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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片上用黑漆书写着蝌蚪文,这就是纸张发明前古人用来记事作文的“竹书”。竹书装了几十车,全被送到京师洛阳,经著名学者束皙等人考订整理,一共编定出古书16种75篇,其中包括至今被史家视作珍籍的《竹书纪年》。最让人痛惜的是,由于偷儿的肆意践踏并燃简照明,有七篇竹书因残损严重,再也没法辨识原貌了。
西晋政府下令严缉暴殄文物珍籍的罪犯,方幸得手的窃贼很快便落入法网。到唐人纂修《晋书》时,便根据官方存档,赫然写上了“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一个小小的盗墓毛贼居然名垂青史,这在官修正史上是个异数,恐怕连不准本人也没想到过。
盗墓这种勾当,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偷窃行为。春秋时,孔子去参加鲁国摄政季平子的丧礼,见其亲属正要将国君佩带的玉器放入他的棺椁中陪葬,连忙上前阻止说:“放如此贵重的宝玉陪葬,岂不是要让死者暴露尸骸于荒原?”贵为摄政王者尚未入土,孔子已经先担忧起陵墓被人发掘的可能性,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盗墓风气已十分猖獗了。
墓穴乃死人葬所,这等阴森可怖之地而引人入胜,关键在于自西周以来逐渐扬厉的厚葬习俗。富贵人家的墓葬,棺椁必重,陪葬必厚,珠玉货宝,衣被珍玩,以及死者生前使用的名贵器用等,大量地随其入土。于是许多以偷盗为生的窃贼,竞相把攫取目标由活人转向死人,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作案时风险小并容易遮盖犯罪形迹,从而减少了遭捕被究的机会。《吕氏春秋》点明这批盗墓贼的社会渣滓身份:都是些不顾从法令、不听从父兄教诲的子弟。凡用釜吃安分饭的乡邻们都要群起驱逐他们。他们畏惧耕田砍柴的辛劳,又贪求美衣侈食的享受,小聪明便耍在干坏事上,遂结成掘冢盗墓的团伙,日夜凿道钻穴,偷窃瓜分坟内的葬物。据《汉书·地理志》载,彼时赵国、中山国等地方,盗墓几乎泛滥成灾。再看杂书上有关历代流氓犯罪的史料,差不多都有这类勾当的记录。如汉初时黑社会的巨枭郭解手下,就有一大帮专以盗掘坟墓为能事的喽。
古代窃贼盗墓的方式,大致依发掘对象规模的大小,分作两类。倘是颇具规模的陵墓,通常是团伙作案。他们或者是于陵墓附近盖房,然后在房内挖掘通往墓穴的地道,利在“施工”从容而不露形迹,或者是聚群力连夜剖掘,利在“速决”。倘是一般坟丘,或虽具规模但防盗措施简易者,通常是两三个人乃至单体作案,多为估准棺位,掘个洞钻进去。为遮掩形迹,洞口愈小愈好,不少盗墓贼都特为练就了在仅可容身的通道内仰进俯出的本事,有人甚至能俯卧尸上,在没法转身的极窄空间里,将死者衣裳一件件反穿在自己身上。“专业”的掘冢贼多使用一种专为盗墓用的“洛阳铲”,也称“探铲”。铲头为半筒形,既可装柄,亦可系以长绳,下探至数十米处,再根据铲头带上的土质判知地下堆积情况。这玩意如今已成为考古勘查的常用工具,倒是古代窃贼始料未及的。
活鬼要发死人财(2)
封建王朝历禁盗墓,如唐代刑律规定:掘冢者流配,开棺者处绞刑。但法网再密,怎抵罪犯之欲潮汹涌呢?
