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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从“鸡鸣狗盗”说起（2）
——偷窃现象日益严重。子产相郑，孔丘相鲁，都把打击小偷作为体现政绩的重要标准。韩非引用过的一个故事，曾多次在史籍里出现：“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暮而果大亡其财。”甚而有人为儿子取名“窃”，让庄周对如此世风日下大为感叹。
——赌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专业性的赌头和博徒公然活跃于市上。魏国因聚赌发生流氓斗殴，由此促成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明惩“博戏”的法令。
——斗殴乃至打群架的风气到处蔓延，各种诡诈局骗的行为相继出现。赵国中山地区频繁发生“淫乱余民”用女色“弹弦，游媚富贵”的“美人局”。再从《庄子·徐无鬼》里记载的子綦的儿子名叫的在燕齐间的勾当来揣测，拐卖人口的罪恶，似乎也已经流行了起来。
综览整个东周时期流氓群体的发展动向，最富有时代特征的，大概要数列国权贵对他们的招徕、收容和利用。特别是到了春秋之末和战国时代，这一特征的表现益加鲜明。北宋苏轼在《游士失职之祸》一文中描述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便是这一史实的概括。这些“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基本上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流氓，以及同流氓有密切联系的所谓游侠。而在率先为“鸡鸣狗盗”扬名的孟尝君门下，流氓更占有大半。《史记》述其初封薛邑时，便广招无籍游民、逃囚和现行罪犯，并实行贵贱等一的膳宿制度。声名传开后，同侪竟奔其门。直到司马迁为替他立传而去薛邑搜集材料时，还发现“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求教于当地父老，原来这正是孟尝君留下的“遗产”：“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收罗“奸人”不仅使孟尝君浪得“好士”虚名，还有实际作用，前述鸡鸣狗盗逃出秦国只是偷儿伎俩表演。他路过赵国时，听说赵人嘲笑自己个头矮小，竟率领大家“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这就是典型的泼皮凶徒大亮相了。
和孟尝君齐名并以“好士”知名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等人的情况，也大抵同鸡鸣狗盗复合。如信陵君就网罗了不少像毛公这样的赌棍。在著名的“窃符”事件中，他所以能得到魏王宠姬如姬的帮助，也是因为他曾指使门下凶徒替如姬杀过仇人。试问这些人何以有如此高涨的招揽流氓的热情呢？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应该从秦国兼并六国的历史实践中来探寻：那就是不择手段地培植私家势力，内足以同君主分庭抗礼，外图与强秦作负隅一搏。比方燕太子丹从市井中物色出一个嫖赌俱全的荆轲来充当刺杀秦王的凶手，可为后者之证。反过来看，众多“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因列国权贵的利用，在成为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和破坏力量的同时，又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流氓群体的寄生性和依附性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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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杀手横行的岁月（1）
