业的管理人员；大公司开始大幅削减管理人员和白领员工的工资。例如，马萨诸塞诺顿公司（Norton pany of Massachusetts）削减了5 000名经理和白领员工15％的薪水，这意味着，一名年薪万美元的员工每周少领取72美元。到11月，在纽约显而易见的是，申请福利救济的非波多黎各白人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增加得更快。在纽约州就业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士就业中心，要求领取失业救济的专业和管理人士在一年内增加了100％还多。人们开始听说股票经纪商开出租车，艺术总监从事版面设计，会计师接受锐减的工资并有生以来第一次支付中介费。这年冬天的曼哈顿，供出租的豪华轿车供过于求；许多歌剧赞助商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几乎每场大都会歌剧院演出都有空座的情况；许多以前光顾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① 的消费者现在选择光顾Klein’s或Alexander’s，许多原来的出租车乘客现在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12月，大学里的就业指导员开始向毕业生告知职位的大幅减少，并警告他们对第一份工作挑挑拣拣的日子结束了。大部分大工业公司开始大幅减少校园招聘，有的削减幅度达到一半。高学历就业市场变成小型灾区，新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找到工作的比率只有前一年的一半。习惯于看着有钱的家长们为子女的就读发愁的城市私立学校，突然间互相展开竞争，争夺稀少的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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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6）
诸如此类。没有出现排队领取面包的情况，但人们现在吃的是面包，而不是蛋糕，苹果而不是火焰冰山。而忧虑的政客们对不断恶化的形势的反应则更加讽刺地重演了历史。1970年即将结束，国民生产总值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全国工业只实现了生产能力的3/4，经国会同意，总统开始运用赫伯特·胡佛的应急点滴投资理论，试图通过国家向商界的转移支付，保住旧有工作职位，并创造新的职位。到年底，国会已经投票通过了赋予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试图以经济援助使该公司免于破产，从而保住6万名员工的工作；破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即将获得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使它的火车能够继续运行，它的员工能够继续工作；一家新的政府公司美国铁路（Amtrak）正在组建，它将经营全美所有的城际铁路；政府的造船部门也将迅速扩大。一切都很像胡佛的著名商业救济之举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的再现，不同在于复兴金融公司与请求帮助者之间展开了比现在的尼克松政府更为艰难的讨价还价。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两个时期新的相似之处不断出现。1971年，尼克松不断否定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计划，就像胡佛1930年和1931年所做的那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疲软。当美国1933年4月18日最终被迫放弃美元兑黄金的承诺时，离1929年股市崩盘正好过去了三年半。这一次，政治需要战胜国家荣誉的一幕降临得更快。当1933年美元失去与黄金的兑换能力的旧事于1971年8月重现时，距离1970年大崩盘只有一年。
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似乎变成了不断重复的噩梦，而美国就是不能从中醒来。但对华尔街来说，这一次噩梦有了新的内容。1970年下半年，华尔街，与其不幸的投资者不同，表现出陷入不可逆转的破产迹象，美国证券市场即将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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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沸腾的岁月（1）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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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沸腾岁月的墓志铭：
1970年10月中旬，格莱姆克公司管理层中止其濒临崩溃的离岸基金的赎回和销售的前一周，皮埃尔·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伦敦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亲切地对一名记者说：“离岸业务是一只死鸭。” 于是，曾经38美元一股的格莱姆克公司股票以美元就能买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尔德（更准确地说，曾经的伯尼·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一大笔优先股在日内瓦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转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间，28家最大对冲基金的资产下降了70％，合亿美元。（理论上讲，在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对冲基金的组合能够帮助它从市场崩盘中幸存，或许还能从###利。但只是理论上。组合不是天才，即使对高高在上的对冲基金来说，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涨的市场。实际上，它们的经理与其他人一样被沸腾的情绪左右，干脆忘记了及时对冲风险。他们中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碰到极佳的运气，或者说做出了极佳的判断，在1970年5月27日市场转向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卖空，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一家1971年倒闭的对冲基金的严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板劳伦斯·蒂施、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 and pany）的合伙人利昂·利维（Leon Levy）、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 Seven Arts）前老板艾略特·海曼（Eliot Hyman）以及唐纳森、卢弗金和简莱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卢弗金（Dan Lufkin）。愚蠢的投资者可以在一起落马的最聪明的投资者，或者说前投资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发表了沃顿商学院教师欧文·弗兰德（Irwin Friend）、吉恩·克罗基特（Jean Crockett）和马歇尔·布鲁姆（Marshall Blume）撰写的关于共同基金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权或非加权投资带来的收益率，高于共同基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