劫质绑票索赎金(1)
赵广汉是西汉昭宣时期的大臣,曾因代理京师长官整肃社会治安获得舆论称赞,并被实授京兆尹。《汉书·赵广汉传》里,收有不少他同犯罪团伙斗争的事迹,其中有两例是专讲绑票的。一是某日,长安恶少数人,在僻冷穷巷的一间空房子内聚会,计划劫持某人,向其家属勒索。商议未定,赵广汉派出的缇骑已将他们包围。经逮捕审讯,皆供认犯罪预谋不讳。一是长安有个富人苏回,靠捐输财物,在皇家羽林军里得一郎官职务。两个不法分子觊觎他家产,遂将他绑架。移时,赵广汉亲自率人赶到苏回被羁押所在,自己站在庭院里,派长安丞龚奢去叩屋门,同绑匪谈判。龚奢遵照赵的嘱咐,温言善语道:“京兆尹赵广汉多谢两位,千万别杀人质,他是皇上的宿卫官员啊!你们若释放人质,束手伏罪,京兆尹保证善待二位。如果有幸遇上大赦,还可解脱罪名,赦免回家。”两个人没想到官府追捕如此神速,都吃惊不已,决定接受龚奢的劝告,开门自首,向赵广汉叩头认罪。赵广汉见苏回安然无恙,也高兴得跪下来向两个罪犯道谢:“郎官还活着,赵广汉感谢你们的厚爱。”
《汉书》作者述此两事的本意,是想说明赵广汉“发奸伏”的能力。但读者亦可从中感受到即便在这位长官的治理下,京师的绑票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作案者在勒索不成或遭官司缉捕的情况下,随时有杀害人质的可能,使官府常常处在被动地位。要不然,何以堂堂京兆尹还得派人向罪犯求情,乃至跪下来相谢呢?
到了东汉时,京都洛阳的流氓劫人质勒财物的活动,比西汉益甚。《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的儿子才十岁,在家门口玩耍,被三个恶棍劫走,关在某处楼上,通知桥玄拿出钱来赎人。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尉率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法无天,我身为大臣,岂能为保一小儿之命,让恶棍逃脱!”促令强攻,结果其儿子被绑贼杀害。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绑贼勒索,甚至不惜牺牲人质,略见东汉政府对于城市流氓绑票活动的无奈。
唐宋以还,城市流氓的绑票对象益加向富家小儿集中,一则作案方便,二则油水肥腴,三则勒索成功后,因小儿无知,不易暴露行藏。《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便是根据原载于宋人岳珂所著《史》里的史实改编,谓北宋神宗时,某年元宵之夜,大臣王韶的五岁小儿南陔由仆人驮在背上,去东京闹市区观看灯景。乍出府门,即被绑贼盯上,跟踪到人多拥挤处,觑准仆人抬头看灯且松手伸个懒腰的一瞬间,便把南陔驮到了自己背上,迅速遁去,而小孩因胯下依旧有人驮着,竟于不知不觉中已被人拐走。这等手法,比之《水浒传》里雷横和李逵搭档掳走沧州知府的小衙内,显然高明多了。
明清时代的流氓绑赎小儿风尤甚。郑仲夔著《耳新》,辟有专节介绍潮州和惠州的“勒赎”:作案团伙专以富豪家子弟为人质,一上手就用布条将眼睛蒙住,七拐八弯,带至深藏在闾巷的巢穴里,然后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张贴告示,暗示被绑人家属用现金赎取。一旦家属照其所示方式与之联系上后,必尽情敲诈,餍其所欲后再放回。如果家属不能满足对方条件甚或告官查捕,他们便以残害被绑人的肉体相威胁。
劫质绑票索赎金(2)
清代时的北京,还有一些既想勒索钱财,又怕承担绑匪罪名的无赖辈,想出新的花样:在市街上拐得小儿后,贴出告白,略言某日在某处收容迷失儿童,盼家长前来认领。及家长来认领时,照样勒索寻笔“谢金”,这似乎更近于流氓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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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行诈“美人局”(1)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据专家考证,系根据发生在南宋时代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其故事原型为,有个姓李的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下榻在一家旅店里。旅店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寂寞的暴发户想入非非。
有一天,李某正站在旅店门口偷窥对门,有个卖黄柑的小贩经过。他既想吃黄柑,又舍不得掏钱买,便建议和小贩以“关扑”(关扑,一种博戏。参见本书第八章中“钱·押宝·掷骰子”一节)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里显露两手。没想到心猿意马,扑了十千钱都没扑出一个“浑成”来,黄柑一个没到口,反输了一万,连喊可恨可恼。