接受秦法苛严、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继秦而兴的汉朝以“禁网疏阔”著称。又由于战胜集团中许多居高位者原先就是流氓身份，故庙堂与江湖的各种联系可谓千丝万缕。如项羽集团的季布、钟离昧等人，过去都是“任侠”分子，战败逃亡后，或有韩信提供庇护，或有夏侯婴为之说情。隐伏闾巷的濮阳周氏、鲁国朱家等“大亨”，甚至胆敢冒犯皇帝“罪及三族”的警告，按黑道规矩行事，帮助这些人东躲西藏。最后刘邦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无法一朝根绝，改用安抚政策。汉惠帝时，齐相曹参去中央接替相位，临行前特地交代接任者：“千万别去骚扰自由市场。这是最混杂的地方，坏人也可以在里面藏身过日子。你如果去整顿，他们就没法藏身了，只好铤而走险。”萧何、曹参、王陵、陈平，汉初诸相都实行“黄老”主义，这在历史上确是少见的。这种政策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积极面，但也有容奸受恶的副作用。到汉武帝登基前后，汉代的流氓之患终于发展到对封建统治秩序构成严重危害的程度。职业性复仇集团和杀手的大量出现，就是当时流氓群体极尽顽嚣的一个突出征象，尽管几度遭致沉重打击，终究历经400年而不衰，引起众多史家的注意。
两汉时期大批流氓卷入械斗仇杀活动。“事故多发地段”主要在关中和南阳、河内、颍川地区。这同从秦始皇到西汉历代皇帝相继推行把各地豪强、“不轨之民”迁往这些地区的强徙政策有密切关系。关中地区尤以长安为著，《汉书·尹赏传》描绘概貌，称长安奸猾浸多，市井恶少受赇报仇，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汉成帝时期，著名的职业杀手集团头子章、张回、赵君都、贾子光等人，都以长安为巢穴。南阳、河内、颍川等地，也出过不少同类大亨，如洛阳的剧孟，轵县的郭解，阳翟的薛况，郏县的韩儒，梁郡的韩毋辟等，皆为一方豪霸，豢养着一大帮凶徒恶少，或受人请托复仇，或以小忿杀人。
尤其典型的，是西汉末期的原涉，其祖父是阳翟的“豪桀”，于汉武帝时被强制迁徙到长安茂陵。一家人换个地方，仍不安分，他的叔父因此被人杀害，他本人也以“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见称。常因小忿杀人，“触死者甚多”。此后声名渐播，众多无赖凶徒都来投靠，遂成为关中最著名的职业杀手帮伙头领。人称“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有人说了句“原涉乃奸人之雄”，隔宵便掉了脑袋。甚至其好友祁太伯的同母异父兄弟王游公在背后说了几句对他不利的话，也难逃厄运，被他儿子原初率领二十乘党羽闯上门来，连王游公父亲的首级也一并割走。还有这样一件事，足以暴露原涉既无赖又凶残的嘴脸：有一回，他的爪牙替他去市上买肉，仗势欺人，和屠夫争吵起来，拔出刀来便将人杀了，旋逃往他家躲避。这一回，被代理茂陵令尹公抓住了证据，便派人围住原家追凶。为逃避惩罚，原涉请出不少人求情，最后不惜“肉袒自缚，箭贯耳”，跪在茂陵县署前谢罪。此事被原涉引为奇耻大辱。到汉末天下大乱时，有卫戍京师之责的将军申屠建异想天开，欲借重这个恶霸的势力，特派专车接他去府上商议。当时尹公已任将军主簿，主动向其示好，建议把过去的恩恩怨怨全忘掉。原涉则认为时机已到，竟马上唆使徒党杀了尹公。申屠建查明真相后大忿，原涉则还想操自缚谢罪的故伎逃避惩罚。孰料申屠建怕当尹公第二，待他前来自首时，立刻下令处死，首级悬在长安市中示众。至此，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杀手集团巨枭，总算成为西汉的殉葬。
两汉：杀手横行的岁月（2）
东汉的仇杀风气益盛，流氓帮伙依然是为祸主体，唯雇佣性质更强烈，只要有人出钱，就不惜冒险去干。王符在《潜夫论》里说洛阳城里有专门包揽这种生意的“会任之家”，由豪猾主持。“顾客”托“会任之家”斩一颗仇家的脑袋，付钱十万。但“经办”的刺客则只得钱数千。看来流氓团伙中，亦有剥削关系存在。有个原籍酒泉的杨阿若，操此行当出了名气，“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注引《魏略》）反过来，那些担心为仇家遣人杀害的，也雇用这帮人自卫。名震东汉朝野的“苏不韦复仇案”就是实例：苏、李结怨，李蒿杀苏不韦父亲，苏不韦乃散尽家财，雇用杀手，邀李蒿带人来决一雌雄。李不敢，但也花钱雇了一批壮士自卫。苏竟掘地道至李卧室下，出而杀其老婆和孩子，又掘其祖坟，致李“愤恚感伤，发病呕血死”。像这种“人相杀伤，私结怨仇”的后果，往往是当事人“灭户殄业”，可杀手们却因此捧住了饭碗。
隋唐：长安城多市井流氓
隋朝的历史相当短暂，但一个封建经济和文化即将出现空前富庶繁荣的新时期却由它掀开第一页。同样，走出两晋南北朝衰微期的流氓群体也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普遍的复苏，又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走向兴盛。囿于篇幅，这里只能展示几个长安市上跳梁图的片断。