过会儿,对门宅院里出来个小僮,端一盘黄柑送给李某,说是我家主母见官人扑柑子不成,反折了本钱,有些不忍,派小人送几个家藏的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得知“主母”就是门帘后的美人儿,心波大动,忙拉小僮攀谈起来。原来这家主人是官员,外出公干,留下年轻的主妇看家。登徒子自忖有香可偷,便收拾些礼物,拜托小僮回谢他主母,这就把线儿牵上了。此后,那少妇常使小僮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亦必用布匹首饰等贵重物品回报。隔帘儿看倩影,李某恨不得一步跨过“天河”去。
几番周折,李某经小僮过手,把他家仆从丫环全部买通后,终于得了个趁夜进门与心上人幽会的机会。岂知三杯色媒酒下肚,正待行那苟且之事,长年在外公干的主人突然回家来了,恰得“捉奸捉双”,拍桌打凳,要把姓李的捆去官府,治他个诱奸官眷的罪名。李某害怕吃官司,更怕这一来永远耽搁了自己仕进的门路,忙跪下向主人求饶,情愿输财“私了”。主人即派仆役们一起随他回旅店,将其财物掠劫一空。次日,窃幸已花钱消灾的李某偷窥对门,竟是人去楼空。再悄悄打听,才知道这户人家不知是从哪儿搬来赁屋暂住的,又不知为何连夜搬走了。
这就是泗水潜夫《南宋市肆纪》里所谓“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的“美人局”。一伙棍骗型流氓用妓女假扮“主母”为诱饵,把贪恋美色的阔少引到了“局”中。可笑的是这个心怀鬼胎的李某,人财两空尚不敢声张。
类似的色相局骗,到元明时更加盛行,如:
戳包儿,一伙棍骗假借替外埠人说合婚事。相亲时,以盛妆美人出面,临娶时以丑者易换。“顶缸”人多为他们从街上哄来当“马儿”的女丐,同样是受骗者。
拿殃儿,比上述方式再深入一步,充当“新娘”的同伙坐在花轿里抬过门,几天内,里应外合,把受骗人家的财物细软席卷一空。
打乖儿,即规模更巨的风流阵。举明代万历末年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为证:有个已故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少爷和其继母同居京城,因家资饶富,被一伙棍骗看中。棍骗串通妓院中人,先租个大宅院装门面。接着,有“媒婆”上徐府说亲,诡称女方乃皇妃郑贵妃的侄女。徐公子和继母听说可同皇亲结缡,喜不自胜。继母随媒人去“郑府”,“郑夫人”和“郑小姐”全露了脸,府上从管家到执事,一应俱全。结果徐家被骗走“聘礼”无数,连徐公子住在扬州原籍的伯父亦被这些人以侄儿名义诓走玉狮一双、白银500两。到了“娶亲”之日,好戏终场,租来的宅院里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事后徐家报官,反复追查,迄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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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行诈“美人局”(2)
扎火囤,即用妓女扮眷属,诱人入彀,届时“捉奸”,以讹财方式“私了”,就是前述李某栽入的这一种骗局。
到清代时,又有“仙人跳”、“放白鸽”、“拆白党”等各色名称,花样百出,不—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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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1)
北宋时,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有一处御题碑文的“列女之墓”。封土树表时,郡县长官亲临致奠,礼隆备至。此事《宋史》里有记载,其原委正可见古代流氓作恶一例。
被旌为“列女”的,是当地一位民家少妇,娘家姓张,因张氏有几分姿色,引起同住一里的流氓谢师乞的垂涎,曾几度找机会挑逗,被张氏痛斥。某日,谢师乞探知张氏一人在家,竟怀揣利刃摸进门来,意欲逼奸。张氏不从,谢即拔刀在手,目露凶光威胁道:“顺我则生,不从则死!”张怒骂道:“庸奴!我宁可死,也不会任你摆布!”两人撕掳中,谢杀心陡起,刀伤张氏咽喉。张奋力抓住对方,高声呼救。众邻居闻声赶来,合力擒住谢师乞,而张氏终因伤重,抢救不及死去。此案逐级上报朝廷,诏封张氏为“旌德县君”。那个强奸杀人的凶犯结局如何,史传上没有交代,想必应该受到法律严惩吧。
窜名于“二十四史”的流氓强奸犯,绝不止谢师乞一个。古代流氓作恶百端,性犯罪实为大宗,不胜枚举。当然,与趁乱打劫的兵勇匪盗之强奸妇女相比,流氓辈在这方面的恶行,尚自呈现出“痞”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封建法典对强奸罪处刑极严,而厕身市井的流氓则不比公然啸聚的兵匪,他们既要图逞淫欲,又怕以强奸罪名罹法,所以在作歹手法上,