相传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初进长安时，曾去拜访过名士顾况，顾况告诉他长安的米价很贵，寄居大不易。可是谁能想到，与这种连一般知识分子都切感生计艰难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难以统计的市蠹型流氓们，正靠着两个大市场，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所谓两大市场，就是在长安外郭城商业区里各占两坊之地的东市和西市。据《长安志》记载，东西两市各有220行。当时有个日本留学僧正在长安学习，他在日记里写道：“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想一想，12行便拥有4000家店铺，总共440行的两市。该有多少商肆店家呢？
店家多，混迹在市场内的流氓也多。《酉阳杂俎》对此情景有概述，大概是说一伙一伙剃着光头、皮肤上雕着各种花纹的恶棍，手执羊骨，臂缠长蛇，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张拳强劫”，客商或有不满，便举起羊骨殴人。唐武宗时，薛元赏官拜京兆尹，上任三天便收捕此辈30余人，全部杖毙，陈尸于市，以儆同类。但用不了多长时间，旧观恢复，甚至连深居宫中的唐宣宗也知道两市间有此积患，专门发了一道《委京兆尹捉获奸人诏》，内有：“如闻近日多有闲人，不务家业，尝怀凶恶，肆意行非，专于坊市之间，胁取人财物……”云云。以至后来形成了每逢京兆尹换人，必以捕杀一批坊市恶棍为新官上任立威的规律，但也终究不能根除。
除恃暴力向商贩顾客敲诈外，把持牙业、欺行霸市，是流氓们跳梁两市的另—条途径。而宦官和长安市上流氓的勾结，早在唐德宗时就已经是公开的现象。当时有所谓“宫市”，即宦官去东西两大市场为皇室购物，种种讹诈勒索，多赖流氓为之帮衬。“宫市”之害，许多人都发表过激烈意见，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就是为揭露此弊而作。但宦官为之公开辩解的理由，即为“京师游于堕业者数千万”而皆“仰宫市取给”。照此逻辑，商品市场成为流氓吃饭的大锅，当属天经地义。
市井凶焰有庙堂可恃，进而出现了流氓为人收买、成为介入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之杀手保镖的恶相。如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靖安坊被刺。同一天，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被人伤首。当日京城大骇，满布恐怖气氛。官员出门，纷纷雇用保镖。又如开成三年（838）正月，宰相李石在亲仁里遭到袭击，根据分析，幕后策划者正是宦官头子仇士良，吓得百官都不敢出门，皇帝上朝时往阶下—看，总共才到了没几个人。
更新奇的还在于又有一批西域流氓也加入了市棍行列。早在唐初，突厥降人被迁入长安就有近万家。“安史之乱”的平定，得朔方、安西、回纥、大食诸部之力不少，又有很多西域诸胡得居功留滞京师，并往商业区勾当，“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除了恃力纵暴外，西域流氓的特色“生意”是放高利贷，许多史料都证明这些人大都聚居在西市，放债对象以商人百姓为重点，也有衣冠子弟。此外，偷盗抢劫这些事，他们也干了不少。让地方官府头疼的是，西域流氓爱穿汉服作案。而本土流氓又爱穿“胡服”作案。所谓“贼出百端，诈伪非一。胡养汉帽，汉着胡帽”。（刘肃《大唐新语》卷9）归根结底，都是为制造假象，以至惹出政府一道明文规定：今后诸胡在京师者，不得再穿汉服！
两宋：“红灯区”里的众生相
以五代结束、宋朝开国为起点，中国古代流氓群体进入了转型期，色情行业的空前兴盛和赖此为生的流氓种类及其行为，有了急速的增长。
据《东京梦华录》称，北宋时京师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打个大折扣，算它为3000家之数吧。则可以推定，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业的篾片帮闲起码不下数万之众。
以陪宴写帖、房中做手、楼下相帮、王八龟儿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里勾当者，彻头彻尾地同卖淫生意捆在一起，并依“营业额”大小和老鸨、妓女分享物质利益。他们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诨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凭下棋打牌、做局“抬轿”的伎俩，在房内博局上伴赌；还有的仅仗弄腿使拳的狠劲、传言送语的口劲或撒泼行赖的刁劲，分别担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